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融合了社会学和语言学两门学科，主要研究语言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化，试图通过研究社会因素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及其结果，更深入地解释语言的本质属性 [1]。在语言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只关注语言变体的形式，没有提出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动机，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意义”研究。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则侧重于社会因素与社会语言变量之间相互作用 [2]。语言变异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的重视，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也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2. 理论基础
2.1. 社会语言学理论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出现，它提供了一种用数据检验社会语言学主张的方法，它考虑到说话人和说话人所在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同时，在早期，语言变异的有关讨论较少，因而被社会语言学家忽略。该研究领域首先受到了W. Labov的关注，他的开创性工作打破了将语言与社会变量(例如社会阶层和性别)单独研究的局面 [3]。同时，他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揭示了语言变异中的“有序异质性”，即规则的社会模式，为更深层次理解语言变化的机制和语言变异的社会意义奠定了基础 [4]。在此基础上，社会语言学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观点，而且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语言变异主要是指某一语言或语言变体由于社会因素或其他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说话特点也各不相同，这种言语差异就是语言变异。传统语言研究将变异看作是偶然或孤立的语言形式，是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系统的干扰，是与语言规范对立的、被边缘化的消极语言现象 [5]。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和认同工具，既有强烈的同一性，也具有各种变异形式的有序体系。
2.2. 法语联诵现象
法语联诵是一种外部变音或语音连接的现象，它通常涉及到无声的音节——比如元音前一个辅音的发音(法语的最后辅音可能是发音的或不发音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同时期，该现象都与英语的语言现象有相似之处。比如非卷舌方言中的把r连读。其中可变联诵是后天习得的，一般是在6~8岁，并具备发展变异性。
迄今为止，已经有众多学者研究法语联诵现象。其中关于法语公共发言人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公共发言人的可变联诵发生率一般较低，他们在许多方面的使用与通常的社会语言期望相反。对于那些被Encrevé ( [6]: p. 55)称为“公共话语专业人员”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演讲并和广大听众交流是一项经常性而非偶尔性的职业要求，这导致了特别的语言风格。
关于公共发言的研究对象中，包括有政治家、广播员、新闻播报员以及有声书配音员等，该类型人员带有权威性。由于其较大的影响力，广大听众期望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先发表意见。因此，其他经常公众互动的职业，例如店主、空乘人员或旅行销售人员，在联诵方面很少吸引学者的兴趣。本文将法语联诵变异语言现象的相关社会语言学研究进行归纳以及梳理，分为广播、政治话语、新闻播音员以及有声读物四个部分。
3. 公共话语领域法语“联诵”语言变异研究现状
3.1. 无线电广播
John Ågren [6] 对1960~1961年法国国际广播节目进行了调查研究，是学界首次对广播媒体中的联诵进行深入研究。他从专门讨论艺术、政治和时事的《巴黎论坛报》(Tribune de Paris)和以年轻人为对象的谈论节目《青年俱乐部》(Club des Jeunes)的134 × 20分钟版本中选取了8441个形式各异的联诵并制作语料库。研究中的发言者为“新闻记者、记者和政治人物”，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 [1]: p. 2)，并讨论与时事和文化有关的问题。
虽然Ågren忽略了变异的社会维度，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调查角度，并且发现语言和文体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他慎重地排除了学界中疑似照本宣科的言论。他根据一些独立的标准，在niveau soigné (正式水准)和niveau courant (普遍水准)之间对语料库数据进行精确的划分( [1]: pp. 17~20)。
他的语料库中总体变异联诵率为61.6%，并且Ågren注意到即使在结构相似的语言环境中也存在显著的变化。就存在的形式而言，联诵率在97% (est之后)和21% (étais之后)之间，发生率最高的是最常见的第三人称形式。辅音结构的存在会抑制联诵的假说在他的数据里得不到支持。而有固定辅音的sommes (58%)和êtes (71%)得分明显高于suis (47%)和serait (41.4%)。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变得复杂。
同时，他探讨了ne省略情况下的联诵问题，ne省略是一种与非正式法语口语，他发现在pas后保留ne，联诵有95%的发生率，但ne省略后联诵只有5%的发生率。这种兼性联诵包含了不可忽视的与社会环境、语言形成、地理起源、说话人年龄等相关的非语言信息。遗憾的是，Ågren没有试图探究社会因素。在他的视角下，要考察错综复杂的语言变异规范，就需要在每个文体上附加定义不清的“适当数量”的语言类型关系。语言风格之间的差异应该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这个问题同样没有定论。
3.2. 政治话语
在公开发言的专业人士中，政治家群体已经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对于政治家来说，公开演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要求。公开演讲使得他们在民主社会中面临双重标准的指控。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个群体的职业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谨慎选择言辞的能力。政客们一直是联诵研究的重要对象。Encrevé [7] 研究了1978年至1981年21位法国知名人士的数据，而Laks的数据库(HPOL1)则是来自法国43位政治家的发言数据 [8]。从记者招待会到演讲和电视辩论，政治人物都在演讲活动中备受瞩目，而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必须采用Encrevé称之为“处心积虑”的语言风格( [2]: p. 57)。
Encrevé研究报告中的整体联诵率为48.6%。尽管该研究将多种数据合并在一起，却仍略低于Ågren的数字。然而，部分研究结果与Ågren的结论是一致的。Encrevé报告说，在他的演讲者语料中，演讲者内部的差异非常大，在Encrevé定义的“干预性独白”的演讲中( [2]: p. 61)，联诵实现率明显高于辩论或采访中。然而，法国的两位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与Valéry Giscard-D’ Estaing的联诵率大不相同。Encrevé甚至还发现同一演讲事件中存在联诵率变异的证据，但是他的观点( [2]: p. 258)是事件的“张力”决定了变异联诵的发生率。Encrevé的数据也显示了非常显著的对话者社会环境不同所带来的差异。Encrevé提到普鲁斯特时代的贵族阶层的三大支柱，强调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在世俗教育体系的推动下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倾向于重视教育价值而非继承财富。
第二个引人注目的观察结果是，女性正在引领语言变革。就所有三个年龄组而言，两性之间的差距在4%到8%之间，所有年龄组的妇女使用的可变联诵形式都比男性多，这种情况在正式的演讲和面试方式中同样一致。她们通常在语言创新变化方面的得分往往高于男性。此外，妇女更容易接受外部因素影响的原因是社会网络结构中基于性别的差异，妇女的社会网络结构通常比男子的社会网络结构更广泛、更松散，她们的角色一般也更加多样化。
这种解释植根于面对面互动中的迁就效应 [9]，这与现代广播媒体的情况相去甚远。在现代广播媒体中，职业政治家，无论男女，都试图吸引他们看不见的观众。而我们在这种非典型的环境中观察到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典型的性别模式，说明在法国政治制度中，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权力和权威。
3.3. 新闻播音员
如果政客们的首要任务是说服别人，那新闻播音员排在首位的职业承诺是保持可信度:他们的听众必须能够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新闻是可靠的，而且(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客观和公正的。这种信任的基础是观众方面的一种假设，即新闻是经过仔细调查、准备和呈现的，这种假设只有在新闻播音员的材料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才能维持。或者在政治采访的情况下，采访者事先得到充分的情况介绍并提出要求，代表观众提出相关的问题。然而，这种期望与一种相反的要求相冲突，即观众应该在新闻播音员面前感到自在，新闻播音员应该努力表现出放松和值得信赖的形象，而不仅仅是他人文字的远距离传声筒。正如政治家们必须既与选民站在一起，又与他们的选民保持距离一样，成功的新闻播音员也必须向他们的听众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材料既是提前准备的，同时又不是照本宣科的。自动提示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这种困境的解决，它使新闻播音员能够直视观众。Encrevé ( [2]: p. 262)将这种讲话方式称为“风格错位的谈话”，并且发现这种方式中可变联诵的发生率高于发言语中通常发生的情况。然而，其他学者有证据表明这一现象正在发生变化。
Smith [10] [11] 比较了1995~1996年法国国际电视台的新闻播音样本和Ågren在该电视台1960年代早期录制的新闻播音样本。虽然他的数据并没有与Ågren的数据进行严格的同类比较，但他报告说，可变联诵的总体发生率显著下降(从61.6%下降到46.8%)。
3.4. 有声读物
法国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较频繁地使用有声读物，使该阶级儿童较早接触到书面文体，从而在较小的年龄就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联诵。Pustka [12] 在32本针对儿童的有声读物中考察了可变联诵的使用，并将其结果与其他语料库类别的结果进行了比较。这个由有声读物数据组成的语料库产生了7348个联诵。Pustka语料库的联诵数据大部分显著高于De Jong [13] 和Mallet [14] 的口语语料库，但在许多情况下与Ågren的数字相当。
Pustka语料库中的仙女寓言基本上是用书面法语写的。而现代寓言，例如《小淘气尼古拉》，则是用口头法语模拟写的。后者拥有最低的整体联诵率。以《小淘气尼古拉》为例，在叙事中，67%的联诵发生在小孩之间的直接对话中，只有25%的联诵发生在成人之间的直接对话中。与est，c’eit和était的非联诵同样大部分局限于小淘气尼古拉。因此，有声书总体上的联诵率非常高，特别是在叙事元素中。
Pustka注意到这种联诵是系统性的，甚至建议对这种联诵类型构建不同的规范，比如修改Ces的联诵规则，以利于“更规则的形态分类”。
4. 结论
对公共话语专业人士的调查发现，与针对普通人群的研究相比，公共话语领域人士的联诵率明显更高，可变联诵的范围更广。大量研究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做了支撑证明。同时研究发现部分领域联诵的使用率逐步下降。Encrevé的数据也有一些类似于阶级差异的证据，出身较低的政治家似乎比出身较高的政治家更少使用可变联诵方式。另外，有证据表明社会经济因素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年龄等其他因素与语言变异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女性领导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可变联诵。最后，Pustka对有声读物数据的分析表明，可变联诵的使用率与书面形式以及口语风格相关。
基金项目
河北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HBU2022ss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