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平民身份出生的管子，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终于位至一国相位，作为一名出生卑微的掌权者，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及政策倾向于底层人民，反对空谈主义，在经济上农业与商业相结合，切实实施民富民教政策，让利与民，同时倡导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和法制管理结合，促进社会的长期安稳与短期安稳共同发展。为我们的社会管理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案例。
Abstract:
Guanzi, who was born as a commoner, after years of upheaval and displacement, finally ascended to the position of a country, and as a person in power who was born humble, his thinking and policies on governing the country were inclined to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opposed empty talk, combined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in the economy,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educating the people, ceding the benefits to the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advocated the combination of honor and disgrace and legal management of courtesy, righteousness, and shame, and promote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stability and short-term stability in society. It provides a very valuable practical case for our social management.
1. 引言
司马迁非常赞赏管仲的管理智慧，他概括管仲一生的从政“管仲既任政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于俗同恶好”、“故论卑而易行，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 [1] ，管仲治国几十年，使地处海滨的区区齐国，通过治理整顿与通货积财而富甲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人民带来了短暂的稳定幸福生活，也为我们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提供了借鉴意义。
2. 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于民富
管子治理国家的核心观念，围绕着“富民”。在《治国》篇中明确提出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2] 。《版法解》中提到“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逆废，在逆民心。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有逆顺，事有称量”( [3] , p. 876)。《权修》中提到：“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3] , p. 32)。《管子》以民为本的观念融合吸收了孔孟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核心价值观。
《论语》有记：“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一个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帮助民众的人，他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回答说：“何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能为万千百姓带来安稳，就称得上是他心中的圣人，是为大德，而以个人角度实现自己的君子观，是自我的道德要求，而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最终应该实现是为他人，为大众谋福利，达到圣人的层次。圣人的标准不应该仅仅以自己个人的道德品质为依据，而更应该以他对万千民众所带来的恩泽为参考。评价一个人的道德，不应该只看他的个人行为，而更应该看他的行为实际为普罗大众所带来的价值。孔子所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则体现在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
孟子也构建了一个属于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4] 。在孟子构建的理想社会中，拥有百亩的农田，不违背耕种的节气，八口之家就可以不用忍饥挨饿，百姓明白孝悌之义，长幼有教，不急不寒，然后还不能成就王业，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在孟子的心中，实现王业，最重要的标准是百姓能受到教育，能安享晚年，不受饥寒困扰。根本上而言也就是民众得到物质满足和精神满足。因此，在《孟子·尽心上》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5] 的结论，以民为贵，实现民众的基本需求，是实现王业霸业的根本方法。
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前提是让这个国家的民众富有，民众富有才能更好管理。而让民众富有，则更应多注重农业和商业的结合。
在农业方面，管子认为对农业的最大支持，莫过于“无夺农时”。《奢靡》篇中提到“如予人财者，不如无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 [3] , p. 609)。他也在《车乘马》篇做了简单的分析，春耕之事，仅在解冻之后的二十五日内，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不能把耕种之事做好，则一年没有收成。因此国家要在这个时期给农民发放种子、农具等实物或赊售，确保农民能做好一年的春耕，保证农民的粮食产量。同时，在秋后粮食丰收之时，也应通过调节市场稳定粮食价格，保证农民的收入，不能使谷贱伤民。另外，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更倾向于农业，因为农业不仅劳作时间长，而且收获之后需要限时将农产品售出以换取收益，所以更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损害。另外大多数农民并不清楚交易之道，因此在实际交易中，往往处于低收益的劣势地位。
在商业方面，管子施政的首要核心前提则是“以利导之”。在《奢靡》篇中，有“百姓无宝，以利为首”( [3] , p. 589)；《禁藏》篇中也提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不能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前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3] , p. 769)，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切的经济活动内在本质属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强国富民最有效的方法在于因势利导，以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将各项有利于富民的事业政策都推向正轨。
管子非常重视商业，认为国家的财富之源并不一定都来之于农民，商业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来源，重视商业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富裕减少对农民的征收赋税的依靠，而且能使农民的劳作得到价值上的肯定。《海王》篇记载：“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6] 。通过食盐专营，从而获得财富。假如将每升食盐的价格增加二钱，就可多收六千万钱。管子通过这种方式，既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同时避免了直接夺财于民的情况发生。“无市则民乏”，有了商业，“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 [3] , p. 1047)。万物可因，就可以更好的治理，利用经济政策，以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
富民不仅不能让人民看到国家夺取他们的利益，而且更要让人民看到国家给与他们的利益。《国蓄》篇中有提到，“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其上也” [7] 。因此，管子提倡多实行间接征税，而少进行直接征税。在管子心中，直接税是强制地从民众中手中夺取利益，民众对此看的非常清楚，自然是很不高兴的；而间接税，民众不仅看不到国家有夺利之举，而且只看到了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对这样的租税不仅不恼怒怨恨，反而主动参与。如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山川菏泽原本是国家的财产，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在不违农时之际，开放山泽，让民众进去采伐狩猎，根据民众的收获，从而进行征税。这种征税方式，不仅能让百姓在闲暇时期有事情做，而且能补充农民收入，还能使得社会安定和增加国家税收，起到了一举多得的效用。
在管子时期的农业经济时代背景下，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时并存，社会生产力低下，普通底层人民生活艰辛，物质生活需要都迫切得到解决，民众只能选择做能产生利益的事情，才能让他们生存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能重视农民利益，给予农民利益，以及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并给与相应的价值保护，农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才能长治久安、国富民强。
3. 社会和谐的长久在于德育
在实现民众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管子非常强调礼节和荣辱的重要性。正如《牧民》篇中所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3] , p. 1046)、“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3] , pp. 4-5)、“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欲民之有礼，则小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 [3] , p. 181)。如果人们不能自觉的遵守社会道德，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即使有一定的财产，也不能使民众安心。所以管子非常重视人的道德思想教育工作，主张从小事情、小细节入手，践行礼义廉耻荣辱观，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孔子也认为遵守礼仪才能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8]
首先，管子非常重视教育工作，礼义廉耻来自于教育，为此专门立篇《弟子职》，在书中专门讲述学生子弟在进入学堂之后应当遵守的规矩和礼节。如“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无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 [3] , p. 818)。先生施教，学生应当认真学习，保持谦恭虚心，须保持正直之心，要多与有德之人交流，多行善事。不仅如此，他还在行动上支持教育，“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 [3] , p. 970)。专门在国库众拿出钱财，树立道德规范榜样，对仁孝之人，施以优待，虽然表面看起来失去了钱财，但却可以在道德上感化民族。其次，管子也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鼓励知识分子主动向民众传授知识，“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3] , pp. 850-851)，而用它来治理一个乡，使一乡父子相亲，兄弟和睦，习俗归正，使人民怀乐君上，安居乐业，成为一乡之主干的，这就是治乡的人材。最后，管子也重视职业技能的教育，他认为具备相同技能的工种人才适合聚居，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职业氛围，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生活，可以自然而然比较轻松的传承长辈的知识经验技能，“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颉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 [3] , p. 373)，技艺之人聚居在一起，就可以多讨论，比较工艺材料优劣，器具的功效，比照技巧，相互推进和提高，使后辈安心从事此行业，在社会上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4. 社会和谐的底线在于法制
在民众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大部分人都奉行礼义廉耻道德荣辱观的条件下，偶然也会出现少部分徇私枉法和奸诈邪魅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不能有效的遏制，必定会对和谐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所以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制系统，确保社会的稳定运行。管子在《明法解》中详细叙述：“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 [3] , p. 898)国家必须修明法度，不能盲目的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去伤害他人的利益，百官的事务，都按法度去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骄横傲慢的人，都用刑律刑罚来惩治，祸乱就不会起来；群臣并进，都用策略来驾驭，阴谋就无立足之地。“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轴之人不能误也”( [3] , p. 902)刑法，一视同仁，这样就避免出现富贵之人与普通民众相互造成伤害。
5. 结语
在管子的社会治理观念下，齐国逐渐发展成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而孔子也评价他：“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9] 从惠施大众而言，管子为成千上万的齐国民众带去温饱，避免战争，谓之大德，可以称得上圣人。他的管理政策也正是紧紧围绕着以民为本，强国必先富民，反对空谈主义，切实推进保障民众的利益的措施，重视农业与商业，肯定并引导民众的利益追求。在富民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教育，倡导礼义廉耻道德荣辱观，制定公平的法律保护民众，为民众创造了一个稳定发展，民心安定的社会氛围。在我们的社会管理实践中，也应切实落实利民政策，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