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中高校意识形态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我们勘定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洞悉风险防范的实践逻辑启迪了新的思维，提供了新的视角，择练了新的路径。伴随着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高度接榫，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演进的时代也已来临，其时代特征也深深根植于社会的各行各业，高校意识形态亦在其中。由此探究大数据时代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及其风险蝶变与消解之道，将对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2.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
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系统性地研究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有针对性地解决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有助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广大学生的自身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保障。
2.1. 大数据时代为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有效性提供机会窗口
网络意识形态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大数据时代则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与条件。
2.1.1. 重新审视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大数据 [1] 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联机分析处理，数据可视化等技术资本的驱使下已呈现最为先进的状态，这使得在智能算法的牵引下，各种思潮在网络空间肆意挥发、分众引导、精准定位、精准推送，致使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意识形态风险，有必要对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再审视，并为其新风险谋求出化解之道。
2.1.2. 有效运用大数据技术可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如今“数据再利用”、“数据重构”、“数据可伸缩”、“数据折旧值”等作为新式名词出现，为未来产业提供价值挖掘的重要突破点和机会窗口，这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亦是如此。每个大学生每天产生的网络数据叠加起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维持或支持大学生进行互联网活动的背后力量，是不计其数的代码与算法。如何将意识形态引入算法的构建中？如何获取高校大学生在网络中产生的合法数据并将其可视化分析，以掌握其思想动态？如何利用大数据精准定位和精准推送，同时避免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这些都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2.2.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
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高校是吸纳人才、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承担着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合格的人才不仅要专业水平合格更要政治素养合格，由此在高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
2.2.1. 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青年朋友，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站位和主流意识形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尽管我们在初级教育阶段就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但限于客观有限的认知水平，广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仅作为一种思想启蒙，而进入大学伴随着认知水平和社会阅历的逐步提升，广大学生对意识形态工作具有较为全面的思考与认识，而此时各种思潮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悄然而至，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认识教育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高校不仅是学生获得专业技能的重要场所，也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和教育阵地。只有培养好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摆正自己的政治站位，才能把自己习得的专业知识正确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在高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就显得极其重要，势不容缓。
2.2.2.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党提供合格人才的重要保障
2014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2] 高校是为党育人的摇篮，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高校党委的培育审核下加入党组织，为党的长期执政供给新鲜血液。作为高校学生中的关键少数，作为党未来事业的接班人，要求其业务水平过硬的同时，其政治素质也应该过硬。除此之外，非学生党员是党的潜在储备人才，亦应加强意识形态教育，为以后的组织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这就要求高校要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做到全过程、全方位、全人员参与意识形态工作。
2.2.3.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大学生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如今，中国网民规模已近10亿，其中思维开放且具有一定认知与判断能力的大学生则成为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与此同时，高校大学生分布的离散性，将使网络意识形态在全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正面作用。例如，偏远地区的大学生在习得专业知识后主动回报家乡，参与家乡建设，其中就涌现出像时代楷模“黄文秀”这样的优秀大学生。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在网络空间中积极弘扬正能量思想，他们的实践成果得到了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及新闻媒体等广泛关注与认可。
2.3.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高校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与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比起现实空间，广大学生在网络空间显得更为活跃。因此，网络空间的环境会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造成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亦为网络意识形态增加新的元素，需要研究者剖析其风险点，规制其消解路径。
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利于抵制国外意识形态渗透，形成积极向上的网络空间氛围。境外常常借助于网络空间，采取物质、感情等手段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渗透，扰乱了大学生的健康发展环境，扼杀了大学生形成正确意识形态的机会。从内部环境来看，有利于剖析大数据所引致的同质化现象，促进广大学生多元、全面发展。大数据时代催生下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客观判断和创新性，使其沉浸在一元共识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话语建构之中，变得越发歇斯底里和固执到底，极易走向极端化。“同质化”现象何以生成？其化解路径又该如何择练？等等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3.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及其成因
资本幕后的推波助澜和境外的意识形态渗透，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外在风险；而社会转型沉积的弊病以及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不足使其风险内生；防范意识落后，话语权易被消解，话语空间被侵占则成为如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待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3.1. 外部风险：境外意识形态的精准渗透和资本的推波助澜
互联网的广域性与开放性使得多元思潮在网络空间交织蔓延，传播渗透，并在大数据时代的催生下形式更加隐蔽、渗入更加精准；为抢占高校大学生市场，境外资本依托大数据进行消费主义、奢侈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惜戕害广大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身心健康，以斩获更多资本回报。
3.1.1. 境外思潮利用大数据技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精准渗透
以西方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西式民主为代表的境外思潮在大数据技术的伪装下渗入到网络空间，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着高校师生政治信仰的培养，例如在高校借助文献出版物、大学主导的各种讲坛、各种研究机构主办的学术讨论等各种形式传播他们的思想。 [3] 西方国家渗透的方式从最初的“广泛撒网”方式变成如今依托互联网技术的“精准化”方法；渗透的对象也从最初的集体受众变成以广大青少年为主；从渗透力度来看，西方国家在我国网络空间渗透西式思潮的力度无论是在财政支撑，还是在人员规模配置方面皆与以往有很大提升，从而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的危害更大。
3.1.2. 资本的介入致使高校意识形态生态环境更加复杂化
“教育和媒体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机器”。 [4] 如今资本逻辑引领下的境外消费主义和奢侈主义，在网络空间中借助媒体渠道传播其消费观念，而高校大学生是消费的主力军。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快节奏和享受，不仅让人们在得到“快乐”之后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精神萎靡，也让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容易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因素的干扰而出现碎片化现象，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亦带来很多困扰。除此之外，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展现出其强大的力量也在影响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境外资本正试图抢夺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煽动国内外网络团体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这致使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它们在攫取广大中国网民利益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将它们的价值观认同渗透其中，并且为赚取更多利益，吸引更多用户，它们同样也建立起了一套适应中国高校大学生的话语体系。这些平台在其背后资本的支持下疯狂争夺高校意识网络话语权，对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造成威胁。
3.2. 内生风险：社会转型累积的矛盾和高校教师队伍政治建设不到位
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意识形态面临着宏观层面由中国社会转型引致间接风险，同时也面临微观层面高校教师政治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形成直接风险，由此构成了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内生风险。
3.2.1. 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沉积的弊病引致高校意识形态风险蝶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面临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新老社会矛盾在网络空间冲突对峙的局面。在某些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下，新老矛盾爆发，影响和冲击了高校意识形态。
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不断放大消费主义的影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贫富差距是这一主要矛盾存在的现实表现。这种贫富差距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被无限放大，消费主义出现的职业道德的弱化、金钱与正义的扭曲、权利与利益的交织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并且，其引导下的“非主流价值观”已借助大数据媒介迅速扩展其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某小学曾对孩子们的职业设想进行抽样调查，竟有八成的小孩子长大后想做网红，还有家长为孩子报了“网红培训班”，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下，消费主义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高校大学生置身网络空间影响广大网民的同时，也在受一些网民观念的影响。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着你。社会转型引致的社会变革，对广大高校大学生影响巨大。一方面，高校大学生成为社会转型失利方煽动的主要对象。改革是刀刃向内的，难免会触碰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加之外部的干扰使部分既得利益者借助网络空间大肆篡改党史国史，恶意散布政治谣言，混淆公众视听意图由此发泄不满，煽动民意达到阻挠改革、保护既得利益的目的，而这些言论的大肆散播会腐蚀高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一些人或组织编造谣言假借群体众多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散播。贫富差距过大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伴生品，招致社会中由贫富差距产生的信任危机。尽管我们党为弥合这种差距采取了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生活、个人所得税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但在网络空间的催生下，某些未获得或者较少获得改革红利的网民开始抨击党的政策，扭曲、否定改革开放等国家重大决策的意义，洗脑部分大学生，并在“吃瓜群众”的推波助澜下使其盲目传播，这对党的执政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3.2.2. 从微观层面来看，高校教师队伍政治素养参差不齐引致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缺失
一方面，在高校教师群体中不乏存在着某些打着“学术无禁区”等口号的教师，妄议国家政策，将自身的个人情感带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来。某些高校教师在课堂或是社交平台上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当言论，还造谣抹黑我国杰出政治领袖人物，但不仅没有受到法律严惩，反因博得眼球而受到追捧。 [5] 这会严重阻碍高校对大学生在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培养。
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教师尤其是思政课教师责任意识缺失，缺乏对网络意识形态的事件的敏感度，对大数据时代和网络意识形态的认识不足，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投入的时间较少，从而形成一种学生有问题、无人解，或解决不到位等现象。尽管此类高校教师在庞大积极向上富有责任心的高校教师团体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其影响是巨大的，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灰犀牛”事件构会成其内生风险，阻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传播。
3.3. 高校意识形态防范观念固化及其话语权易被消解
大数据时代暴露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存在防范观念滞后的缺陷，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私语化”现象严重，并且在大数据时代师生之间的信息掌握发生不对称性的反转，导致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境外思潮猛烈冲击，不断消解。
3.3.1.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观念陈旧
大数据时代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传播模式，使得传播方式从“集中统一”到自上而下，实现去中心化，去结构化，呈现扁平化。 [6] 原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在开展中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的实效性在大数据时代减弱，这也使得原有固定式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观念受到冲击。
一是过度依赖原有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忽视大数据时代的影响，成为高校意识形态防范观念创新的重要阻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在七十年的执政历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的工作经验。当下我们的环境已不同往日，正处在百年难遇的历史发展的大交汇期，这就指明原有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急需被“扬弃”，破旧立新。
二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观念传统固化。原有的“静态”意识形态防范观念滞后于当前快速演变的意识形态风险，缺乏系统性的、动态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观念；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观念以防御为主，缺乏主动出击的观念；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观念创新缺乏宏观视野和超前站位，标本未达到兼治；遵循“静态”风险防范模式，缺乏灵活机动优势，防范效率有待提高。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观念应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出击，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做到先人一步，超前布局。
三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存在局限性。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缺乏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实时掌握，即使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也无法实现绝对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风险全方位、实时性把握。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在这种客观规律前就无能为力，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转变思维方式以实现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观念上的最优解。
3.3.2.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易被消解
习近平指出：“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 [7]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存在“私语化”、技术垄断、创新滞后等困境，这使得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面临话语权易被消解的风险。
一是“私语化”消解着高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私语化”通俗来讲指私下里窃窃私语，大数据时代由于其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等特点使得“私语化”现象不断发展。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人人都能发声，广大网民尤其是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议更加富有热情。只要对某一事情感兴趣，人们皆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思想碰撞和观点共鸣。“私语性”是大数据时代的魅力所在，即使在广大旁观者的围观下，它也能满足人们对于交流的心理期待，分享能为交流者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私语化”特点也体现在，人们不再简单地跟随片面的报道和解读去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而是挑战权威、颠覆传统。 [8] 这使得高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大数据时代高校大学生的“私语化”中有被孤立，消解甚至挑战的危险。
二是技术创新滞后妨碍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核心技术被“卡脖子”使得我们在高校意识话语权建设上进退维谷。从根本利益层面来看，涉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网络技术，西方国家是不会转让中国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的，这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现实阻碍之一；从客观规律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遵守客观规律的过程，我国互联网技术与西方国家存在的差距需要时间弥补，因此网络技术在时间上的真空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的又一现实阻碍；从相关人才储备来看，我国在涉足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安全领域内还是存在很大人才缺口，这一方面受制于培养速率，更多的是对人才外流或者人才引进相关举措力度还是不够，这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根本阻碍。
三是话语变革的缺失，致使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枯燥抽象的宏大叙事、单边的封闭传播、话语表达的陈旧等。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内容存在枯燥、抽象、限于宏大叙事等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力度不够、解释力不足，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快速、准确回应；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播方式存在封闭、单向化等问题，其原因是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播上安于现状、骄傲自满，缺乏危机意识。政务信息不完全透明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传播方式创新力度不够削减了话语权的吸引力，层级关系繁杂弱化了话语权建设的执行力；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表达陈旧、模糊，很难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其主要原因表达过于空泛、脱离大众世界，缺乏平等对话和交流机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不足，不深。
4.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消解的实践路径
坚持党的领导是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和前提，而构建起内外兼治的防范体系，转变传统防范思维，有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为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提供有力举措。
4.1. 坚持根本原则：坚持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与时俱进，依据客观现实，科学地、有条不紊地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4.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大数据时代党的思想路线的延伸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大数据时代坚持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其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延伸、深化和拓展。坚持党领导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以下必要性。首先，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党领导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其次，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境遇纷繁复杂且形式多变，参与风险化解的主体是多方的，方法是多元的，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能力及实践经验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协调各方参与到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来。再次，党在长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可让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贯彻落实，发挥效能。最后，高校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领航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把好高校大学生的政治关，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党对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领导，既是一次应对新的现实问题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又是一次经验积累的与时俱进。大数据时代将为党的发展提供新视角、新思维、新路径，党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经验，将为大数据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供给进路，增添智慧。
4.1.2. 坚持党委领导，多部门协同合作，科学化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面对思想舆论的“三个地带”，我们要严守红色地带，狠打黑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 [9] 协调多方参与，形成最大合力，增强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一是要党委领导，注重多部门协同参与。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党委领导，多部门协同参与，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三全育人”紧密结合，贯穿高校育人的全过程。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需要高校二级学院、宣传部、校共青团等多部门和组织的参与，密切合作，相互协调，共同化解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
二是要尽然有序，科学化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从宏观层面：结合院校自身设立高校大数据舆情监测办公室，重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培养，加强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打好校内大数据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依托大数据，实时掌握广大学生思想动态、行为数据，对图书馆图书借阅数据进行在分析，重点把握个别同学的思想样态。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同时注重线下谈心机制和引导机制建设，党委以身作则开展“校长座谈日或书记座谈日”并广泛发动广大教师辅导员，尤其是思政课教师深入学生，对学生在大数据时代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问题进行全面的解疑释惑。
4.2. 构建防范体系：建构起内外兼治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
建立健全相关涉及高校意识形态的法律以及加强相关资本的监管，化解大数据时代境外意识形态的外部风险。巩固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转化其话语表达内容，创新其话语表达方式，稳固扩展其话语传播平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也是我们消解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内生风险的有力举措。
4.2.1. 建立健全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相关法律和境外资本监管，构建外部安全防范体系
加强与高校意识形态相关的立法工作。“要推动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10]
一是建立健全和完善国内相关高校意识形态法律，组建综合型、专业型、权威性团队对现行相关法律进行评估研判，要翻陈出新，及时完善，与时俱进。增强国内与高校意识形态相关法律的时效性、有效性、影响力、震慑力，消解境内勾结境外意识形态渗透意图，阻断境内境外高校意识形态渗透交流渠道，威慑境内境外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二是加强国内外资本监管，为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稳定、健康的环境。“量”是基础，根据我国国情以及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现状、趋势，汇总各领域需求，听取各专家、权威意见，制定一套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践、论证、定型后积极推广相关部门应用；“治”是核心，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多方联合执法力度，对网络空间中存在不合理、不合法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或削弱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个人、公司及团体进行监督、预警、整治、注销。
4.2.2. 筑牢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内部安全防范体系
我们要通过创新话语内容、转换话语表达方式、夯实话语传播平台、扩大话语宣传空间四个方面，在原有话语权的基础上，创新、转化、巩固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是创新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对现行高校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尤其是流行性网络话语内容做出整体性的分析研判，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相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与传播方式有机衔接，谋求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最大实效性。二是转换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方式。积极研究和借鉴国内外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模式，多元化开拓其传播方式，融合广告学、美学、传播学等学科，实现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播方式的跨界组合与重构。三是稳固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平台。建立健全现有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反馈机制，扩大反馈范围、频率，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反馈数据进行数据分析，进行可视化处理进而推动现有话语传播平台的完善、发展。四是扩大高校意识形态话语宣传空间，借助互联网的延展性拓展国际话语空间，提高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树立国际视野，谋划全球布局，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拓展高校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4.2.3. 建立健全大数据高校教师政治素质评价体系，提升高校教师队伍政治素质水平
针对于高校教师队伍的评价体系将更好地勘定网络空间中高校教师的政治素质状况及思想波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跨领域知识的介入将使得高校教师在意识形态防控领域更加主动，更具实效性。
一是依托大数据建立无追踪的师生评价体系。建立以大数据技术依托，以区块链为技术手段的高校教师政治素质评价“私有链”。在哈希算法和分布式记账的融合下使得教师无权进行回溯追踪，这会极大程度降低学生在评价时所产生的心理负担。二是建立大数据同行评价体系。建立大数据同行评议机制不仅限于本校的同行，应面对全国性的同行全体，将这种来自高校老师内部群体的监督力量，转化成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巨大动力。三是进行跨领域知识学习和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定期学习。高校教师尤其是思政课教师，要掌握当前先进传播模式，知悉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薄弱点，其所依托的现代技术及其运行机理。定期进行相关意识形态前言问题知识讲座，把握最新动态，变化相应对策，提升防范效率。
4.3. 转变防范思维：正视高校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新转变和建立符号化呈现机制
思维引导实践，面对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内外风险，必须正视其在传播模式上产生的新转变，建立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符号化机制，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4.3.1
. 转换高校意识形态的旧式防范思维
对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认识要有所改变，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主客体间再次发生了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也是传播模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要充分认识，在大数据时代面前广大学生对信息的拥有量和检索速度均高于高校教师，这使得去中心化的高校意识形态得以传播。
4.3.2. 建构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符号化机制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一个完整的符号由本体、对象和解释三部分组成，符号的价值在于通过解释，建立本体与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要想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内容呈现符号化，关键是要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将不同的符号类型、不同的意义表达相结合起来，塑造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 [11] 如此，我们便可通过符号传递宏观意识形态，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复兴路上工作室推出的“党的党代会三部曲”系列视频题材多样，形式新颖，深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符号化呈现机制的背后，需要有扎实文字内容作支撑，并且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空洞、肤浅、娱乐化，发挥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最大优势。
4.4. 善用先进科技：依托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精准定位、推送
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大数据时代也给高校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与风险，但我们也能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化解。借助媒体融合的优势，使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取长补短、兼收并容，在现有主流媒体的基础上，创新技术和方法，打造“互联网+”等多渠道传播载体，利用形式多样的传播载体来宣传主流意识形态。 [12] 依托大数据时代及其智能算法在网络空间中向高校大学生精准推送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正相关的思想、价值观等。
4.4.1. 依托大数据技术对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意识形态以及高校大学生进行“分众”
一是大数据技术可以凭借数据存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可视化分析等多种强大功能，在数以万亿计的数字海洋中迅速找寻“敏感点”构造联机分析，多维立体数据分析模型，为高校意识形态防范提供全网搜索、靶向引导、靶向治理。不仅能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现有隐患进行快速处理、快速疏导，还可通过预测分析功能实现对潜在隐患的预警、监控。二是针对不同高校、不同学龄的高校大学生进行分众，根据他们的现实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进行因人制宜，分众他对传播媒介的喜好，依托智能算法进行精准生产与精准推送。
4.4.2. 依托大数据技术揭露网络空间“私语化”现象
“私语化”形成的重要原因，缘起于网络的匿名性，这也使得大量的非法匿名消息或具有颠覆性的谣言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危险，匿名化会使得传统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有失精准度。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数据交叉、数据重组等技术就可以使得匿名变为实名，这在打击危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行为的同时，提升了网民游览的舒适度，同时也可净化网络空间的环境，使得“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有力的实际行动。
4.4.3.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的背后离不开智能算法，进而离不开设计算法的人。一方面，高校要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尤其是重视人工智能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重要作用，依托大数据进行意识形态风险的精准定位，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精准定位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准推送。另一方面，要抓好人工智能研发者的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关键少数，设计大数据时代高校人工智能算法。首先，要加大对高校涉及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师生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设立考核机制，重点推进意识形态宣传，关注个别异样状况，谨慎处理突发事件，建立党委领导党委负责的长效防范策略。其次，在资本的助推下，商业算法得以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但这种利益的获取建立在剥夺甚至泯灭人的多维视角审视世界的权力之上时，建立将人置于封闭的思想空间，陷入物化的虚无境地之上时，建立在阻碍人的全面发展之上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袖手旁观。最后，既然算法是设计者主观的产物，那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智能算法的出现就具有保障高校大学生思维多元，自由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