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敏感性研究述评与展望

A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Business Ethical Sensitivity

摘要: 商业丑闻或企业失德行为不仅会引发公众的不满，也会引发学术界对商业伦理问题的持续讨论。为探究企业非伦理行为产生的原因，诸多学者从商业伦理敏感性问题入手，探索企业非伦理行为形成的机理。本文剖析了伦理敏感性的内涵并从概念起源和构成要素两个角度界定了商业伦理敏感性的定义，并总结了商业伦理敏感性的测量方法。同时通过对基于不同研究对象的商业伦理敏感性的前因及其影响作用的分析，提出了商业伦理敏感性研究的整合模型。最后，提出了四个潜在的研究方向，旨在为商业伦理敏感性问题进一步的研究及企业的商业伦理建设提供参考。

Abstract: Business scandals or corporate misconduct not only provoke public dissatisfaction, but also pro-voke ongoing discussions in academia about business ethics issu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corporate unethical behavior, many scholars start with the business ethical sensitivit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corporate unethical behavi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ethical sensitivity, defines the definition of business ethical sensi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origin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summarizes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business ethical sensitivity.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ntecedents and influences of business ethical sensitivity based on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business ethical sensitivity research is proposed. Finally, four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which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business ethical sensi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ethics in enterprises.

1. 引言

企业的商业伦理问题一直广受社会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近期，新冠疫情对企业的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方面再次提出了挑战。在面对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一些企业借疫情之机哄抬物价、营销灾难，做出了违背商业伦理、甚至违法的事情，但是也有许多企业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抵制了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而且还积极参与了各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因此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些公司更具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危机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在进行伦理行为的选择之前是企业伦理决策过程，而伦理敏感性是伦理决策过程中的第一步。本文所关注的是一种识别情境中伦理因素的能力，即伦理敏感性。随着商业环境变得愈加复杂，如果个人没有能力在复杂的情境里识别伦理问题，就不太可能将这些问题纳入决策(Sparks & Hunt, 1998)。即伦理敏感性的相对缺失会导致企业组织中的决策者不能做出伦理决策，可能会做出违反商业伦理的行为，进而引发商业灾难。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Rest等(1983)提出了一个涉及伦理决策的四成分模型(Four Component Model)，他将其中的第一个成分称之为“伦理敏感性(Ethical Sensitivity)”，并将其定义为对情境中伦理内容及相关伦理规范的觉察。从Rest (1986)正式提出伦理敏感性概念以来，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多分布于医学、商业、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而国内学者从20世纪末才开始关注伦理敏感性问题，以郑信军，岑国桢(2007)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积极探讨伦理敏感性对伦理决策的机制作用，但研究较多的是教育领域。目前为止，国内商业伦理敏感性的研究刚刚开始兴起，国内期刊发表的文献较少，尚处于摸索阶段。并且遗憾的是，探究多是照搬国外学者的思路，而国内外在商业文化、法律环境、伦理导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完全借鉴国外商业伦理的相关研究不利于对中国情境下的商业伦理敏感性问题进行研究。为此，本文对商业伦理敏感性这一个具有理论前沿性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

2. 伦理敏感性概述

2.1. 伦理敏感性的概念内涵

Rest (1986)以狭义和广义两种方式对伦理敏感性进行定义：狭义的定义方式是道德主体对此事的一般感受，即一个人能意识到她或他做的事情可能会带来伤害，或者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福利或期望。广泛定义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伦理敏感性：存在着伦理情境、他人受到行动过程的影响以及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对其自身利益的影响。Jordan (2007)发现Rest模型是众多研究伦理敏感性文献中最有代表性的定义，并总结了不同学者基于Rest模型框架研究的三种界定方式：1) 将Rest的定义简化为仅认知道德问题(Shaub et al., 1993; Reynolds, 2006)；2) 保持Rest的原始定义不变，基于认知和情感反应的结合(Bebeau, 1985; Butterfield et al., 2000)；3) 基于对道德问题的认知及对其重要性归属的结合(Karcher, 1996; Sparks & Hunt, 1998)。

通过对上述学者的观点进行分类梳理后发现，伦理敏感性的研究具有跨学科、多视角的特点。尽管学者对伦理敏感性提出了许多定义，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涉及的对象和范围也不同，到目前为止哪种界定方式更科学和权威，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

基于前人职业伦理视角的研究观点，本文总结出伦理敏感性的四个主要定义成分：1) 认知识别；2)情感识别；3) 认知、情感视角采择；4) 重要性归属，具体组成部分的内涵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Component connotations of ethical sensitivity

表1. 伦理敏感性的成分内涵

2.2. 商业伦理敏感性概念的界定

本文聚焦商业环境领域，依据伦理敏感性概念的主要成分、商业伦理和伦理决策相关理论，从概念来源和成分构成两个角度界定了统一适用于商业主体人员伦理敏感性的概念，如图1所示。类似的研究如护士伦理敏感性(Lutzen et al., 2006)和教学伦理敏感性(郑信军，吴琼琼，2013)。

商业伦理敏感性是道德心理学和商业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交叉概念，是衡量商业从业人员伦理意识的一种重要心理品质。商业伦理敏感性可以定义为商业从业人员在商业决策中考虑伦理问题的倾向，即个人依靠伦理原则和道德价值观来考虑该决策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所带来的影响。作为一种综合素养，它不仅要求商业从业人员具备相关的伦理知识和能力(识别能力、观点或情感采择的能力)，而且还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一种责任意识(社会责任、职业责任)，这种意识有助于理解相关伦理事件的后果。即商业伦理敏感性是知识、能力、责任三个成分的融合。

3. 商业人员伦理敏感性的测量工具

自从学者Bebeau (1985)首次开发了牙科伦理敏感性测试(DEST)后，随后国内外学者开始集中探索各种不同职业伦理中的伦理敏感性。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分布在护士、医学、教育、商业、媒体、科学研究等领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基于各专业领域的真实案例情境为材料去测量伦理敏感性，测量形式包括情境(Scenario)测试法(定性)和问卷调查法(定量)。

为了更直观的展现当前商业伦理敏感性测试工具的发展现状，本综述总结了英文文献中引用率较高的测量文献，并按照不同的测量方式分类，具体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Figure 1.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business ethics sensitivity

图1. 商业伦理敏感性概念界定

Table 2. Measurement tools for business ethics sensitivity

表2. 商业伦理敏感性的测量工具

从表格中可以发现：目前为止，商业领域内大多数的学者使用情境测量的研究方法，并且向受试者呈现的案例情境多以书面形式呈现，音频和视频比较少，很少学者使用量化的问卷去研究。在具体的测量过程中，情境测试法会要求受试者书面列出或口头回答与他们阅读或听到的情境中所相关的伦理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而问卷调查法则是采用五点或七点利克特式量表来评定受试者对题项中情境陈述情况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

情境测试法通过开放式的答案格式，不仅可以激发受试者用发散性思维多方面考虑问题，而且还能如实反应现实工作中的问题，提供相关性更强的答案，增加了测试的生态效度。它也被认为是测量个体伦理敏感性的最佳方法(Shaub et al., 1993; Sparks & Hunt, 1998)。然而，这种测量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对情境中道德困境的认知与情境的特定领域有关，当情境案例中描述的是个人经常遇到的情况时，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中，他们都能够更好地识别伦理问题。其次这种方法的实施在数据的编码和计分方式上没有标准化的方法，因此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问卷测试法可以通过更加容易和有效的方式进行评分，但是在利克特量表题项陈述的措辞中，较多的学者使用了“价值观”、“伦理”或“道德”等语句，这些提示可能使参与者容易受到社会期望的影响，无法对其考察深层次的考虑。因此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的评估伦理敏感性的本质(Jordan, 2007)。

4. 商业领域伦理敏感性研究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4.1. 商业伦理敏感性研究的前因变量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的定性分析，将影响商业伦理敏感性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把研究对象按照不同领域进行分类，具体归纳结果如下表3~5所示：

Table 3. Summary of business ethics sensitivity antecedent variables in the accounting field

表3. 会计领域内商业伦理敏感性前因变量汇总

Table 4. Summary of business ethics sensitivity antecedent variables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表4. 管理领域内商业伦理敏感性前因变量汇总

Table 5. Summary of business ethics sensitivity antecedent variables in the marketing field

表5. 营销领域内商业伦理敏感性前因变量汇总

通过对这三个领域的前因变量的梳理与分类，可以发现：学者对会计领域的影响因素研究是最多的，该领域也是学者首次探讨商业伦理敏感性的职业实践。学者对商业伦理敏感性的前因变量研究集中在四个主要层面上：个人层面(如性别、年龄、国籍文化、宗教信仰和心理因素)、组织层面(如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培训等)、行业层面和道德强度。为了进一步分析前因变量，本文以上面四种层面为类别分别统计出每种层面下因素的文献数量，见表6。

Table 6.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by different factors

表6. 按不同因素分类的实证研究数量

从表6可以看出前因变量中大多数是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中研究最多的是性别、年龄、教育和职业这四种前因变量，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组织、行业因素或道德强度对商业伦理敏感性的影响。并且，不同学者对同一变量的影响研究会得出相矛盾的结论，变量之间的差异可能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学者对变量的定义和测量方式不一致造成的，或者是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因素。

4.2. 商业伦理敏感性研究的结果变量

相比于商业伦理敏感性前因变量的众多研究，当前学者对其结果变量的研究较少涉及。本文基于对现有相关文献的分析，将商业伦理敏感性的影响结果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4.2.1. 商业伦理敏感性对决策者行为的影响

众多学者研究发现，一个人的伦理敏感性会通过影响其在商业运作中做出的伦理决策，进而使决策者做出合乎商业伦理标准的行为(Fritzsche, 2000; Reynolds, 2006)。国外学者Wittmer (2000)首次研究了管理人员在管理决策中的伦理敏感性与决策结果的关系，结果表明对伦理更敏感的受试者倾向于做出更符合公认的伦理行为。Toti和Moulins (2021)研究了消费者决策中的伦理敏感性，结果发现消费者的伦理敏感性同样也积极地影响伦理消费行为。而阎俊和陈丽瑞(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伦理敏感性不仅直接影响中国营销经理的行为意向，还会通过道德判断来间接影响行为意向。伦理敏感性对决策者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中还会受到其它因素的调节或中介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道德同一性、道德判断、道德意图这些因素会促使两者之间的作用逐渐转化为间接影响(例如，张娜，2015)。

4.2.2. 商业伦理敏感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伦理敏感性会影响企业的绩效。邓丽芳等人(2014)通过对伦理敏感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发现伦理敏感性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尤其是对于企业的长期绩效起着正向的影响作用。此外，伦理敏感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还可以通过一些中间变量或调节变量间接的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例如，Arend (2013)对中小型企业进行研究发现，以伦理为中心的动态能力会在伦理敏感性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4.2.3. 商业伦理敏感性对企业治理实践的影响

研究表明，企业管理人员的伦理敏感性会影响企业治理实践的效果。Chan和Cheung (2012)发现伦理敏感性和良好的企业治理实践是正相关的，良好的企业治理实践有利于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Orlitzky和Swanson (2010)通过研究也发现了具有伦理敏感性的高管能够领导公司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并为社会提供利益。因此个人的商业伦理敏感性对良好的企业治理实践起着重要作用。

4.3. 研究小结

商业伦理敏感性的实证研究范围很广，但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发现英文文献中关于商业伦理敏感性前因变量的研究集中在四个主要层面上，其中个体层面的变量研究相对比较丰富，目前研究未能充分挖掘组织因素、行业因素对商业伦理敏感性的影响。关于商业伦理敏感性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还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结果，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尽管Patterson (2001)很早强调了研究不同影响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但是现有文献尚且缺少对不同层面之间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研究。结果变量中，企业绩效和企业治理实践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是学者对结果变量的作用机制研究仍然比较匮乏。此外，学者还缺乏对上述影响机制中调节和中介作用的研究。综上所述，本文总结出如图2所示的商业伦理敏感性研究的一个完整模型，包括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Figure 2. A complete model of business ethics sensitivity research

图2. 商业伦理敏感性研究的完整模型

5. 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目前商业伦理敏感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研究问题。今后针对商业伦理敏感性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贡献：

第一，新概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尽管研究人员致力于探索伦理敏感性的结构及其在伦理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但是许多关于伦理敏感性的研究结果仍是混乱的、不完整的，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概念缺乏清晰性和精确性。究其原因，或许是伦理敏感性概念本身存在不规范和定义不清晰的问题。大多数学者为了便于研究，对伦理敏感性与道德敏感性、道德/伦理意识、道德/伦理感知这几个不同的术语是交替使用的。因此，商业伦理敏感性的概念界定存在进一步的完善空间，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对这些术语的成分进行探索，进行有效的维度划分，深入理解这些密切相关的术语之间的概念边界和重叠，努力探索出更加准确和权威的概念。

第二，新方法：未来在商业领域伦理敏感性的测量上，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改进空间：1) 已有的测量工具不管是其研究宽度还是深度，都有不断改善和扩充的空间：情境测验法中被选入情境中的伦理问题，要注意避免提出过度复杂的情况，必须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适度的模糊性这些特点；对于问卷调查法而言，在设计量表题项的过程中，要注意在题项里价值陈述的措辞中要避免使用含有道德或伦理的术语；另外虽然目前已经有访谈、测验、问卷等各种研究工具，但除了上述这些依赖于间接方法设计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外，还可以借助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技术来直接反应受试者的内隐社会认知，比传统的测量方式都要更准确、客观。2) 由于目前学者开发的测量工具只是限定某一特定的职业群体，未来还需更加深入地研究，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设计出能运用于商业领域中更多的受试群体，更加广泛化和标准化的测量工具。

第三，新变量：未来可以在已研究过的前因变量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多的影响因素，从个体心理层面上深入挖掘商业伦理敏感性的结果变量，如职业获益感(Weaver, 2007)，并且还可以通过探索其影响机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中介或者调节作用来取得进展。比如，Reynolds (2006)研究发现了伦理倾向调节了道德问题特征和伦理敏感性之间的关系。Toti和Moulins (2021)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点正向调节伦理敏感性对伦理消费行为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有利于商业伦理敏感性理论构建的完整性，而且还对商业伦理敏感性的测量、实证研究和干预起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新对象：深入开展对国内企业管理人员的商业伦理敏感性的研究。企业管理人员作为企业中的核心成员，在经营管理中处于决策者的地位，在企业的管理决策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且Newstrom和Ruch (1975)发现高层管理人员是员工道德标准的重要来源。因此，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担负着从非伦理经营向伦理经营转变的领导责任，研究企业管理人员的商业伦理敏感性对商业伦理问题研究意义重大。由于国内外制度不同，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对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人员开展伦理敏感性本土化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BGL09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