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攻击(aggression)指存在伤人意图的伤害行为反应或倾向(Anderson, & Bushman, 2002; Zhu, Wang, & Xia, 2019)。攻击对被攻击者和攻击实施者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在青少年群体中，被攻击者的身心健康、学业成绩和人际交往等都会因此受到消极影响；以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暴力视频游戏能够致使游戏玩家的攻击性倾向有所增加(吴静，2007)。暴力视频游戏能够激活人们的攻击认知。有研究发现，经常接触暴力视频游戏的人在玩暴力视频游戏后会对攻击相关词汇反应更快，即对攻击相关词汇的通达性有所增加(吴贞，2015)。青少年的自我需求和自我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和外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高水平的心理控制阻碍了青少年的自主性、能力和人际关系的需求，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会导致外化行为的增加；而自我控制较高的青少年在遭遇问题时，可通过自我控制降低攻击行为的发生(Bai et al., 2020)。与此同时，攻击者的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纠正，则有可能在成年期演变成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Bushman et al., 2016)。因此，探究攻击产生的心理机制至关重要，是科学地进行攻击预防和干预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学习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和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均认为，个体对攻击结果的预期是影响攻击决策的关键因素，是攻击的动机成分(Bandura, 1986; Crick & Dodge, 1994)。攻击结果预期(aggression outcome expectancy)指个体对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可能引发的情况的预先估计和评定。攻击结果预期是攻击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的理论观点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例如，Perry, Perry, & Rasmussen, 1986; Xu & Zhang, 2008; Marks, Hine, Manton, & Thorsteinsson, 2012)。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对遭受惩罚的概率和效价的预期均与攻击行为显著负相关(Marks et al., 2012)；对攻击他人后感到高兴的预期，与儿童的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Arsenio et al., 2004; Arsenio et al., 2009)；反复攻击同伴的儿童并不存在解读社会线索的缺陷，而是在社会信息加工的后期阶段，即目标和反应选择阶段，对有害行为产生积极结果的期望会增加攻击性反应的可能性(Behavior, 2010)；因为奖励通常发生在结果之前，积极的结果预期可能会优先于消极的结果预期。此外，相对于低攻击者，高攻击者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结果预期和更少的消极结果预期。例如，相比于低攻击水平的儿童青少年，高攻击水平者通常认为攻击行为更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积极结果，比如获得物质奖赏、同伴尊重、减少他人负性对待等，并认为攻击行为给自己带来消极后果的可能性较低(Fontaine, Burks, & Dodge, 2002; Hughes, Webster-Stratton, & Cavell, 2004; Marks, Hine, Manton, & Thorsteinsson, 2012; Perry, Perry, & Rasmussen, 1986; Perry, Williard, & Perry, 1990; Slaby, & Guerra, 1988; Xu & Zhang, 2008)。此外，高攻击性的儿童青少年倾向于评估攻击行为的积极结果，低估消极结果，比如权威惩罚、同伴拒绝、受害者痛苦等(Boldizar et al., 1989; Crane-Ross et al., 1998; Gottheil & Dubow, 2001; Salimi et al., 2019)。攻击性强的孩子比非攻击性强的同龄人更有可能将攻击性合理化，并期望从这些行为中获得积极的结果(Behavior, 2010)。社会学习理论中也阐述了预期惩罚对攻击性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许多研究者已经研究了预期奖励在与目标不同的时间点被拒绝或延迟后的反应强度。在预期奖励的基础上，越靠近目标的孩子被阻挡后反应强度越大。在消极道德情绪方面(比如内疚和自责)，有研究表明，高攻击性的儿童青少年不认为攻击他人会让攻击者产生负性的情绪体验(Arsenio, Adams, & Gold, 2009; Arsenio, Gold, & Adams, 2004; Gasser, Malti, & Gutzwiller-Helfenfinger, 2012)。社会学习理论中也论述强化不仅能提供信息，而且还能产生激励效应。看到别人得到积极的鼓励可以激发观察者的期望，即他们会因为类似的表现而得到类似的奖励。强化对个人的攻击行为多样且复杂、但对于集体中，期望社会改变的力量远远大于对个体惩罚的力量。
综上所述，攻击结果预期与攻击的关系密切，可以用于区分不同攻击水平的青少年，可以用于识别个体的攻击风险。在初中生的身心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能力、行为与情绪调控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等增强，同时经历从小学升入初中的学校生态环境过渡。个体能力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变可能提供一个发展机会或时间窗口。因此考察初中生的攻击结果预期特征(特别是其发展特点)有利于评估其攻击倾向，便于教育工作者及时发现和甄别高攻击风险的个体，有利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预防和干预。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研究对象招募于上海市、重庆市及綦江某中学初一至初三，年龄处于14~17岁之间的初中生。其中采用访谈提纲对16名初中生(男女各半)进行了结构式访谈。同时采用开放式调查问卷对103名初中生进行了调查。
2.2. 资料收集
采用访谈法和开方式问卷调查法考察中学生对日常校园生活中攻击行为的结果预期，结构式访谈辅以现场录音和笔录，每次访谈持续约15~30分钟。访谈开始前，研究者先自我介绍，征得对方同意并建立信任关系后进入正式访谈。访谈问题有“你认为，当有中学生去打、踢、推或撞了其他人，或与人打架时，他/她是想看到什么样的效果或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以及“根据你的了解(即你实施的、看到的或听到的情况)，对于行为实施者来说，打人、推人、打架等行为可以实现他/她的哪些目的，或满足他/她的哪些需要”等。开放式问卷的主要问题有“对于攻击实施者(你自己，你看到或听到的其他中学生)来说，这样的行为出现后发生了什么，导致了哪些结果？包括满足了攻击实施者的哪些需要，给攻击实施者带来了哪些问题”、“对被攻击者 来说，在被攻击后，他/她有什么反应或变化，对他/她造成了什么后果(例如，受伤、丢面子、心情低落等)”等。访谈结束后及时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
2.3. 主题分析
运用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对资料进行分析(Braun, & Clarke, 2006)，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减少对被试作答的人为诱导，获取更直观的反应(Ellenbogen, Trocmé, & Wekerle, 2012; Long, & Li, 2019)。主要步骤包括：① 浸润阅读；② 初始编码；③ 寻找主题；④ 形成主题框架；⑤ 清晰地定义和命名主题。在完成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之后，我们根据已有的文献以及访谈与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编制质性分析的编码表(参见表1)，以对收集到的定性资料进行分析。12名研究人员访谈内容的主题分析对初中生的攻击结果预期编码进行三角验证，以检验研究的效度。
Table 1. Analysis result of aggression outcome expectanc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1. 初中生攻击结果预期内容分析结果
3. 结果
对访谈内容的主题分析结果表明，受访者给出了278个攻击者的积极结果预期(约占28.7%)，467个攻击者的消极结果预期(约占48.1%)，225个被攻击者的消极结果预期(约占23.2%)。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χ2 = 100.097，df = 2，p = 0.000，一级编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攻击者的积极结果预期中，受访者给出的物质结果预期有24个(约占8.6%)，社会结果预期有127个(约占45.7%)，心理结果预期有127个(约占45.7%)。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χ2 = 76.324，df = 2，p = 0.000，受访者给出的心理结果预期、社会结果预期显著高于对其他结果的预期；对攻击者的消极结果预期中，受访者给出的物质结果预期有27个(约占12%)，社会结果预期有185个(约占82.2%)，心理结果预期有13个(约占5.8%)。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χ2 = 243.307，df = 2，p = 0.000，受访者给出的攻击者的三种消极结果预期存在显著差异。对被攻击者的消极结果预期中，受访者给出的物质结果预期有72个(约占15.4%)，社会结果预期有97个(约占20.8%)，心理结果预期有298个(约占63.8%)。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χ2 = 197.221，df = 2，p = 0.000，受访者给出的被攻击者的三种消极结果预期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在不考虑角色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所有受访者给出了123个物质结果预期(约占12.7%)，409个社会结果预期(约占42.2%)，438个心理结果预期(约占45.1%)。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χ2 = 187.487，df = 2，p = 0.000，受访者给出的攻击的社会结果预期和心理结果预期的数量显著多于物质结果预期。
4.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了一些以往研究尚未揭示的新的调查发现：第一，初中生认为对攻击者的消极结果预期显著多于攻击者的积极结果预期和被攻击者的消极结果预期；第二，初中生更多地考虑到攻击造成的社会后果和心理后果，对物质结果的预期相对较少；第三，初中生会把被攻击者的消极结果当作攻击者的积极结果来看待；期间也存在社会赞许性问题，当问到在攻击行为中能获得什么好处时，初中生大多数都认为攻击行为是不被接纳的，是不好的。这与中国青少年对攻击有更多的负性看法有关。比如在中国儿童中，所有形式的攻击问题都被认为和社会或学校适应问题有关发现相一致。这可能也与中国文化背景相关，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集体主义和儒学思想中包含的社会和谐价值观强调规则和抑制攻击，以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基于对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认可，和其他文化中的儿童相比，中国儿童表现出更少的关系和身体攻击(Li, Wright, & Rollet, 2020)。这也与第二点发现观点相一致。因为被试自我报告有可能涉及到被试社会赞许性问题，我们也可能需要改进访谈方式，更多采用人为性或引导性更少的策略，比如要求被试自己报告，该方法被认为可以揭示最易自发产生的想法。或者只询问被试关于攻击的认知，而不是他们自己实际实施的攻击行为，这是为了避免社会赞许效应。尽管并非所有的被试都是攻击的实施者，但是他们总会对攻击有自己的看法(Long & Li, 2019)。
基金项目
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0XSH02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