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发展，养老服务与我国老年人个性化、多样性的需求不相符合，目前又缺乏对养老意愿的深入研究，因而如何解决养老意愿的问题迫在眉睫。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对安徽滁州市常住的230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访问，并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身体状况，养老认知水平有显著差异(P < 0.05)，即对老年人养老意愿产生影响。结论：养老意愿主要以传统家庭养老为主，共82人(35.65%)，其次是社区居家养老，共70人(30.43%)。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身体状况，养老认知水平是老年人养老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ing in China,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does not meet the per-sonalized and divers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will to provide for the aged, so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will to provide for the aged is urgent. Methods: 230 elderly residents in Chuzhou City, Anhu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lderly care will-ing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occu-patio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onthly family income, number of children, physical condition and pension cognition level (P < 0.05), which had an impact on the elderly’s pension willingness. Conclu-sion: The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aged is mainly traditional family care, with a total of 82 peo-ple (35.65%), followed by community home care, with a total of 70 people (30.43%). Gender, age, occupatio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onthly family income, number of children, physical condition and pension cognition level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s pension intention.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龄人口不断增长，我国正步入“老年型”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2019年末，我国的人口总数为140,005万人，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5,388万人，较2018年增加439万人，占总人口的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6% [1] 。老龄化的加快使得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而在“421”家庭模式的主流趋势下，现代人在给父母养老尽孝问题上往往不尽人意，空巢老人增多、失独家庭增加、子女负担压力加重等多种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因此养老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2] ，新时代中我们应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新的多样化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现今又缺乏对小城市养老意愿的相关调查研究，导致当下提供的养老服务与人员的需求不相匹配，因此系统全面地探究城市居民的养老意愿，为加强社会养老意识和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提供新的参考和借鉴思路，对于今后作出相关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对象和方法
2.1. 调查对象
2021年1~3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了安徽省滁州市的4个符合标准的社区老年人(南湖新村、红叶山庄社区、龙蟠社区、长乐小区)。纳入标准：1) 长期在滁州市居住且年龄 ≥ 50岁；2) 无认知障碍；3) 无语言沟通、表达能力障碍；4) 愿意配合本次调查。
2.2. 调查方法
在对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采用自编自制的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与社区老年人一对一的现场调查，并进行一问一答协助老人的方式来完成问卷的填写。问卷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和养老意愿两个部分。回收试卷后需剔除不合格的试卷，以确保试卷的质量，再进行数据录入。
2.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认为有显著性差异即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230人中，男性124人(53.91%)，女性106人(46.09%)，从性别的分布可知，调查对象中男性与女性被调查人数近似相等，男、女分布情况整体较为均匀；年龄以70~79岁居多，共69人(30.00%)，其次是60~69岁，共59人(25.65%)，因而本次受访者的主体分布在60~80岁之间，5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生活节奏安稳，身体状况需要照料等原因具有很大实际调研意义；退休前/现目前的职业以工人或者服务业人员居多，共56人(24.35%)，其次是务农，共51人(22.17%)；学历以小学及以下居多，共70人(30.43%)，其次是初中，共61人(26.52%)；家庭月收入以4000~6000元为主，共65人(28.26%)，其次是4000元以下，共62人(26.96%)；婚姻状况基本是已婚，共125人(54.35%)；子女个数以多子女(2个或2个以上)为主，共128人(55.65%)；身体状况以健康为主，共88人(38.26%)；“思考过，但没刻意了解”养老问题的人数较多，共113人(56.68%)，详情见下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table of pension intention in Chuzhou
表1. 滁州市养老意愿统计分析表
根据结果显示，选择传统家庭养老的共82人(35.65%)，社区居家养老的共70人(30.43%)，机构养老的共43人(18.70%)，基于互联网下的智慧养老共35人(15.22%)。可以看出滁州市居民还是以传统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为主，由于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对新兴的养老模式的宣传等因素，因而大多还是以传统家庭养老为主，但是社区居家养老不但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慰藉，还可以有家庭的归属感，因而紧跟其后。近年来，虽然该市积极出台鼓励政策，创新发展智慧养老，成立大健康与养老产业研究院，搭建养老信息化平台服务，开展智慧养老试点，已初步形成了特色的智慧养老发展新模式 [3] ，但受经济发展水平、“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下发展较慢的还是智慧养老和机构养老。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SPSS软件的卡方检验，将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婚姻状况、子女个数、养老认知水平这八个基本要素对居民选择养老意愿的影响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其结果汇总见表2。
Table 2. Summary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basic elements
表2. 基本要素方差分析汇总表
由此可知，在调查的八项基本要素中，婚姻状况与居民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无关，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养老认知水平均与居民选择养老模式有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家庭月收入、不同子女个数以及不同养老认知水平的居民群体之间对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认知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3.3. Logistic回归分析
在选择模型进行数学建模时，若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则违背了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些假设条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时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相比之下，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更符合解决实际问题，函数变换也有很好的解析性质，便于后续计算和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出各种因素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建立Logistic模型定量地分析因素对居民养老的意愿和选择方式的影响程度。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sig值小于0.05，卡方值为305.250，说明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有统计意义，回归模型通过检验。皮尔逊卡方显著性值为0.687，概率较大，原假设成立，说明模型对原始数据的拟合通过检验，原假设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原始数据。伪R方表显示伪R方值均大于或接近0.5，说明模型对原始变量变异的解释程度较好，信息提取较为充分。
模型似然比检验表显示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身体状况，养老认知水平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说明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身体状况，养老认知水平8个因素在老年人选择养老模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即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模式上受其自身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身体状况和养老认知水平的影响。
4. 讨论
根据表3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社会机构养老、智慧养老和传统家庭养老相比，60~69岁的老年人更偏向于选择在社会机构养老，这种可能性是80岁以上人的20.22倍，而50~59岁的老年人更偏向于选择智慧养老，可能性是80岁以上人的62.612倍。这与杨晓龙，杨晓龙(2013) [4] 得出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老人更加不愿意去养老机构，而60到69岁的老人有40.4%的比率表示愿意去机构养老所反映出来的观点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年龄较小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观念转变较快，因而选择机构养老和智慧养老的较多，而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则会有更多的疑虑和偏见，从而选择传统家庭养老的也就越多。
智慧养老和传统家庭养老相比，男性老年人更偏向于选择智慧养老，这种可能性是女性的11.67倍。考虑到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上不同性别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5] ，男性与女性对生活要求的标准也不同，男性可能更加关注于时代互联网的步伐，追求更便捷、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平，而女性则更多关注于情感慰藉，拥有更强烈的家庭归属感。
退休前职业为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老年人并不倾向于选择在社会机构养老和智慧养老，这种可能性仅为其他职业的0.047倍和0.027倍，也就是说其他职业退休的老年人选择社会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是国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老年人的21.28倍和37.04倍。究其原因，国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年人拥有一定的退休金，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并且一些老年人思想独立，向往自由、静谧的田园生活，加上怀旧情谊，因而更倾向于居住在原始乡村来安度晚年，而往往没有或者其他职业的老年人，可能面临一些经济问题，加上一些孤寡老人等其他因素的存在，因而往往更需要靠国家、社会和家庭来给予帮助。
多子女(2个或2个以上)的老年人并不倾向于选择社会机构养老和智慧养老，这种可能性仅为无子女的0.065倍和0.043倍，也就是说无子女的老年人选择社会机构养老和智慧养老的可能性是多子女(2个或2个以上)老年人的15.38倍和23.26倍。研究结果与张栋(2017) [6] 得出的子女数量越少或者无子女的老年人有更高的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结论一致。子女数越少的老年人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和压力，从而选择机构养老和智慧养老的意愿也就越多，而老年人的子女数量越多，其机构养老和智慧养老的认同感会随之减弱，反而更加依赖于家庭人员的照顾和呵护，因而选择传统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就越多。
社区居家养老和传统家庭养老相比，对养老思考过，但没刻意了解的老年人更偏向于选择在社区居家养老，这种可能性是暂时没想过养老认知的8.495倍。社会机构养老和传统家庭养老相比，对养老较担心，专门关注过相关信息的老年人更偏向于选择在社会机构养老，这种可能性是暂时没想过养老认知的7.015倍。王殿玺，胡婧(2017) [7] 认为养老政策是影响居民社会化养老方式选择倾向的重要因素，对养老政策的熟知有利于居民社会化养老方式的选择。随着老年人对养老认知水平的提升，传统家庭观念也会逐渐弱化，进而选择社区居家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的老年人也会随之增多。
针对以上讨论结果，解决滁州地区养老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制度、政策导向和舆论宣传等多种途径积极宣传各式养老模式，倡导多元化养老模式，注重开辟新型、经济且多样化的养老方式，并开展敬老、养老、助老的道德教育，普及创新养老的相关知识，逐渐取代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引导社会转变养老观念，减少内容服务僵化，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经济、职业状况老人的服务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容，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养老服务水平与质量，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