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测试对教和学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语言测试界被称为反拨效应(washback/backwash)或反拨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首次出现了语言测试对教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如Vernon和Wiseman (cited by Liu & Gu)都指出考试会扭曲教学，导致教师在课上只注重学生应试技巧的训练而忽略语言技能的讲授和培养 [1] [2]。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试对教学的影响这一现象开始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国外逐渐涌现有关反拨效应的研究(Kellaghan et al., Hughes) [3] [4]。进入20世纪90年代，反拨效应的研究向纵深发展，逐渐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局面。Alderson & Wall提出了反拨效应的15个假设，为语言测试领域反拨效应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极大影响了该领域后续十多年间的研究 [5]。此后，反拨效应得到语言测试界的持续关注，不仅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Bailey; Green) [6] [7]，也掀起了实证研究的热潮，国外有关反拨效应研究的文章与专著相继出版问世(Wall; Saif) [8] [9]。相比之下，国内语言测试界对反拨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本世纪初才逐渐得到发展。本文拟从多个维度对2000年至2020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反拨效应实证研究论文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总结我国反拨效应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指出当前国内研究局限和不足，并为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2. 文献检索范围及概况
国内对“washback”一词有三种译法，即“反拨效应”、“反拨作用”和“后效作用”。本研究将文献检索范围锁定在来自2017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来源目录和2019至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索引来源期刊目录中的共计14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排除会议报告以及书评等非学术文章，聚焦于反拨效应的实证研究。检索结果发现有关反拨效应实证研究的论文仅18篇。为使研究数据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体现国内反拨效应实证研究现状，文献检索范围扩大至其他在语言测试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外语专业期刊和学报。2011年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办的《外语测试与教学》以及来自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中都刊载了多篇在CNKI中被引数和下载量均较高的有关反拨效应研究的文献，故也将这两类包括在内。此外，还有下载量和被引数均较高的3篇反拨效应实证研究博士论文以及重庆大学学报上刊载的辜向东的文章，鉴于其在国内反拨效应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这4篇文章也被纳入分析范围。因此，本研究最终选取15种外语专业类期刊、2种国内重点大学学报以及3篇博士论文共计38篇反拨效应实证研究文章作为分析对象。这些文章都具有较好代表性，能较全面反映国内反拨效应实证研究现状。
3. 国内反拨效应实证研究现状
3.1. 考试类型
分析表明，国内英语语言测试反拨效应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大规模英语考试，包括高考英语，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等，占实证研究总数的89.6%，见表1。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大
Table 1. Exam typ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washback from 2000 to 2020
表1. 2000~2020年反拨效应实证研究涉及的考试类型
规模英语考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占实证研究总数的44.7%，涉及内容主要是对四六级考试改革后的新增题型和调整题型对大学英语教学和学生学习备考的反拨效应。其次是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和高考英语，在实证研究中分别占比21.2%和13.2%。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考试，如研究生入学英语测试、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和上海市中级口译考试的研究十分匮乏。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反拨效应的实证研究仅有2篇，徐莎莎着眼于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英语考试写作任务的备考，分析考生对考试任务的理解和备考实践，探索大规模、高风险考试的反拨效应 [10]；王禹莹和泰中华探索了某外语类高校英语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英语综合水平测试对被试者的反拨效应 [11]。相比之下，对于期末考试、成就测试及新生入学分级测试等小型英语测试的研究很少，仅占实证研究总数的7.8%。
3.2. 研究对象
考试的影响主体主要涉及教师、学生、教学行政管理人员、教学和学习材料编写者及出版商。对38篇实证研究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反拨效应实证研究主要涉及教师和学生，而对外语专家、英语教研员、学科负责人、考试命题人员的研究占比很小，在过去20年中仅有四例(亓鲁霞；辜向东；颜静兰、杨慧敏；徐倩) [12] [13] [14] [15]。总体而言，我国反拨效应实证研究涉及对象不均衡，对教学行政管理人员、教材编写者、外语专家和考试命题人的研究较为匮乏。
3.3. 研究内容
Hughes用PPP模型三分法来界定反拨效应的运行机制，指出考试的影响涉及参与者(participants)、过程(processes)和结果(products)三部分。过程是指涉及对象所采取的有利于教学和学习的各种行为措施，其中对学习的反拨作用包括学习态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备考策略等，对教学的反拨作用包括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顺序以及教学速度、程度和深度等。结果是指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即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反拨效应”是指考试对教和学的影响，基于这两个层面，反拨效应研究内容应包括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两部分。
对过去二十年反拨效应实证研究总结发现，国内研究较多关注教师教学，主要涉及考试对教师态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影响。郭遂红和李方秀探讨了大学英语网络考试对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反拨效应，研究指出大学英语网络考试使教师观念发生转变，教师们借助改革契机深度开发和合理运用外语课程信息资源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估，逐步实现外语教育信息化 [16]。同时，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也促使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反思，使其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动力，进一步推动教师专业发展。辜向东等通过历时对比三位教师CET改革前后的课堂，发现教师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呈现出显著变化：学期教学计划中不再有CET考前培训且一半课程设为听说课；在教学内容方面，补充材料更加丰富和真实，课堂上强调的技能由精读转向口语、听力和快速阅读。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也有所改变，如教师使用英语的频率和所提开放式问题的比例较以前有所增加，教师“讲”的时间有所减少，课堂氛围相对更活跃 [17]。
相比之下，反拨效应研究中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的较少，内容主要涉及学生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和学习策略使用，如石小娟基于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考试改革，对学习者进行了长达3年的后效跟踪调查，研究发现考试题型的改革对英语听力的学习态度、学习内容以及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影响较大，而听力试题权重的增加使学生更加重视听力，增加了听力训练时间，提高了听力能力 [18]。辜向东等基于究学生的学习日志，针对正在备考CET考试和已经通过CET考试的两个不同学生群体，探究改革后的CET考试对学生课外英语学习过程的反拨效应 [19]。研究发现，考试的分值分配、题型设计和各技能提高的难度是影响学生课外学习的主要因素。另外，学生自身的英语水平、考试经历、对考试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教材和师资水平也是引起学习过程差异的因素。
3.4. 反拨效应的维度研究
语言学界有关反拨效应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考试会因其规模大小和风险高低对不同的涉考者、教学和学习过程以及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界定反拨效应的维度是深入开展研究的先决条件。Watanabe提出反拨效应的五个维度：性质(direction)、强度(intensity)、意图(intentionality)、长度(length)和特定性(specificity) [20]。
反拨效应的性质是实证研究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即测试对教学和学习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还是消极负面的。多数研究表明，一项考试的积极反拨效应大于消极反拨效应(辜向东、彭莹莹；周淑莉、肖飞；王洪林) [21] [22] [23]，亓鲁霞则发现考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24]。其中正面反拨效应包括重视教材学习，促进教学大纲的贯彻实施，淡化应试备考，帮助教师和学生认识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性(曹勤，2009；石小娟，2010；徐倩，2014) [18] [25] [26]。负面反拨效应体现在用模拟试题代替教材学习等正常教学活动(辜向东，2007) [13]；引发应试教学，忽视了对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董连忠，2014) [19]；英语专业四、八级通过率成为衡量高校办学水平和检验教师教学成果的标准之一，造成压力与焦虑(邹申、徐倩，2014)等 [27]。此外，辜向东等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建模的研究指出CET改革后1~1.5年为反拨效应响应较强烈的窗口期，窗口期内CET取得了一定的正面反拨效应，大学英语教学明显显现出重视教材学习、淡化应试备考的趋势；窗口期过后负面反拨效应有所回升，但反拨效应机制仍继续朝重教材、轻应试的正面方向发展 [28]。总之，教学目标如与考试特征一致则会带来正面的反拨效应，而如果学生对考试成功的关注度超过对知识和技能本身的学习则会引起负面反拨效应。
Cheng用反拨效应的强度来指考试所带来的反拨效应在教学的某一领域或某些领域的强弱 [29]。实证研究表明，反拨效应的强弱差异可以表现在不同的考试、不同的参与者及其行为过程以及不同的时间段。分析发现许多研究表明反拨效应强度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呈现差异，考试对教学内容的影响往往强于对教学方法的影响。曹勤指出测试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的反拨效应比较明显，但对讲授听力学习策略的影响不大 [25]。辜向东和彭莹莹研究发现CET改革后听力部分占比增加，大学英语教学的重心逐渐从阅读向听力转移，但其影响程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影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因素是学习风气、班级大小和学生英语水平 [21]。除此之外，反拨效应强度也体现在学生个体差异和学习过程中，如辜向东指出CET的影响强度对于备考六级、四级的学生要高于已过六级学生 [13]。此外，反拨效应的强度也与考试风险有关，一场考试的风险越大，它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效应就越大，即重要性高、挑战性强的考试对教学的反拨效应更强。
反拨效应的意图指考试对教学的影响是预期之内的，还是预期之外的。这里预期的主体主要指考试设计人员以及教育行政人员。在他们的眼里，预期反拨效应一般被看作积极的反拨效应，而预期之外的反拨效应既可能为积极的，也可能为消极的。亓鲁霞基于高考反拨效应的研究，指出高风险考试成为阻碍考试发挥预期反拨效应的重要原因 [12]。由于考试的选拔与证书功能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使得教学偏离原定目标和有效方法，沦为应试工具，导致考试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期望反拨效应难以充分实现，因此大规模高风险考试往往无法有效促进教与学。
反拨效应的长度指反拨效应在时间上可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反拨效应。石小娟指出四、六级考试改革后听力部分分数占比增加使学生更加重视听力，增加了听力训练时间和频率，在备考阶段提高了听力能力 [18]。但是，这种考试方式对听力学习的影响是短期的，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反拨作用在备考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在考后就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学生在考试结束后听力水平有所下降。这种后效作用在考试结束后持续的时间太短，没能很好地解决学生自主学习和可持续学习能力的培养问题。
反拨效应的特定性是相对普遍反拨效应而言的，前者指考试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的考试题型带来的影响，后者指任何考试都可能产生的影响，如常见的备考活动以及考试焦虑等。然而，鲜有实证研究关注反拨效应的这一属性，因此本文也就不再展开叙述。
4. 国内反拨效应研究局限
对国内近20年反拨效应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在近些年来得到较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反拨效应实证研究存在较大不均衡性
反拨效应研究涉及的考试类型以大规模英语考试为主，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学英语四、六考试，而其他大规模高风险考试如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的研究十分匮乏，对英语教师资格证、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此外，研究对象范围过窄，多以教师或学生为主，对外语专家、考试命题人员和学科负责人的研究较少，不利于全面了解考试对教学的反拨效应。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多关注教学过程，而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较少。尽管近年来国内反拨效应研究对学生的研究比例逐渐增加，但大多关注考试对学生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学习内容等因素的影响，而有关考试对学习结果影响的研究仍然十分罕见。在研究方式上，国内基准研究及历时跟踪研究不足。我国大陆地区反拨效应历时对比研究数量很少，涉及的考试类型也较为单一。近年来我国大陆地区反拨效应历时研究有上升趋势，但基本都是学者辜向东对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历时研究。相比之下，我国香港地区以及国外学者对于反拨效应的历时研究已有较大发展，也为未来国内反拨效应历时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启示。正如邹申和徐倩指出，反拨效应是一种复杂现象，有的反拨效应在短时间内不易显现，需要研究人员进行长期的、持续的跟踪 [27]。尤其是针对大规模考试，学界还应进行长期、系统的历时研究和对比研究才能更深入全面地洞悉反拨效应的性质以及运行机制。
4.2. 反拨效应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十分匮乏
Hughes在“PPP”的三分法中指出，考试的性质会影响学生对学习任务和学习材料的认识和态度，进而影响学习和备考过程，最终影响学习效果和产出。然而，国内反拨效应实证研究大多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课堂观察等方式描述考试对学生认识和行为过程的影响，极少有研究通过实证数据探讨更深层次的认识、行为过程以及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4.3. 对反拨效应差异性的探讨不足
Alderson & Hamp-Lyons的反拨效应假设认为反拨效应的类型和强弱程度在不同教师和学生群体中会有不同呈现 [30]。然而目前国内极少有学者研究反拨效应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这也受限于变量过多、实验设计难度和实际操作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5. 未来发展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反拨效应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分析表明仍存在一些不足。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对未来英语语言测试反拨效应研究方向做出如下预测：
第一，研究对象将更多关注于考试的主体，即各类英语测试的参与者，探究不同规模和类型的英语测试对不同参与者群体的反拨效应，如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的学习策略、时间规划，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的备考策略，出国留学考试的学习过程等，更多关注考试参与者的观点及其对反拨效应、考试以及考试结果的看法。
第二，呈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趋势。反拨效应的复杂性要求未来反拨效应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语言测试领域，应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结合起来，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究英语语言测试反拨效应各个维度的差异性。
第三，研究将朝微观和纵深方向发展。未来研究可以将考试参与者的个人变量和反拨效应的差异性联系起来，探究某个测试对不同受试群体影响的差异。同时，随着反拨效应理论的不断发展，未来研究将更关注反拨效应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及更深层次原因，深入探究反拨效应各变量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运行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