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健康养老的重要指标。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逐渐下降。在老年人群体中，互联网及各种APP的熟练程度和普及程度较低，从而导致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因素逐渐增加。以上海新冠肺炎足不出户的背景为例，老年人因不能熟练操作智能设备而导致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狭隘，此种现象在疫情期间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与此同时，网络中也频频出现老年人向外界求助的代发信息。在此背景下，网络对老年人造成极大影响 [1]。
基于现实情况，本文以CGSS2018的数据库为实证研究的基础，运用stata软件完成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本文从养老服务和企业两方面对促进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体的普及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老年人数的不断增多 [2]，导致老年人急需融入虚拟社会，迎合社会发展的浪潮以及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便利度。但据研究发现，我国只有4.7%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 [3] (吴新慧，2017)。其次，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受到家庭及自身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方面，独居生活的老年人不利于互联网的使用 [4] (兰青，鲁兴虎，2019)。在性别方面，我国男性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比例更高 [5] (彭青云，2018)。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和熟悉互联网 [6] (吴新慧，2017)。在年龄方面，年龄与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呈负相关关系 [7] (Gatto和Tak, 2008)。
李嘉兴运用UTAUT模型研究影响老年人使用微信的因素，得出老年人本身是使用微信的最大影响因子 [8] (李嘉兴，2017)。在网络社交媒体中老年人使用率较低的主要因素是老年人群体与中青年群体的本质差异，而导致无法达到老年人群体的使用预期，以及老年人因社交习惯等因素而导致老年人较倾向于使用自己熟悉的社交方式进行社交，其次老年人自身的信息素养也较为薄弱 [9] (王晰巍，李嘉兴，2019)。另一方面，曹园园运用社会资本与情感依恋理论研究老年群体融入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得出老年人运用新兴社交平台的主要原因是维系固有关系而非构建新的社交关系，其次应促进老年人形成社交网站依恋，从而保留老年用户群体 [10] (曹园园，2020)。其次，丁志宏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研究影响城镇老年人上网的因素。与李嘉兴的结论相同的是二者皆表明老年人自身因素是影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最大因素，其次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社交和信息的搜索 [11] (丁志宏，2021)。
3. 数据来源、模型和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数据库，利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的量化处理及实证研究。在剔除缺失值和无效值之后，共保留591份老年人样本数据，其中357名老年人认为自己很满意，244名老年人认为自己不满意。
3.2. 模型选择
因为，logistics回归分析模型能够预测在不同自变量的情况下因变量发生的概率。因此，本研究在CGSS2018数据库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构建数学模型，研究网络对老年人社会满意程度的
影响。数学模型为：
。
本研究的因变量y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其中0代表满意，1代表不满意。影响y的自变量分别为“家里能上网吗”；“网龄”。P为老年人身体健康得概率，那么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事件发生与
未发生的概率比为
，经过对数转换，得出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模型。
3.3. 变量选择
本文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设为因变量，核心自变量为“家里能上网吗”及“网龄”，将“性别”、“年龄”、“最高教育水平”、“是否参加社会保障项目”、“城乡”设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如表1所示，核心自变量“网龄”及控制变量“年龄”、“最高教育水平”为连续变量。因变量“生活满意度”(0 = 满意；1 = 不满意)、核心自变量“家里能上网吗”(1 = 能；2 = 不能)及控制变量“性别”(1 = 男；2 = 女)、“是否参加社会保障项目”(1 = 参加；2 = 不参加)、“城乡”(1 = 城市；2 = 乡镇)为二分类变量。
4.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4.1. 实证研究
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logistics回归结果，本文将自变量分为一个连续变量一个二分类变量。在自变量“家里能上网吗”方面，老年人家中能上网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0.05级别上具有显著关系且为正相关关系(P = 0.014；β = 0.470)。与此同时，老年人的网龄越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有利，其在显著值0.05级别上具有显著性(P = 0.018；β = 0.630)。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all variables
表2. 各变量回归结果
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其在0.005级别上具有显著性(P = 0.005；β = −0.509)。“年龄”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其在0.05级别上具有显著性(P = 0.026；β = −0.027)。“最高教育水平”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其在0.001级别上具有显著性(P = 0.000；β = −0.220)。其次，控制变量“最高教育水平”(P = 0.179；β = 0.223)与“是否参加社会保障项目”(P = 0.810；β = −0.046)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4.2. 结果分析
21世纪网络与人们的作息及生活密不可分，据上文研究发现老年人生活中网络的参与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即老年人接触或使用网络了解实时动态、外界新闻、娱乐等内容的次数及频率越高，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但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对于新兴的科技产物的熟练程度及接纳程度较低，大多数老年人对网络较为陌生或基本没有接触过网络。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将网络应用渗透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让老年人也能够感受到新时代的数字红利，对老年人颐养天年；培养积极老龄化的心态 [12]；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 [13]。
5. 结论与建议
据上文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 [14]。可以证实互联网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促进自身幸福感的作用，但不同的环境、信息等其他影响因素对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及互联网使用普及率具有不同的影响，如：在现代社会中促进老年人社交软件使用的因子主要为信息技术、信息环境、信息人以及信息的种类，其中信息人的影响因子最大 [15]。且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政策背景和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及在中国独特的老龄社会发展特征的背景下，提出如何利用互联网促进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政策建议，从而对实践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其次，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互联网对居民生活便利度的促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上海新冠肺炎疫情足不出户的背景下，老年人因不能熟练操作美团、盒马、微信等软件而导致无菜可吃的事件频频发生。基于此，本文从养老服务、企业两个方面提出提高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体普及度的建议。
5.1. 养老服务层面
1) 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在社区养老的基础上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熟练度。
老年人以社区为单位集聚分布，在社区中老年人数量普遍较多。因此在社区中普及互联网应用将会有更高的效率。基于此，社区应针对身体及经济状况支持其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群体，展开特殊的养老服务活动。阐述互联网的基本功能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利结果，使老年人逐渐接触互联网、了解互联网、运用互联网，以此提高老年人群体中互联网的普及率，从而提高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
2) 大力发展志愿者团体及非营利性组织，由志愿者推动老年人群体中互联网的普及率。
志愿者在养老、为老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志愿者多数为青年人群体，对互联网的运用较为熟练。因此，在日常应大力发展志愿者团体及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使其深入老年人群体之中，普及各种便民APP，使老年人感受到新世纪的数字红利，同时预防由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导致的生活不便事件的发生。
5.2. 企业层面
1) 大力推动老年APP的研发，打造专属于老年人使用的APP。
企业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在资本及经济效益的引导下各类APP大多围绕中青年进行研发，由此导致老年人因与时代落伍而不熟悉甚至是排斥各类APP。基于此，应由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老年APP的研发，打造专属于老年人的APP，从而能够有效提高老年人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让老年人体验到数字红利，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2) 渲染老年人互联网化的社会氛围，为老年人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提供内推力。
中国老龄人口逐渐增多由此带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各类互联网应用，因此老年用户成为各类待挖掘的新用户群体。而经济效益导向的企业应充分挖掘老年人在新用户群体中的潜力，不断渲染老年人互联网化的社会氛围，将目标群体定位为老年人群体，从而为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体中的普及提供内推力。
3) 研发专属于老年人的APP应用界面，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提供便利。
老年人因各项身体机能的下降，逐渐不适应以中青年为主要人群的各类APP。因此，企业应大力研发专属于老年人的APP应用界面，实现中青年应用界面与老年应用界面的灵活转换，在便于老年人群体使用的同时扩大目标群体，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