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伊始，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开始蔓延。目前国际疫情仍呈现逐渐攀升的不可遏制之势，国内疫情虽然在小范围内有反弹的迹象，但总体上得到了及时有效地控制，各地教学秩序逐步恢复。2020年5月7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电[2020] 14号)指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领域，发展趋势逐步走向民主化与普及化，教育内容愈加丰富、教学组织形式与方法愈加多元、教育过程由阶段性走向终身性。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及今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趋势，5G技术的落地和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开启了一场实质意义的教育教学变革。在此时代背景下，我国学校落实教育部和工业信息化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线上教育。经历了大规模在线教育的洗礼与考验，形成了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新形态。
疫情防控的新常态引发教与学的变革表现有哪些？对师生关系产生了什么实质影响？目前师生关系的困境是什么？面对师生关系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们应该形成怎样的认知与应对？基于以上四个问题的思考，本文通过对师生关系历史沿革的剖析，进一步探讨传统师生关系与现代师生关系差异，分析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技术发展的趋势、师生发展的需求，回归师生关系的本质，重塑良好的师生关系，构筑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新生态。
2. 师生关系的演变历程
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它是指教师与学生双方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为完成一定的教育任务，以“教”与“学”为中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师生关系的优劣不仅直接关系着教师的专业成长与个体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对提高教育教学的水平与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师生关系的演变历程，揭示师生关系的实质，是分析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前提。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生产力的角度被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1]。
(一) 农业社会的师生关系
农业社会即前工业社会，大约始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世纪末蒸汽动力的诞生之前。从原始采集渔猎过渡到农业和畜牧业，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是简单的家庭劳动分工、自给自足的分散经济和零散的手工业。漫长的农业社会历经9000余年，从生产关系来看，涵盖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3种社会形态。纵观教育发展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师生关系呈现了血缘关系、道德关系、行政关系和知识传授关系的衍变状态。
“母系氏族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平等的生活。”“生产工具的进步，使他们有更大的生产斗争本领，有更丰富的资料来源。这些经验，不仅需要推广，更需要传授给年轻一代。” [2] 可见，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源于氏族部落经验传授，师生关系源于亲缘族群关系。“师生关系是从人类血缘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从人类血缘关系中教育功能社会化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职业关系。” [3] 奴隶社会时期，人伦道德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学记》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教学理论专著 [4] ”，书中提出的“大学始教，皮弃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人学鼓筐，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柿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践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 [5] ”为师生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真实写照。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汉代‘察举制度’的推行，使求学成为获得权力与财富的途径，进而使师生关系依附于皇权政治体系 [6] ”，集中体现了教育掣肘于政治，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特点，师生关系异化为一种行政关系。
隋唐后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取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诞生将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来组织教学活动，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前提条件” [7]。师生关系在道德关系和行政关系的基础上凸显为知识传授关系，教师作为知识的拥有者被神话，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是被塑造或设计的对象。
(二) 工业社会的师生关系
工业社会始于17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持续200余年的工业社会不仅使人类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把近代生产力推向了高潮，而且还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工业文明的引领下，夸美纽斯提出了班级授课制，使教育的普及化成为可能，教师作为知识与技能等谋生手段的象征被学生敬畏，学生是被动的学习者与接受者，师生之间建立了一对多的关系；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把知识的学习作为教育的目的，强化了教师的中心地位，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对于教师须保持一种被动的状态” [8]；启蒙运动和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崇尚遵循儿童的天性，培养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杜威继承卢梭的思想，倡导教育的“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学生是一切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学生的学习，满足学生的需要，而非直接布置安排学习过程。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各种教育思潮的影响，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亦体现为“学生中心”、“实验中心”，师生关系中学生是中心，是教育的起点，亦是教育的目的。综上，工业社会师生关系延续了农业社会的知识传授关系，经历了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两种形态。
(三) 信息社会的师生关系
信息社会始于20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及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迈入了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兴起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人工智能、云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加快了知识的普及和应用，知识量呈几何数增长，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信息共享平台，知识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使教育的过程、手段和目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化、民主化和创新性、学习终身化、泛在化及网络教学的选择性等特点使“教”与“学”发生巨大的变革。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部分代替传统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人格塑造却无法通过信息技术来完成，教师由传统教育的知识传授者演变为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组织者、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问题意识的启发者，教师需了解学生学习的个性需求并帮助学生确定个性化的学习方向。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信息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信息社会的师生关系的建构突破了物理和人际关系构成的二维空间，形成物理空间、人际关系空间及网络空间三者相互作用的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空间。
随着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现代教育教学关系中的师生享有既定的权利和义务，形成了平等、自由、合作的法律关系；由于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和随意性，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心理与情感是信息社会师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兴趣、理想、信念的一致性与情感的融合。因此，法律关系和心理关系的形成是师生关系在信息社会的新发展。
不同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的师生关系，信息社会中“云时代的课堂和师生关系最重要的是具有‘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的特征 [9]。”教学活动突破了原有的时间和空间要求，师生之间互相学习，呈现“主体间性”的交互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地位趋于平等，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即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又是学生认识的客体；学生即是教师改造的客体，同时又是学生自身学习活动的主体，师生双方都是主客体的统一 [10]。”师生关系呈现“双主体”形态。
回顾师生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师生关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在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一方面体现为知识传授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为人际交往关系，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生产力的制约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的影响，师生关系呈现“教师中心”、“学生中心”、“双主体”到“以人为中心”的形态。
第二，师生关系的演变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师生关系的发展历经血缘关系、道德关系、行政关系至法律关系和心理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
第三，师生关系的演变反应了人们对教育教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在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更关注人的发展，凸显人的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发展“继续谋求从静态性的‘师教生学观’到动态性的‘共生互学观’的转换 [11] ”。
3.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困境
疫情常态化改变教育环境和教育形态的同时，也影响着教育内容、形式、过程和结果，对整个教育体系都产生了极大的挑战。疫情常态化加速推动了线上教学的发展，使线上和线下教学的融合教育成为可能。学习模式从既有的固定时间与地点的学习，转变为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的泛在化学习；教学方式正在从传统的单项知识传授变成了交互式的教学；学校形态从一群教师在围墙内的固定教室讲授，逐渐成为教学资源在云端的知识传授大平台。
在教与学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把目光聚焦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可以发现，师生交流的平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除了既定的物理学习空间，教师还可利用网络技术和资源创设虚拟学习社区，学生可以在社区内自由地学习。常态下趋于稳固的师生关系在此背景下也发生着异化，从知识传授、人际交往和教学管理三个方面看，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 知识权威的丧失导致师生关系的淡漠化
传统教育体制下典型的权威型师生关系建立在教师的绝对性权威为约束力的基础上。《学记》所提倡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 [12]。”赫尔巴特在其著作《普通教育学》中也认为“在教育的其他任何职能中，……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 [13]。”这些表明教师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与传承者，在教育教学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其权威建立在教师对信息源的垄断和主导角色的基础上，目前延续几千年的教师主导现象在一定的区域仍然盛行。然而，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为师生双方都提供了丰富的教育教学信息，面对激增的信息源和学生学习的开放性，教师越来越难以胜任“知识权威”这一角色。大数据、云课堂等提供了海量的网络教学资源，知识信息传递的多元化使学生不像往常一样完全依靠教师获得知识；与学生相比，知识的技术化使教师在知识的占有量、学习速度和更新速度上并非一定处于优势地位，若教师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和影响认识不足，教师原来所具备的知识优势和经验优势将荡然无存甚至转为劣势，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随即减弱，学生对教师的认同度自然变低，教师对学生的管理随即成为阻碍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重要因素。可见，传统意义上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教师权威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教师的知识权力地位日渐式微，师生关系逐渐淡漠。
(二) 虚拟场景的设置造成师生关系的形式化
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在线教学成为一种常见的教学模式，在线学习网络好比一座虚拟的开放城市，学习者可以根据各自所需使用网上资源，师生之间的教学是在虚拟学习社区中居于虚拟场景的教学。虚拟学习社区中的学习是一种在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凝聚团队、创造公共目标、在新领域中的经验分享，是一种由教师和学生在虚拟学习社区中逐渐获得有关学科的相似共同经验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的集合(Haythornthwaite, 2005) [14]。虚拟学习成员在网络环境下，以共同学习知识为目的，形成人际关系的网络。质言之，虚拟场景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居于虚拟学习社区的社会网络关系，师生之间或许认识，或许不认识，不一定了解，通过网络进行教学与思想的交流。传统的“人–人”交往模式被“人–机–人”交往模式所取代。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虚拟学习超越了传统课堂边界，通过信息技术提供学习内容与虚拟的学习环境，减少了师生的互动及生生的交流与合作，师生之间原有的实地情境交互特征被互联网技术所取代，师生交往因虚拟空间的特性出现无力感。
虚拟学习场景还带来了师生之间情感的缺失。虚拟场景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信息技术而达成，使师生交往呈现间接化、数字化和选择性，令情感的缺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很难实现情感品质“从简单的对所选择的现象的注意，到复杂而又内在一致的性格和良心 [15] ”的培养。
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交往的对象、层次、角度和方位日益多元，人际交往的功利意识不断增强，但维系人际交往的感情和伦理观念有所淡化，交往的深度不断弱化，原本单纯而又丰富的师生交往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经济利益关系，一部分教师把教学看作领取薪水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忽视学生人格的培养进而使师生关系出现异化，相互信任受到冲击。学生把教师看成一个没有意义载体的符号或名词，师生之间缺乏心理的沟通，精神上的共识与交往以及面对面的言传身教。
交往总是在情境中开展，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非学校化的教学环境难以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情境是话语展开、思想交锋的空间状态。良好的情境不仅有利于话语的展开、交往的继续、情感的互换，而且使交往更加轻松愉快、思想自由奔放、心情格外明朗 [16]。”虚拟的教学场景很难再现真实的教学情境，教师仅凭课后作业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不足于了解学生的学情，导致师生之间教与学目标的错位，影响师生之间的认同与理解，使师生关系流于形式。
(三) 超越时空的教学形成师生关系的单向控制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线上教学为师生带来更多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教学管理的难度。由于上课的时间、地点及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学习课程，在什么条件下学习课程，教学对学生的约束力降低。在民主、平等、自由理念的影响下，现代师生关系的建构强调尊重学生，保障学生自由的学习权利。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的在线教学，学生并非都纳入教师的教学视野下，教师面对个人所在电脑终端上课，难以与学生实现互动，有限地互动难以及时捕捉。“非学校化教学环境下的单向讲授型课堂很难保证教师对学生需求做出及时、正确、有效的判断 [17] ”。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使在线教学异化为“单一对话”模式，泯灭了教师的激情，教师仅仅为了完成授课任务而进行教学，缺乏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知之甚少，若无较高的自律性，学生的学习态度散漫。
面对课堂教学“主播独唱”的窘境，教师不免产生失落情绪。传统文化的“师道尊严”成为教师应对课堂驾驭无力感的最后盾牌。为保证基本课堂教学运行，课堂教学管理中充斥着“严禁”、“静音”及“不得”等规定，学生仅能通过有限的留言沟通渠道发声。超越时空的教学情境使教师将自己的角色视为居高临下的“掌控者”，形成了对学生的单向控制，师生关系异化为上下级的管理关系，而非协作沟通关系。
由于时空分离使师生处于难以直接交流与互动的差异性环境中，缺乏人文关怀和直接的师生、生生情感交流。师生关系的单向控制，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长时间人机对话引起部分学生的焦虑情绪，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对学校效果有极大的负面影响，降低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
4.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重构
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曾说：“就教育效果而言，很重要的一点看师生关系如何 [18]。”师生关系的状态对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学生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传统师生关系受到挑战，面对师生关系的淡漠化、形式化和单向控制等困境，当务之急需要思考的是，师生关系如何适应伴随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走向终身化和个性化的未来教育？因而，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作为支撑教育大厦基石的师生关系，回归师生关系的本质，进而对当前师生关系进行重构。
(一) 转变传统师生角色，建构深层师生交往
“互联网 + 教育”的影响让人始料未及，其涉及面广、速度快及效果显著。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角色发生了重要改变，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师生双方均需重识自我角色，明确教育教学关系中的权责。传统意义上，教师被视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授者，由于信息技术的影响，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师生角色发生了根本转变。教师由课堂的“独奏者”变为“伴奏者”，由教学的主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同行者，由资源的使用者变为设计开发者，由知识的拥有者变为学习的引领者。教师职能亦随着教师角色的转变发生着变化，“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哪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和鼓舞 [19]。”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并非外在游离于学生的学习，而是作为平等中的首席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即“教师是内在于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 [20]。”同时，学生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他是课堂的参与者，知识的建构者和主动的信息获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生是具有超越性的‘受教育者’，在师生互动的具体教育场景中，学生常常会在实际上变为‘非受教育者’，并有可能在实际上充当‘教育者’ [11] ”。
线上教育带来了师生角色的转变，形成新型师生关系观。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固定的学校班级制度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学生处于被选择的位置；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学生居于网络平台拥有大量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教师及学习资源，实现师生的对称性选择。面对新型师生关系的确立，教师职业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教师这一职业会被替代吗？师生关系会由“人与人”异化“机与人”吗？答案是否定的。信息技术作为教育活动中的辅助手段如运用得当定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益，它替代了教师的部分重复性和基础性工作，但为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技术也具有无法超越的“硬伤”。在知识传授领域，信息技术缺乏对学生的引导，教育教学中的人机交互模式无法因材施教，缺乏对学生信息甄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人际关系领域难以实现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健康人格的培育化为泡影；教学管理领域仅能程序化执行，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相去甚远。可见，教师不仅不会被替代，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教育对教师职业和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的权威在新型师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教师权威由教师与知识的关系被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所替代。教师知识权威的衰落表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教师的权威建立在师生之间相互信任、理解，共同参与协商的基础上，教育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探索真知的动态生成过程。当前背景下，“权威不再是超越性的、外在的，而成为共有的、对话性的 [21] ”。
因此，师生关系的建构并非预先设定好的模式，师生交往的生成性关系是建立在师生之间共同对话与反思的基础上，理解、反思越多，师生关系就越丰富、越深化、越具有意义，达成深层师生交往。
(二) 创设多元学习环境，达成有效师生交往
疫情期间线上教育虚拟场景的设置使师生关系陷入虚拟化和形式化的境地。新冠疫情常态化助推了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融合，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融合教育的师生关系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融合教育的模式下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达成有效的师生交往，提升教育质量的前提。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知识传授关系，而且包含了精神交往关系。从本质上看，师生之间的交往都是教育性的。为确实达成有效地师生交往，实现交往的教育性，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首先，需要创设教学情境以消融师生关系的“虚拟化”。为适应社会的变革与要求，教师这一职业的内涵已发生了改变，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他“并非只是传授信息，甚至也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以陈述问题的方式介绍这些知识把它们置于某种条件中，并把各种问题置于其未来情景中，从而使学生能在其答案和更广泛的问题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22]。”学习科学研究表明，有效的学习并不依赖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教学严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和知识源泉之间的联系。“数字化技术与学习内容的有机整合而创建出真实的、良好的学习环境，能有效弥补师生关系的‘虚拟化’ [23]。”由此可见，线上教学的开展需模拟真实学习情境、与学习者进行交互，落脚24点在于学习环境的设置。换言之，虚拟学习环境的设置是实现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变革的基础。为了营造真实生动的虚拟教学情境，更好地融合线上与线下教育，教师需要提升自身的素养，不断锤炼自身的信息获取、甄别、运用能力，以信息技术、学习工具和学习资源为支撑，科学地分析学情，开展个别辅导，实施个性化教学，不断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此外，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线上有效教学目标的达成与线下教学相比，需要不同教学策略。教师需要明确网络教学的特点，避重就轻，运用诸如提前发布教学大纲、播放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启摄像头等多元化教学策略，使虚拟教学情境更接近真实生活，有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数据测录功能进行教学评价。
其次，通过理解与对话达成教学中的“教育性”关系。师生之间教育交往的主要形式是理解和对话，只有通过理解与对话才能实现真正的师生交流，这是在师生双方共同参与、相互吸引、相互包容、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通过对话与理解，师生精神上获得沟通。“教育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的精神发展。因此，师生关系中的精神沟通显得更加突出，通过积极的师生关系，学生获得积极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态度，并且迁移到他的同伴关系，使他与社会与他人形成积极的交往关系，将影响他整个的人生 [24]。”在精神的交往中，师生在彼此跟前都是真实而完整的人，在交往中彼此能更深入地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理解彼此的态度、情感、价值观。建立在理解与对话的基础上，教师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个体的独特性，能够更加信任与尊重学生。
(三) 重视师生教学交互，回归共生师生交往
教学质量和效果与教学方式息息相关。为推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教学的有序开展，线上教学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教学形式。线上教学能解决因时空特殊性和教育情景的多样性及变化性无法进行实地教学的问题，为师生的学习提供便利，但仍存在互动不足，沟通不力、监督反馈不畅、活动难以开展等问题。究其根源，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并未与学生形成真正的交互。
1972年由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提出交互影响距离理论，解释了超越时空的远程学中对话、结构、交互距离、学生自治的概念并解释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为跨越时空教育的独立性学习提出新的视角，有利于学习者学习自主性的充分发挥。其中“师生对话”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关注交流的“内涵”与“质量”，而非“频次”。由此可见，学习者与教师交互、与教材交互、与网络交互、与全班或学习小组交互、与同伴一对一交互，不仅用于课程内容讨论，还可以在课程作业、问题解决、案例分析、实验活动等过程中加以运用。人人交互与人机交互恰当结合，能获得更为理想的交互效果。因此，要消除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的单向控制，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是关键。
师生之间的交往是双向建构关系的动态性、生成性过程。师生交往主要在教学活动中进行，作为教学活动的交往性实践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建构性活动，“它是建立在教师和学生互动和交往的基础上，是师生共同参与，并经过不断地磋商和协调达成共识的过程 [25]。”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师生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师生双方在教学活动中都不断学习与成长，与杜威提出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活动”和“沟通”的教育价值不谋而合。“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当一个沟通的接受者，就获得扩大的和改变的经验。一个人分享别人所想到和所感到的东西，他自己的态度也就或多或少有所改变 [26]。”因而，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只有通过师生主体间的交往，彼此才能展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对师生双方来说都是学习和成长，独立的人格才得于确认和发展；这也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是对原有知识、能力及品格的超越。综上，师生交往是一种动态的、非预期的、生成性的共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