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企业的运营与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其通常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这一方面由公司的运营状况决定，另一方面由外部力量补充。因此，企业有积极获得政府补助和资源转移的动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社会对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企业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发展目标后，政府会对积极作为的企业给予补助。同理，低下的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的员工利益和淡薄的慈善观念也会使得政策制定者减少对企业的帮扶。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探讨了中观的政府补助，并用实证模型予以检验，还分所有制性质和地区对这种传导机制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获得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助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优化政府财政补贴用途等方面具有实践意义。
Abstract: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requires sufficient funds. On the one hand, it is determined by its internal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upplemented by external forces. Therefore, the company has an active incentive to obtai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resource transfer.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ceptual changes, society has also placed higher demands on enterprises. When an enterprise has undertaken part of its social development goals, the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subsidies to enterprises that actively act. In the same way, low product quality, insecure employee benefits, and indifferent concepts of charity will also make policy makers reduce their assistance to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8 as a sample, discusses government subsidies from the micro-leve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spective to the meso-level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est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i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helping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perform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ptimizing the use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subsidies.
1.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基本国情及其对市场失灵的补救作用，政府仍然在市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有着对经济强烈进行干预的动机，通过政府补助、优惠贷款和税收限制等方式参与宏观的经济调控 [1]。因此，政府部门掌握着重要财政支出的分配权，政府补助作为其中一种分配形式是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直接进行经济干预的手段。而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补助以及稀缺资源往往会与政府建立良好的联系，特别是当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上市公司受到国家和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会优先扶持履行社会责任水平高的企业 [2]。由此可见，面对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处于经济转型和国际战略包围中的中国企业如何解决承担社会责任与政府扶持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双方交往的前提是产生吸引力，吸引力的来源是提供报酬，现代社会的原则是互帮互助，社会交往的过程就是交换的过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交换的过程，政府需要企业承担保证就业、缴纳税金、环境保护等行为，而企业需要政府的财税补贴、税收减免、融资便利等福利资源。因此，政府和企业都能够为对方提供吸引力的来源，并且形成相互依赖性，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就成为建立交换关系的纽带。当前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媒体关注、治理环境、股权投资与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研发效率、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关于政府补助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政府补助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果。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政府补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曾繁荣等 [3] 从社会绩效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但是现有的都是仅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政府补助的一项经济后果，主要探究的是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单项影响，而鲜有考虑反向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补助的可能影响，即考虑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影响政府补助前置因素的可能性。因此，综合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有利于实现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研究，更有助于引导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助。研究的贡献在于：在当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的关系，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高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政府扶持提供实证依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涵盖了财政贴息、退税、科技创新与政策补贴等多个方面，可以从中观层面为企业提供支持。本文认为，企业在微观层面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促进政府补助的获得，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向政府展示良好形象，获得政治关联。企业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不断改善雇员工作环境与员工福利、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与慈善事业、严格遵循质量标准等可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目标的实现。这些行为塑造了一个与政府的公共目标相契合的良好企业形象，因而这类企业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税收优惠、融资特权的可能性也会进一步提升 [4]。李姝与谢晓嫣认为社会责任履行好的企业可获得更高政治关联度 [5]。Shu等也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获得政治支持与政府优待的有效途径 [6]。第二，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良好的经营状况，获得政府的信任。信号传递理论指出，有效和可信的信号一般模仿成本很高 [7]。经过第三方机构评测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作为可靠的信号代替企业的客观财务和运营数据，为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前的信息选择与分析作参考，缓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可以赢得政府的关注和资金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促进政府补助的获得。
3. 变量与数据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指标
本文采取的是2010年~2018年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最终得到的样本数量为21,048个。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上主流采取的是KLD指数，我国主要有和讯网和润灵环球责任评级两种数据来源，中国社会责任报告库也有少量可用的数据。本文采取和讯网公布的CSR评分，该指标从供应链和消费者、股东、员工、公益和环境五个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加权评分，经手工整理得到。
财政补贴：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公司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政府补助中的合计项目。数据来源分为母公司会计报表和合并会计报表，本文采取的是母公司报表数据，并在回归中对其取了自然对数。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选取公司层面常见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产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托宾Q，变量定义参见表1。
3.2. 模型设定
借鉴郑景丽 [8] 等的做法，本文模型设定为：
。
其中，lnggijt和srijt分别为t期j行业i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对数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Xit是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γj和λt分别表示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jt是扰动项。
4. 实证部分
4.1.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列示，可以发现政府补助、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一定差异。政府补助的最小值与最大值相差很大，表明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存在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小值为−18.45，最大值为90.87，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差异显著。
4.2. 基准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控制了企业规模、资产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行业、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之后，α1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责任的承担使得便于企业获得了更充分的政府补助，验证了假设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5, **p < 0.01, ***p < 0.001.
4.3. 稳健性检验
4.3.1. 滞后一期
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因此，进一步分析了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结果见下表，表明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会获得越多期后的政府补助，回归结果见表4。
4.3.2. 改变样本容量
在基准样本的基础上，删去政府补贴存在缺失值的行、剔除st和*st公司(其财务状况非正常)和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其会计核算特殊)。具体实现方式是筛选行业代码为66、67、68和69的行，代表公司分别从事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在此基础上进行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回归结果见表4。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5, **p < 0.01, ***p < 0.001.
4.4. 异质性分析
4.4.1. 企业所有制结构
从表5可知，社会责任对财政补贴的作用在国企和私企中均有体现，并且都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国企样本中的系数为负、绝对值更小且相对更不显著，说明国企承担社会责任后反而会减少政府的补贴，这可能是由于国企在日常生活中本就与政府具备更强的政治关联，我国的国情也决定了国企“太大而不能倒的特征”。因此政府会更加偏向于给予国企财政补贴，而并不关系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私企样本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政补助对私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更大。因为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在经营中较少受到政府的干预，但更加经常地面临资金匮乏、融资困难等问题。因而会更加关注社会责任的承担，更有动力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5。
Table 5. Government subsidies, property right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表5. 政府补助、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5, **p < 0.01, ***p < 0.001.
4.4.2. 地区
从表6可知，社会责任对财政补贴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但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这说明与市场化程度更高、市场经济更发达、经济实力更雄厚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与当地政府之间存在更深的政治联系，因此企业更有动机去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以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充实现金流，回归结果见表6。
Table 6. Government subsidie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表6. 政府补助、地区差异与企业社会责任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5, **p < 0.01, ***p < 0.001.
5. 结语
5.1. 结论
由此可见，企业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在环保和慈善方面做出更多贡献来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够收获公民更好的评价，具有形象上的正面效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府的更多补贴与支持。政府会首选扶持那些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的公司，合理推测，企业在获得政府给予的支持后，会出于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和良好关系的目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使得这个良性循环持续下去。
5.2. 创新与不足
既往文献在做异质性分析时，往往只在所有制性质上进行了区分，本文进一步在地区维度上进行了回归。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双循环的战略布局下，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高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政府扶持提供实证依据。
但是，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相对简单，只研究了社会责任对财政补贴获取的促进作用，但没有进行机制分析，包括引入政治关联等政治因素。在后续分析中，还可以把企业划分为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以进行异质性分析，并且继续研究政府补助给企业带来的益处和效果，以取得理论和实践上更好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企业责任看作一个笼统的整体进行论述，今后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细分为股东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和社会公益责任做进一步分析，研究其每个自维度层面的作用机制，以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