1. 引言
《道德经》又名《老子》，是中国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治国、齐家、修身、立学等诸多方面，被誉为“万经之王”。近代以来，《道德经》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各种译本层出不穷，仅英语译本就有553种，占比最大 [1]。纵观国内《道德经》英译研究现状，既有针对不同译本的对比分析，也有针对单一译本的鉴赏和评论，还有围绕某些关键词进行的深入研究，如“道”、“德”、“天”等基本概念，但是总体来说，关于“无为”翻译的针对性研究仍为数不多。
“无为”是老子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世界哲学思想中的一块瑰宝。“无为即有为——‘无为’无不为”、“无中生有”、“有与无的相互转化”的精彩哲学观念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不能对“无为”进行完整而通透的阐释，就意味着无法捕捉《道德经》的灵魂。将不同译本中“无为”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道家思想之精髓，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良性传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因此，笔者试图以阐释学为理论工具，在对《道德经》中核心概念“无为”的涵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James Legge (理雅各)和R. B. Blakney (布莱克尼)这两个译本中“无为”不同翻译的影响因素。
2. 阐释学
阐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诠释学、解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 [2]。早期的阐释学源于对圣经文本的解释 [2]，后逐渐衍生到对其他文本的诠释。当直接的诠释不起作用或者需要引入理解和沟通的艺术时，就需要运用诠释性的原则或方法。
阐释学与翻译之间颇有渊源，其词根来自于古希腊神话中信使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他的使命即传送众神的消息给人类 [2]。同时，鉴于神与人使用的语言大相径庭，赫尔墨斯无形中还起到了翻译的作用，由此得知，阐释学最初即兼具“翻译”之义 [3]。
二十世纪初期，海德格尔(Heidegger)推动方法论阐释学向本体论阐释学转变，引起了阐释学的一次革命，而伽达默尔(Gadamer)受其影响，创立了哲学阐释学 [3]。“前理解”是海德格尔提到的一个重要范畴，由“前有”、“前见”和“前设”构成 [4]。这是理解的基础，继而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 [5]。在伽达默尔眼中，“理解的历史性”表明，理解过程是历史的，阐释的主体(读者或译者)和客体(文本)均内嵌在历史之中，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特殊性 [2]。
“视域”是伽达默尔提出的另一核心概念，顾名思义，即看视的范围，包括从某个角度出发所能看见的一切 [2]。伽达默尔指出，理解者和阐释者共同的任务就是要扩展自身的视域，并与他人视域相互交融，即所谓的“视域融合” [2]。一言以蔽之，翻译就是指具有历史性的译者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让自身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新视域的过程 [6]。
下文将重点从“前理解”、“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等概念出发，分析“无为”的各种涵义以及两个译本中“无为”不同翻译的影响因素。
3. “无为”的内涵
在老子五千多字、共81个章节的《道德经》中，“无为”这一核心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总计出现了12次。显而易见，老子在撰写《道德经》时，通过反复论述“无为”的内涵，来强调“无为”的重要性。
《道德经》秉持东方朴素哲学的观点，在人类社会历史早期就提出了万事万物应“道”而生的理念，这给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老子指出，自然界万事万物产生于“道”，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7]。此外，老子也很注重“道法自然”，即让万物自生自长，而不强加干预，这就是“道”的“无为” [7]。另一方面，老子通过自身数十年对自然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悉心观察和探索，得出自然之规律和精髓，倡导人们必须学习“道”的“无为”。他给统治者提出的建议是，帝王要顺应自然规律，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能干涉过多，更不能任意妄为，这就是以德为本者需要做到的“无为”。
《道德经》对“无为”做了进一步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无为”的概念，即“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译成白话就是：“使万物生存并蓄养他们，虽然使之存在却不去占有，虽然有所作为却不自负，虽然居长却不强行主宰” [7]。在这段描述“道”和“无为”特征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道”之“无为”所表现出的“宽容”、“不争”、“慈爱”、“功成身退”等高尚人文属性。这样的观点展现了老子对于“天道”之“无为”这一性格特征的诠释，是向人类世界揭示“道”的命格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举动。
从老子这番经典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解读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万物的关联，同时也深度阐释了“无为”的内涵。“不占有”即无贪欲，“不居功”即无名欲，“不主宰”即无权欲。老子用“无为”来形容“道”、表述“道”，给人以极大的启迪，也是向全世界宣告“神秘大道”的存在。
除了《道德经》中对“无为”的阐释，我们再看看从说文解字的角度可以怎样理解“无为”。庞朴在其著作《说無》中提到，“无”有以下三种意思：同“亡”，表示先有后无；同“無”，表示似无实有；同“无”，与“有”相对 [8]。通过“无”字的这三种含义，学者章媛提炼出了《道德经》中“无为”三个层面的内涵：先有为而后无为，从而得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看似无为实则有为，借助意识层面的隐性之为取得超越显性之为的效果，乃为之于无形；无为而无不为，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暗含的意义相似，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 [9]。
由以上论述可知，“无为”绝非字面意义上的“不做、不为”，而是具有深厚的哲学意味和政治色彩。笔者认为，鉴于老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出于对黎民疾苦的感知与同情，他倡导的“无为”，从哲学角度来看，即顺应自然而不妄为，也就是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把握好适度原则，避免一味“有为”而造成过犹不及的局面。
4. “无为”的不同翻译及其翻译影响因素
从上文论述可知，《道德经》中“无为”的内涵非常丰富，那么不同译者的理解和阐释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哪些因素对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 理雅各和布莱克尼两个译本中“无为”的不同翻译
理雅各的译本最早成书于1891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经典译本；而布莱克尼的译本首次出版于1955年，风格独特，在美国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便于分析对比，笔者将两个译本中“无为”的翻译摘录出来，与原文对齐，详见表1。
Table 1.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wuwei in James Legge’s and R. B. Blakney’s versions
表1. 理雅各和布莱克尼译本中“无为”的翻译
比较两位译者的翻译，我们发现，理雅各对“无为”的理解并没有布莱克尼那么深刻。理雅各将“无为”解释为“do nothing, act without (thinking of) acting”等，这层理解倾向于将“无为”解释为无所作为，体现的是一种无能为力，而并没有“顺应自然之道，放手任其自由发展”的意味。李约瑟曾明确指出，把“无为”翻译成“无所作为”或“不活动”是汉学家们弄错了，这并没有真正反应“无为”的内涵 [10]。而相较之下，布莱克尼对“无为”的翻译更能彰显老子本身要表达的哲学思想，从英文字面解释中就体现了“不争”、“退隐不居功”、“顺其自然，让天道运行”等深刻的哲学涵义。
由于“无为”在《道德经》中出现次数较多，以下主要选取“为无为，则无不治”、“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句子从阐释学的角度来分析影响两位译者翻译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4.2. 阐释学视角下“无为”不同翻译的影响因素
在上文中，我们着重提到了阐释学中“前理解”、“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等核心概念，下面将从这几方面展开论述。
4.2.1. 译者的前理解
海德格尔认为“前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前有”、“前见”和“前设”，这也就表明，在翻译中，特定的文化传统会对译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4]。下面具体来看看对两位译者的译文产生关键性影响的文化传统。
理雅各在来中国之前，就已开始学习中文，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融入了当地的语境和文化，其中文水平更是大幅提升。在他看来，传教士如不能深刻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把基督教义用中国文化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传教结果必然不甚理想，这也是他下定决心要将中国经典译成英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雅各的前理解深受利玛窦等前传教士的影响。李玉良曾在其著作中提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自十六世纪中叶起，便引入和发扬了沙勿略的“合儒”方法 [11]。在翻译典籍的过程中，利玛窦一方面从经典作品中搜寻和基督教核心教义相似的文化契合点，另一方面也通过基督教义呼应了儒家思想 [11]。这种中西合并、以文化为切入点的传统，对后来的传教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也是理雅各前理解的一部分 [6]。
从他的翻译中可以看出，理雅各在尽量保留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基督教的宗教思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经典与基督教义融为一体。例如，理雅各将《道德经》第三章中的“无为”译成“abstinence from action” [7]。众所周知，“abstinence”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词，在圣经中指的是“禁食” [12]，也可泛指“禁欲”。在宗教语境中，“禁欲”旨在让人们摆脱一些世俗的欲望，并接受更为崇高的价值理念。由此可见，理雅各利用前传教士曾经采用的策略，试图在中国文化中植入一些基督教思想。如果说理雅各认为老子笔下的“无为”是不为，那么他翻译的“无为”除了字面意思之外，还融入了基督教的“禁欲”和“皈依上帝国度”等宗教层次“不作为”的内涵，是对“无为”思想基督化相当典型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布莱克尼的译本。布莱克尼的前理解受神秘主义的影响非常大。“神秘主义”一词源自拉丁语，本身有隐藏或隐蔽之意。自古以来，人类受自身局限，对某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心存敬畏，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些神奇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最终演变为神秘主义，对西方人而言，这种观念亦由来已久 [13]。布莱克尼曾经提到，多年前在福州的时候，就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深深地吸引了，这里所说的神秘主义也就是《道德经》中一些玄妙的观点，因此他才一直想要翻译《道德经》，后来终于得偿所愿 [14]。此外，提到《道德经》，就不得不提布莱克尼翻译的Meister Eckhart，该书在格式和基本方法层面都可以算是其《道德经》译本的模板，涵盖了德国神秘主义创始人埃克哈特·约翰尼斯的重要作品 [14]。
以上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出，神秘主义对于布莱克尼的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他前理解的一部分。以第三章中“无为”的翻译为例，布莱克尼的译文是“be still” [14]。也许很多人会感到困惑，甚至会想，这两者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了解一点布莱克尼的思想，就会发现，他认为“安静”是“无为”的来源，安静、刻意不作为的行为让自我放空，“道”才得以通过自身起作用 [14]。其实这一点也与《圣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圣经》中提倡众人要“保持安静”，等待神的救赎，让神的道自然发生作用以彰显神的荣耀。这些深深扎根在布莱克尼心中的神学思想道出了他对“无为”的理解，道出了他是如何从基督教视角看待老子“无为”思想的。
综上所述，理雅各的前理解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奉行的传统有关，而布莱克尼的前理解主要受神秘主义的影响，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
4.2.2. 译者理解的历史性
阐释学告诉我们，无论是理解的主体还是理解的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由于翻译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进行的，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 [6]。
十九世纪后半期，理雅各翻译中文经典之时，中国的国力远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完全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理雅各是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情况下完成翻译工作的。当时，由于《道德经》在翻译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西方世界可以任意“装扮把玩”，这剥夺了包括《道德经》在内所有中国传统典籍在西译过程中的文化对等性权利 [9]。
尽管理雅各力求客观，也对《道德经》原文做了大量研究，但我们不能否认特定历史时代带来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会引起误解。例如，在第37章中，“无为”被翻译成“does nothing (for the sake of doing it)” [7]。然而，从原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可以看出，这里的“无为”是用来形容“道”，如果说“道”什么都不做，难免显得逻辑不通。这样的误解，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地位不等，译者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探索而导致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研究道教的文献不足，而且理雅各本人也曾说，其中有些表述值得商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5]。这正说明理解的历史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翻译。
下面再看看布莱克尼翻译《道德经》的时代背景。1918年，年轻的布莱克尼不仅获得了麻省理工的土木工程学位，同时也从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顺利毕业，那时美国刚加入一战，他便被任命为陆军牧师，后来很快和新婚妻子去了中国，逐步走上研究中国文化之路，尽管当时翻译《道德经》还没有提上议程，布莱克尼已经表现出对中华文化强烈的兴趣 [14]。但作为一名牧师，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教，而且当时美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迫切希望向其他国家传播自己的思想文化，所以布莱克尼开始翻译时，作品中也表现出这一特点。
同样以第37章为例，“无为”被翻译成了“still” [14]。我们上面提到，这里的“无为”是用来描述“道”，那么布莱克尼是如何解释的呢？“道”对应于中世纪“上帝”的概念 [14]。此外，他还认为要“让上帝成为你心中的上帝”，或者说，让上帝的话语引领你的内心去行动 [1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神秘主义之外，布莱克尼的翻译中也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思想。毕竟，作为传教士，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肩负着自己的使命，也希望把基督教传播到全世界。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影响理雅各翻译的时代因素主要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并且那时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相当少见。至于布莱克尼，由于当时美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并热衷于在全世界传播其宗教和文化，“美国梦”和“美国新教文化”思想在本土资本主义社会宣传得如火如荼，因此他身上肩负着传教的使命，在翻译中也可见一斑。总之，在理解的历史性影响之下必定会有不同的译文产出，因为译者生于不同的时代，翻译目的、翻译方式亦不同，这都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
4.2.3. 译者的视域
视域用于描述我们理解人或事物时独特而有限的视角，即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它源于传统、所受教育和生活经历 [16]。下面将根据译者的不同视域，探讨影响“无为”译文的个人因素。
理雅各出生在一个非国教派的富裕家庭，家庭氛围比较开明，这一点对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作为传教士，理雅各的态度与其他西方人大不相同。他一直热爱中国，也热爱中国人，而且非常尊重中国文化 [17]。总体来看，理雅各翻译《道德经》时，对东方哲学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就翻译策略而言，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直译，尽量忠实于原文，很少有变动。
此外，潘琳曾指出，理雅各与其他传教士相比，劣势在于他在中国内地生活经历不足，对道教缺乏丰富的理解 [15]；并且，在理雅各心里，儒家经典分量更重，道教并未得到同等的重视 [15]，这也得以解释译文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第10章中，“无为”被翻译成“without any (purpose of) action” [7]。他要强调的是，老子所说的“无为”，就是无目的，如果有目的，所有带目的的努力肯定会失败 [9]。但是，上文我们在梳理“无为”的涵义时已经发现，重点并不在于有没有目的，如果一定要提到目的，在译文中就要包含“有无目的”两个方面，所以翻译并不准确，只传达了部分含义。
与理雅各的经历类似，布莱克尼也曾作为传教士到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到美国之后便开始翻译《道德经》。正是由于先前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和对中华文化的思考与感悟，决定了他对《道德经》的不同解读。首先，他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使得他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及理解更为深刻 [14]。其次，布莱克尼对翻译的看法与理雅各的不同。布莱克尼认为，当源语在翻译中成为障碍时，译者应该去掉原文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他在必要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以西方文明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诠释东方哲学思想 [14]。
同样以第10章的“无为”为例，在本章中，“无为”被译成“not interfere” [14]。很明显，这和源语的字面意思不太一样，采取了更为意译的表达。一方面，这说明布莱克尼对“无为”的认识更加深刻一些，并未浮于表面。上文我们梳理过“无为”的不同涵义，和布莱克尼的理解或许有出入，但在此处，布莱克尼的翻译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因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顺应自然而为，不要对人民横加干涉，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应“not interfere”。另一方面，布莱克尼这里对“无为”的翻译也直接体现了他的翻译理念，即翻译不要受源语字面意思的束缚，尤其是源语对翻译形成一定阻碍时，他更倾向于采用意译的方式，尽量在受众文化中找到对应的概念，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总而言之，这些因素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视域。
综上可知，理雅各的译文受其翻译理念以及在中国经历的影响颇深，而布莱克尼的翻译亦是如此。通过分析译者不同的视域，我们对于其如何影响译文的产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结论
通过对《道德经》中“无为”的涵义进行考察，并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了理雅各和布莱克尼这两个译本中“无为”不同的翻译后发现，影响两位译者对“无为”不同翻译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文化传统、时代以及译者个人等因素。布莱克尼曾说，每个译者都认为其他译者的翻译有瑕疵，希望自己能译出完美的作品，但事实上，结果未必尽如人意 [14]。其实，对于经典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并非坏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古典文化不断被全世界更多的人解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解读，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并且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永葆生机。当然，这也给了我们当代译者很多启示，要想准确把握源语文本的精髓，必须深入了解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才能创造出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作品。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儒家思想在当代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21YBA0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