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汽车制造业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已连续12年汽车产销售量居全球第一。但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仅考虑眼前的经济效益,还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我国的重要产业之一,汽车制造业更应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可见当前国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要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才能使自身更好地持续发展。并且其中一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做得比较好,例如,在2020年疫情期间,阿里巴巴和旗下淘鲜达团队一起建造的无人超市入驻火神山,实现了“无接触”零售服务;2021年7月河南郑州由于特大暴雨,受灾严重,2020年的净利润才737万的国产品牌奇瑞汽车,捐款3500万驰援河南;鸿星尔克连年亏损却低调捐出5000万,等等。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主题,但国内外学者们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但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如Rhou (2016)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如果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可以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获取更多利益 [1]。Singh等(2017)认为企业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为员工提高薪资待遇、提供培训机会等,会提高员工的忠诚度,提升工作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产出 [2]。张朦等(2021)以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医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企业绩效 [3]。赵恒(2022)等发现女性高管加入高管层,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进而给绿色创新绩效带来积极影响 [4]。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陈伟(2020)发现零售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5]。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得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呈“U”形 [6]。当前多数学者研究的是我国企业的整体情况或者其他个别行业的情况,而对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很少,并且现有研究也没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将研究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较早的概念是由Oliver Sheldon在1924年提出,其在《管理的哲学中》写道,企业不应该只关注经济利益,也应该满足公司外各类人群的需要,企业的经营也应该对其他的个体、环境和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但是并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而Bowen (1953)出版的《商人的社会责任》中首次对社会责任做出了学术定义、他认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该将社会责任纳入到考虑范畴之中,在做出决策的同时也有相应的义务产生 [7]。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解释缺乏统一的标准,对其界定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责任,包含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种责任;二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法律、道德责任相并列,共同包含于企业责任之中;三是认为企业责任分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责任两类,而企业社会责任又包括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社会责任 [8]。
《社会责任指南》于2010年11月1日在日内瓦发布,这是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社会责任标准,它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期望值上升到更高层次,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市场很重要,社会的关注度也很重要 [9]。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选择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表现,而且会给企业带来机遇 [10]。企业不仅要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客户负责,还要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可,获得客户的认可,从而提升企业绩效。王红倩等(2016)发现良好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11]。张朦等以211家我国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3]。凤亚红等(2019)以2010~2016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法,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财务绩效有正向作用 [12]。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根据股东价值最大化,在考虑资本成本的情况下,使公司所有者的收益达到最大,股东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要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1]。在这种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会被认为是在分散企业利益,而不能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茅宁莹等(2017)以我国66家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Heckman模型,研究医药制造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医药制造企业履行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政府的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绩效,而对消费者、公益事业、员工的社会责任并不利于绩效的提高 [13]。陈伟(2020)就零售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变量SCALER与ROE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在短期时间内履行社会责任会对企业财务绩效直接造成负面影响 [4]。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有负相关关系
除了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朱永明等(2021)基于1993~2019年间124篇相互独立的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运用Meta分析方法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对消费者、员工、债权人和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14]。嵇国平等(2016)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运用回归分析法,对2009~2013年沪深主板和中小企业板188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呈“U”形 [5]。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呈“U”形。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选择我国2016~2021年A股上市的汽车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剔除ST、*ST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最终得到57家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于和讯网(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zrbg/)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总得分。企业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
4.2.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使用企业财务绩效来衡量。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知道,多数学者是采用总资产净利率(ROA)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标准。因此,本文采用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用ROA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系指企业在日常生产运营中不应仅以利润为唯一目标,其应在实现企业利润、追求所有者权益的同时,综合考虑企业职工、消费者、政府、环境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 [15]。在分析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大多学者使用来自和讯网或润灵环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分报告中的数据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和讯网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是通过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消费者权益、环境和社会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所得到的结果。因此,本文采用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总得分数据作为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研发投入强度以及资产负债率。
就企业规模而言,有学者表明企业随着规模的增大,社会责任参与度以及社会可见度也随之越来越高 [16]。而董千里等(2017)以我国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的交互跨期影响等问题,提出企业规模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企业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过于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会弱化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效应,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17]。因此,有必要对企业规模进行控制。
就企业性质而言,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会有所不同,例如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有相关要求,这些企业会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李建林(2017)对不同企业性质下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关系研究中得出国有控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没有提升财务绩效 [9]。将企业性质设置为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
就研发投入强度而言,研发投入强度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陈可喜等(2018)以2014~2016年国内沪深两市A股信息技术行业为样本,分析了研发支出、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发现研发支出水平对企业财务绩效托宾Q有明显促进作用 [10]。
就资产负债率而言,企业的负债情况不仅会影响的企业的绩效,也会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陈伟(2020)在就零售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中,提出零售企业进行适当负债,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而当企业过度负债时,债务压力会显著提升,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5]。对于汽车制造业来说,可能也有相同的影响,因此,对资产负债率也要进行控制。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Table 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定义和说明
4.3.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设定的变量和提出的假设,为了验证假设1和假设2构建模型1:
模型1
为了验证假设3,引入CSR2变量,构建模型2:
模型2
模型中,
表示截距项,
为变量系数,
为残差项。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运用SPSS26.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levant variables
表2.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由表2可以得出,ROA和ROE的均值分别为2.2470和1.8369,说明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大部分还是处于盈利状态;标准差分别达到了4.4834和15.8558,并且ROA的最大值为11.0029,最小值为−14.7226,ROE的最大值为15.7800,最小值为−88.0800,可见汽车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绩效差距较大,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企业社会责任均值为18.0000,按照和讯网对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分级A到E级来看,属于D级,即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一般;标准差为8.9625,说明汽车制造业企业之间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差别较大。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均值为22.8321,标准差为1.4811,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大。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4.5008,最大值12.7300,最小值1.3800,各企业间研发投入强度差异还是较大。而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4646,标准差为0.1623,都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性质为虚拟变量,已在前文中详细表述。
5.2. 相关性分析
在做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3. Pearson相关系数表
注:**、*分别表示在0.01和0.05级别,相关性显著。
由表3可知,ROE与CSR的相关系数为0.685,显著水平为0.01,ROA与CSR的相关系数为0.735,显著水平也为0.01。ROE与CSR以及ROA与CSR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即相关性都较强,可以初步判断汽车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符合假设1。
5.3. 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1和模型2,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4。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格中括号外的数为Beta值,括号内的为t值。
由表4可知,调整后的R方分别为0.272和0.327,数值相对较大,则模型拟合度较高,说明在影响企业绩效的众多因素中,本文所选取的变量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因此,模型1和模型2都是可以接受的。在模型1中CSR的Bate系数为1.040,t值为4.616,调整后的R方为0.272,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则假设1成立,那么假设2就不成立。但是在模型1中还未引入CSR2,不能验证假设3是否成立,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是否为“U”关系。模型2中引入了CSR2,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发现CSR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CSR2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这不符合“U”形关系的条件。若为“U”形,那么CSR的回归系数应该为负值且显著,CSR2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回归结果与此不同,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并不存在“U”形关系,假设3不成立。
5.4. 稳健性检验
用ROA代替ROE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ROA instead of ROE)
表5. 回归分析结果(用ROA代替ROE)
由表5可知,模型1中CSR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模型2中CSR和CSR2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则假设3不成立。研究结论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6. 结论与启示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理论基础,以2016~2021年汽车制造业5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SPSS26.0软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汽车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汽车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汽车制造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
根据得出的结论知,汽车制造业企业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将会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但在前文的描述性统计中已经叙述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均值为18,按照和讯网对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分级属于D级,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一般,即汽车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整体不佳,提升空间还很大,而且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在完整性、平衡性、创新性上存在不足 [18]。因此,汽车制造业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积极承担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的责任,更应该积极履行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改良生产设备和技术,实现低能耗、低排放,减少污染物排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汽车制造业如果能从多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提升自身的声誉,带来良好的企业绩效。同时,政府也应该鼓励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对表现好的企业采取适当的奖励措施,这样将更加刺激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