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学界以诸葛亮北伐为对象的研究、争论可谓“百家争鸣”，其实，自诸葛亮死后，关于其北伐的影响的争论便经久不息。与诸葛亮同时代的袁准就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劳民伤财：
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只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1], p. 580)
陈寿本人亦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连年动众”，且未有成效。( [1], p. 579)
当代学者亦多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加速蜀国灭亡。叶振鹏、陈明光、陈锋等人编《中国财政通史》 [2] 中认为蜀国“以攻为守”的国家策略劳民伤财，导致了蜀国的灭亡。张大可认为，诸葛亮连年动众，虚耗国力，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3]。王国民认为，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集团以“复兴汉室”为目的，由于长期频繁地对外用兵，对蜀汉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4]。尹韵公探讨了蜀国灭亡的原因，认为主要表现蜀汉政权的军事路线的北伐的劳而无功，是导致蜀汉政权首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蜀国人民的沉重负担，引起普遍不满，从而动摇了统治基础，搞垮了蜀国有限的经济力量，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危机。连年北伐，劳民伤财，蜀汉政权仅靠益州之地来维持，人民早已苦不堪言 [5]。韩隆福也认为，诸葛亮连年劳师，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6]。
前辈学者“诸葛亮北伐加速蜀国灭亡”论点，主要包括“劳民伤财”之说和“加剧政治危机”之说。笔者学术水平低微，愿与前辈学者进行商榷，试为诸葛亮北伐一辩。笔者认为，“诸葛亮北伐加速蜀国灭亡”说的观点实则以偏概全，没有具体分析北伐对蜀国的全方面全方位的影响。北伐并无较大的负面作用，其为蜀汉带来的潜在益处也不可忽视。
2. 驳“劳民伤财”说
通常的观点认为，北伐必然对蜀国的经济造成消极的影响。此观点采用惯性思维，认为劳而无功的北伐则必然劳民伤财，耗费国力。笔者认为则不然，细化来看，诸葛亮北伐并未对蜀国经济造成过多负面影响，反而有一定积极作用。
有学者认为蜀国的穷兵黩武导致蜀国无法如魏、吴两国一样实施民屯，进而导致财政和粮食的落后。如余鹏飞先生《三国经济史》，认为在实行屯田制的条件上，蜀国不同于其他两国的特点是，蜀国非常缺乏人口，因此只能实行军屯，无法实行民屯。( [7], p. 120)笔者认为则不然。陶元珍先生在《三国食货志》中提到，“蜀本天府，颇无屯田之必要也。” [8] 肥沃的成都平原没有民屯的必要，不仅自给自足，且可供应军粮。章武九年(231)的第四次北伐，由于李严运粮不继，诸葛亮粮尽退军，想到运粮之难，于是在章武十二年（234）的第五次北伐中“分兵屯田，以为久驻之基”( [1], p. 573)，之后“相持百余日”( [1], p. 573)，并没有出现粮尽退兵的现象。若非诸葛亮病死，蜀军仍然能和魏军僵持。可见若非路途艰险运粮不济，蜀军也没有必要进行屯田。即陶元珍先生所说“乃顿兵敌境时之权宜之计”。并且，开展北伐，就必须有农业作为基础，这也是诸葛亮以农为本，大力发展水利工程和农业技术的原因，北伐的国策促使国内的农业工程建设、农业技术进步。
诚然，蜀国的人口较少，北伐对蜀国的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1], p. 610)
人民逃避兵役，谎报户口，士兵逃亡，这是“诸葛亮北伐加速蜀国灭亡”说经常提及的有关北伐带给蜀国人民内部矛盾的证据。但是，在北伐的必然性的促使之下，这是战争对人民必然产生的负面影响。通常认为，从蜀国的兵力就可看出，蜀国人民的负担是极其沉重的。蜀亡时，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1], p. 560-561)可知，蜀国的兵力在投降晋国时大概在十万上下，人口为九十四万。全国约十分之一的人为士兵，势必影响到蜀国的农业劳动力的数量。笔者则认为这一论点有待商榷。将吴国兵力与蜀国兵力进行对比：天纪四年，晋龙骧将军王浚受孙皓降，“浚收其图集，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1], p. 722)亦约为十分之一。吴国并无北伐策略，尚有十分之一人口的士兵，可见蜀国之兵力比例在三国时期的范围内并未过高。三国时期并非和平的年代，倘若不北伐，蜀国同样要面对魏国、吴国的威胁，为此也需征召大量士兵。此所谓“战则必劳民”，在魏、吴两国同样不可避免。孟子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蜀国的人口大概在一百万上下。魏国的人口，根据余鹏飞先生在《三国经济史》中根据人口增殖率的推算，是四百四十三万之多。( [7], p. 95)与蜀国的人口，是四比一的比例，而从国土面积上，魏国据荆、豫、青、兖、扬、徐、凉、冀、幽、并、雍十一州之多，而蜀国仅有益州一州。蜀国在人口、土地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北伐中没有明显的劣势，反而在军队的损耗上并不多，这一方面来说也是一种胜利。连年的北伐使魏国无心主动发动对蜀国的大规模战争，也从一种方面上延缓了蜀国的灭亡。设若无北伐，蜀国居民是否就能安居乐业，永世太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魏国与蜀国两国的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兼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蜀不伐魏，魏必伐蜀。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到：“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耳。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贻之怨怒。”袁准：“故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蜀国在诸葛亮之率领下，对魏国进行五次北伐，历次北伐，除第一次北伐因马谡之“违节度”而致使大败，其余几次北伐都至少取得了平手的战绩，除斩敌大将张郃、王双等外，还夺武都、阴平，“拨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1], p. 571)。章武七年(229)，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派遣陈式攻占武都、阴平，成功得到二郡，甚至为蜀国带来了一定的人口。《三国志》从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到最后逝世于五丈原这段时间内对诸葛亮与司马懿交战的描写少之又少，从《晋书·宣帝纪》中可以看出在这段期间内，多由二者交战，其中故事也非乏善可陈 [9]，但陈寿都避而不谈，大概是由于多为司马懿劣势、不光彩，而诸葛亮多为胜绩，从为尊者讳的角度对晋朝始祖司马懿进行回护。从实质上看，诸葛亮北伐对蜀国的兵员伤亡影响并不大。
北伐是进攻性的大型军事行动，对军备需求多。由此，北伐促进蜀国冶铁业的发展。铁是兵器的主要材料，而兵器则是军队的命脉所在。蜀国想要完成北伐大业，必先发展其冶铁业。根据史料记载，蜀汉的冶铁基地有下列几处( [7], p. 320)：
铁溪河：《四川通志》载：“铁溪河在成都县南十三里，流入白水河，昔武侯烹铁于此。”
鱼通：《打箭泸厅志》载：“相传诸葛武侯渡泸而西，尝筑军器于鱼通之地。”
仁寿铁山：《嘉定府志》载：“铁山从仁寿来，横互井，犍、荣、威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
蒲亭县铁山：《周地图》：“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
始建县铁山：《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剑南道·陵州·始建县》云：“铁山，在县东南七十里。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
铁钻山：《方舆纪要》载：“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
金牛山：陶弘景《刀剑录》载：“蜀章武元年（公元221）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孔明，二与关羽、张飞，一与赵云，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
共同点皆“武侯取为兵器”，军事需要促进了蜀国铁矿的开采，促进了蜀国冶铁业的发展。冶铁业的发展也必定惠及民用，促进农业的发展。
另外，在制造业方面，传说蜀国用以运粮的木牛流马为诸葛亮所发明。“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 [1], p. 573)据宋代高承写的《事物纪原》卷八记载：“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长期流行于蜀国民间的独轮车就是由木牛或其中的一种发展而来的 [10]。
木牛应蜀国的运粮困难而产生，木牛的产生促使独轮车的产生，便捷了民间的运输。
北伐是蜀国的第一战略，若想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则必须充实国库，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反过来就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综上所述，北伐给蜀国带来的经济影响益处大于弊端。
3. 驳“加剧政治危机”说
北伐并没有加剧蜀汉的政治危机，反而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内部矛盾。由于刘备先取荆州再得益州，后又失去荆州，以刘备为首的嫡系势力与益州本土势力存在着政治矛盾，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 [11]。因而，蜀汉后期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矛盾，但这种内部矛盾并非是由于北伐而引起。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两个势力的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目标不同。益州本土势力是如前州牧刘璋一样的“守土保国”之辈，他们胸无大志，只求安分守己，国安民乐。而刘备等外来势力以汉朝正统自居，兴复汉室、恢复河山是他们的目标，两个势力的根本差异使他们的矛盾无法根本得到调和。而刘备外来者的身份，自进入益州的那一日起，就遭到了诸如赵累、黄权等益州本土势力的反对：“璋主簿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与州门以谏。”( [1], p. 540)“及先主袭取益州，将帅分下郡县，郡县望风景附，权闭城坚守。”( [1], p. 640)。设若无北伐，两个集团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无法调和。诸葛亮的北伐在一定程度上使全国上下凝集一心，同仇敌忾，暂时放下眼前价值观、集团利益之分歧，有利于维持国内政权，转移了一部分内部矛盾。
“刘备以外来者的身份统治益州，势必受到益州本地势力和刘璋部的抵制与反抗。与此同时，刘备带领的外来势力内部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然而，当蜀汉政权面对孙吴、曹魏及内部西南少数民族的压力时，各个势力之间又不得不抛开眼前的矛盾，加强合作。” [12]
北伐还对蜀国的人才提拔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之中，收服降将姜维、梁绪、尹赏、梁虔等人，发掘或提拔了王平、廖化、蒋琬、费袆、姚伷等人。这些人才不仅在北伐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期更是更为蜀汉栋梁。
《姜维传》：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维等乃俱诣诸葛亮。( [1], p. 650)
《廖化传》：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先主薨，为丞相参军。( [1], p. 658)
《王平传》：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1], p. 643)
《蒋琬传》：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八年，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言：“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1], p. 647)
《姚伷传》注：姚伷字子绪，亦阆中人。……丞相亮北驻汉中，辟为掾。( [1], p. 665)
《费袆传》：祎字文伟，江夏鄳人也。……亮北住汉中，请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亮卒，袆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 [1], p. 649)
在这些人中，蒋琬成为了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更是在蜀国后期“继丞相之遗志，讨篡汉之逆贼”，独挑大梁，多次北伐抵抗魏军。王平等人也在蜀汉后期成为了蜀国的重要将领，独当一面。他们因北伐而展露头角，并在北伐之外成为了国之栋梁。
刘禅《复诸葛亮丞相诏策》中说诸葛亮“降集氐、羌，兴复二郡”( [1], p. 573)。在诸葛亮死后，“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姜维也在北伐中继承诸葛亮的北伐策略，以羌胡为辅，与郭淮战于洮西。为了完成北伐，诸葛亮还平定南中，稳定后方，这也是诸葛亮为北伐做出的努力。总而言之，正是《隆中对》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而蜀国为北伐做准备，很好地贯彻了这个战略，解决了周边的少数民族问题。林榕杰称之为通过北伐建立了反魏多民族“联合战线” [14]。
北伐还巩固了吴蜀联盟。北伐撤销了吴国对于蜀国的防范心理，有助于完成蜀国从《隆中对》就开始坚持的“联吴抗曹”的目标，有助于蜀国和吴国之间的关系稳定，有利于蜀国的东线的安全，避免了荆州之战类似的魏吴夹击之势。自刘备猇亭之战而托孤白帝城，诸葛亮平定南中对魏国开展北伐之后，吴蜀两国从此再未发生大的军事摩擦，吴国反而多次配合蜀国的北伐行动。例如228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之时，吴将周鲂也以诈降之计，击败魏将曹休。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孙权也御驾亲征征讨合肥 [1]。北伐行动撤去了吴国的戒心，吴蜀的联盟因共同的敌人曹魏而更加稳固。
4.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并不认为北伐过度消耗了蜀汉的国力，加速或导致了蜀汉的灭亡。蜀国的北伐在政治、经济之上均有一定之益处。在经济上，北伐促进了蜀国各行业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促使国内的农业工程建设、农业技术进步，也促进了冶铁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在政治上，北伐一定程度上转移了蜀国内部的矛盾，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攻为守”的作用，同时收服或发掘了一大批人才，也起到了团结东吴和结好诸戎的作用。笔者认为“诸葛亮北伐加速蜀国灭亡”说并没有全面地把握问题。北伐非但没有加速蜀国的灭亡，反而延缓了蜀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