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般而言,狭义上的“遗产电影”(Heritage Film)可以被界定为:以“二战”前英国的历史、符码、惯例、神话和意识形态 [1] 为观照对象,并据此进行内容生产的剧情片。通过影像表意实践,创作者将昔日的英伦世界及其秩序规则“再现”于银幕之上,既能唤起观众的审美认同,还有意识、无意识地发挥了英国国家形象叙事的功能。当然,随着研究、阐释的不断深入,以及内容生产、再生产的不断丰富,遗产电影的外延也在持续扩大,并突破了作为惯例的时空限定,涵盖了多数制作精良、考究的年代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Cameron)首次提出“脱欧”(Brexit)到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甚嚣尘上的脱欧议题中,有大批量遗产电影在英国集中上映。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政治、经济、秩序纷纷面临着重构之际,蕴含着怀旧意味的电影文本同社会泛文本产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下的社会心态成为了文本建构的价值前提,电影文本同样成为了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建构性力量。
2. 遗产文化的功能和创造性转化
感时伤世的“怀旧情绪”,作为一种社会心态,以及现代性乡愁的表征,在人们面临着移居迁徙、社会转型、共识破裂等困境时常发生。人们在怀念过去稳定的社会环境、秩序之余,也籍此维持自我身份认知的稳定性。基于此,在文本的价值预设层面,旨在“重返过去”的遗产电影同怀旧叙事间有着先在的近亲性。可以看到,运动影像不仅将文化记忆“视觉化”,还成为了现代性乡愁的物质载体。
回溯英国上一轮遗产电影热潮,其发生正值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执政时期。对外,日不落帝国的昔日荣光仍作为英国人民的文化无意识,但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对内,传统工业、制造业的衰退,以及新兴服务业的增长,造成了经济议题上的结构性巨变,并由此引发了社会性危机。因此,怀旧叙事在该历史时期,作为民间需求与官方措施的双向选择“应运而生”。1983年,英国颁布了《国家遗产法案》,英国富饶的历史遗产文化及其相关的商业展览、保护开发工作被期待着发挥缓和新旧冲突、刺激新经济增长的功能 [2]。与此同时,《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1981)、《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美丽佳人欧兰朵》(Orlando, 1992)等一批遗产电影先后问世。一方面,它们作为新旧冲突的“调和剂”,缝合着苦闷的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它们在国际影坛上的惊艳亮相和随之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也直接推动了当时的英国电影复兴,成为遗产文化“产业化”最具代表性的硕果。
自2013英国提出“脱欧”后,该话题也影响到了影视行业,不仅为英国影视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还赋予了此时英国电影创作背后的内容意蕴、文化指向、艺术风格以独特色彩。可以看到,为了回应“脱欧”事件的影响,电影工作者或直接以英国脱欧的“难解难分”为素材,创作出《脱欧:无理之战》(Brexit: The Uncivil War, 2019)这样携带英式幽默的电视电影来戏谑英国脱欧窘境。但更多时候,对世情之变的感发,更多地体现为某种艺术风格的产生、某种艺术思潮的积聚。据此,遗产电影再次集中进入了观众视野。
英国入欧四十年来,英国与欧洲间长期对立、统一的地缘关系,及其背后蕴含的身份指认困境为怀旧情绪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英国虽然归属于欧洲,并统一于欧共体这一战后格局的协议性共识中,但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以及欧共体间政治、经济、文化想象仍存在着一定差异。英国文化难以被彻底归化、收编进入一个完整的欧洲共同体。而与生俱来的矛盾,也会随着欧债危机、社会分化加剧,以及民主合法性屡遭致质疑不断深化。据此,英国文化无意识中的“疑欧主义”“光荣孤立”情结会愈发突出。同时,英国对内的党争更以“脱欧”作为谈判的筹码。内外驱动之下,2016年的脱欧公投一经发酵,便难以阻挡。然而,其背后复杂的经济利益切割、身份认同问题又让它进退维谷。
可以看到,当日不落帝国的神话难以重返,“归乡”的憧憬无法抵达,而整体性的欧洲概念又被拒绝——过去的边界、道德、价值观开始逐一消失、崩溃,为了找寻自我,为了逃避不堪一击的当下,怀旧情绪在“茫然”“困顿”中油然而生。因此,英国脱欧进程期间,遗产电影再一次成为创作类型选择的重要参考。而考虑到艺术对社会现状的反刍,存在着“延迟”现象,这股怀旧之风从2013年开始酝酿,在经历脱欧公投后逐渐推向高潮。可以看到,在同一年间上映了:在国际影坛载誉无数的《至暗时刻》(Darkest Hour, 2017),寄托着无数影迷期待的《敦刻尔克》(Dunkirk, 2017),改编自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On Chesil Beach, 2017)等电影。并且,随着新困境、新挑战的出现,遗产电影的创作也呈现出了新的风格、特质。
3. 社会变迁下的国家形象创构
从背后的社会想象、功能上看,影像叙事话语的运作常常是在寻找一种代表了主流认同,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3]。依托着英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创作者在处理该类型时,有着多样的选材,以及多元的创作角度。而对于英国国家形象的自塑,则成为了该时期遗产电影内容生产过程中,更甚于以往的普遍自觉。
3.1. 历史英国
该时期遗产电影的选材横亘古今,旨在回溯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完成英联邦政权“合法性”的确认。譬如,《空王冠:第二季》(The Hollow Crown: Season 2, 2016)就改编自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历史剧《亨利六世》(King Henry VI, 1623),用极致的戏剧性追溯英国民族形成的史诗篇章,让人们深化对自我和国家历史的认知。而针对脱欧进程中的领土纠纷,也有探讨“英苏合并”的作品上映。《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 2018)则回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治下的“黄金年代”,把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前史娓娓道来,强化英苏间因为历史、利益分配问题在脱欧期间渐行渐远的共识。
此外,该时期也有大量聚焦“二战”的电影上映。譬如,如《不列颠上空的堡垒》(Castles in the Sky, 2014)、《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 2014),以及前文曾提及的《敦刻尔克》《至暗时刻》等。那段流血与牺牲的岁月不仅直接与当代英国人的祖辈、父辈息息相关,这段集体记忆还对英国在当代的国际地位发挥着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至暗时刻》《敦刻尔克》还不约而同指向了“敦刻尔克”母题,创作者将观众带到了这场对英国当代民族文化心理发挥着深远影响的大撤退中,重归1940年那些既是生死抉择,也是同舟共济的“至暗时刻”,从而在“共同记忆”里重聚共识、重拾信心。
3.2. 文化英国
遗产电影的创作者擅长对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学经典进行“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并据此打造“文化英国”的形象,使其国族想象兼具历史的广度,以及文化的深度。可以看到,仅莎士比亚作品的跨媒介叙事而言,就有《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Juliette, 2013)、《麦克白》(Macbeth, 2015)、《空王冠:第二季》、《李尔王》(King Lear, 2018)等轮番上演。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爱憎足以超越道德、宗教、国家、时代的局限,是英国文化给予世界的丰厚“遗产”。除此之外,改创造自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勃朗特姐妹(The Bronte Sisters)小说的作品也尚未离开公众视线。当然,那些相对冷僻的作家、文本则暂时被悬搁。实际上,这也体现了创作者的文化无意识——倾向于选择熟悉的秩序,“抗拒”再定义。而无论是取材自过去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还是直接以文化、文学遗产作为灵感来源,创作者均用生动的影像让远去的尘埃、静默的铅字都焕为鲜活。同时,他们也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文化、人情、人性与诗性的耦合,从而建构起一个屹立于文本之上,又超越了历史、文本的,意蕴丰富的英国。
3.3. 精英英国
由于遗产电影蕴含着恋物性、年代性等特质,在其视觉造型层面,即从服饰、场景到礼仪,创作者无不穷工极巧,旨在营造过去的氛围,描绘充满贵族气质的英国,从而消弭历史失落、共识退却的幻灭感 [4]。可以看到,《艾菲·格雷》(Effie Gray, 2014)、《看不见的女人》(The Invisible Woman, 2014)、《幽情密史》(The Go-Between, 2015)等电影就在银幕上编织了华美的梦,为当下提供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时间避难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电影通常以精英阶层的视角切入,导致大众在文化无意识层面,认为遗产电影有着先在的阶级前提。也即是说,它虽可以寄托着对贵族精神的怀旧、向往,但并不适用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尤其是,脱欧进程中“民粹主义”兴起,人民对获得话语权愈发渴望,且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也愈发受到重视的背景之下。因此,此类国家形象旨在满足女性、中产阶级群体,以及对陌生化奇观怀有兴趣的海外观众的审美需求。
3.4. 人民英国
这一时期,遗产电影中来自人民的话语开始受到重视,这是有别于以往的创造性内容。可以看到,作为底层逻辑的精英主义在该时期进行了“让步”,从而拓展了该类型的全新范式。譬如,《至暗时刻》虽意在为丘吉尔立传,在银幕上塑造鲜活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最终却力挽狂澜的“英雄”。但是,影片不仅避免了先入为主的“英雄史观”,还紧密联系着“人民”进行书写。也即是说,丘吉尔的信念固然是乘风破浪的长矛,其信念却直接源自人民的意志。可以看到,电影中,欧陆风云突变、前线战事吃紧、议会各自为政,同样发生了国家身份、国家形象危机——同脱欧语境有几分相似之处。但《至暗时刻》给出了解决方略:丘吉尔在地铁中与民众的相遇,他以非政治的方式获得民众的支持,即获得另一种合法性的确认,从而积极为民众代言,真正以平等、博爱理念,以及坚不可摧的信念扭转了时局,抵抗二战中的“至暗时刻”。故而,《至暗时刻》既有对英国党争的批判,也呼唤着民众们在剧变的当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3.5. 当代英国
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乌托邦”(Utopia)和“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前者被用来描述想象中的完美社会范本,后者则用以指代文化内部真实存在的,争议、错位的作为镜像式的空间 [5]。实际上,用现代思想解构过去的文本,让不同时代的人们间实现对话、互动是遗产电影能历久弥新的根基。可以看到,脱欧进程中的遗产电影,探讨的当代话题更为集中,且直接关涉着主流和边缘的对抗性关系。
譬如,遗产电影中出现了大量女性叙事。它们并不囿于表现司空见惯的男女情事、离合悲欢,其浪漫的情节,梦幻、唯美的画面之下是对认同困境的无限挣扎。譬如,《隐于书后》(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 2016)就通过勃朗特姐妹“化名男性出书”的故事,诘问一个女性被“匿名”的年代。象征界中,姓名是主体身份的表征之一。然而,在她们创作的十九世纪,女性却难以拥有署名权。不仅如此,女性表述自我的欲望、追求平等的夙愿,与主流的,宣扬的自我牺牲的维多利亚道德观相悖。尽管故事发生在过去,但它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思考在当下仍较强的借鉴意义。《在切瑟尔海滩上》(2017)则探讨了女性认知“性存在”时,面临重重困境 [6]。除此之外,还有《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 2015)直描妇女争取选举权背后的冷酷硝烟与流血牺牲。此时,“借古喻今”既是抒发创作者主观情志的需要,也是遗产电影能超越时代、地区界限,唤起观众共鸣,产生积极社会效益的关键性因素。
4. 脱欧语境下的电影身份界定
对英国而言,退出欧盟一方面意味着“告别”,另一方面实则意味着“再定义”——共识消解后,如何再定义自我,并重构自我与欧洲,乃至自我与国际的关系,以及如何重新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都是英国亟需回答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身份“再定义”的挑战,在脱欧进程中遗产电影的摄制、发行上也都有所体现。
4.1. 探讨英国民族电影的可能
可以看到,对英国民族电影边界的探讨由来已久,且全新的摄制手段、合作方式的产生,以及文化迁徙、跨国风格的出现,都增加了界定的困难。但不容忽视的是,脱欧进程中遗产电影作为携带“英国性”的文化产品,蕴藏着成为英国民族电影的可能。
一方面,它们倾向于叙述具有英国特色,以及英国文化气息的故事。即便遗产电影从对过去“景观”的营造中诞生,但英国电影工作者们仍从历史、文化、精英、人民、当代等多元视角,对遗产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型塑了一个“艺术共同体”。另一方面,综观其摄制、发行环节,遗产电影仍以英国本土制作为主,对欧盟并无较强的依赖关系,自主性较强。这是因为,英国自身对文化创意产业极为重视,满足要求的英国电影将会获得英国电影学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提供的资金、教育、传播支持;享有税收优惠及相关政策利好。不仅如此,电视产业,尤其是第四频道提供的资金、渠道保障,更使遗产电影能承担起探讨英国文化,并对其进行国际传播的责任。
4.2. “英国电影”到“欧洲电影”
为了逃离好莱坞无处不在的影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电影欧洲”,曾试图将英国电影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假定性的“欧洲电影”版图 [7]。英国入欧以来,欧盟和其他欧洲文化、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影响了英国遗产电影的创作。譬如,欧盟对于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遗产的扶持有专项基金——不少遗产电影的融资环节可以受惠于欧盟。而英国一旦彻底脱欧,相关资金扶持一并“退场”,也会对电影创作发挥一定影响。此外,英国脱欧后,原一体化时期优势性的签证制度被取消,对人才的流动势必也会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从地理、技术、资金、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欧盟仍是遗产电影的重要消费市场。也即是说,脱欧并不意味着完全“脱钩”,如何重建对话才是亟需考虑的问题之一。譬如,《丹麦女孩》(The Danish Girl, 2015)、《柯莱特》(Colette, 2018)等由英国为主制作,讲述他国故事,引用他国经验的作品,即便在脱欧期间仍大量出现。甚至,对英国本土而言,基于距离产生的陌生化审美体验,还能带来全新的吸引力。而对于此类电影的接受国而言:基于此类英国电影同它们自身文化的近亲性,它们也更容易对此进行消费,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一些英式价值理念。也即是说,它们向世界展示了英国遗产开发的新思路,即不拘泥于将遗产文化,以及遗产电影模式运用于英国形象的自主建构,还能将其视为——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消费元素,将它们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打造能为所大家所共享的“文化产品”。
4.3. “全球英国”与国际传播
实际上,英国也在借全球化的浪潮建构“全球英国”的对话机制。遗产电影的内容生产、文化传播中,还体现了从探讨“英国性”到“欧洲性”,乃至“全球性”的外推。可以看到,在遗产电影创作中,就自觉展开了对全球性议题,特别是跨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积极思考。譬如,《佳人蓓尔》(Belle, 2014)就关涉性别、种族相关议题。它突破了以往女性题材电影中,将“白人女性”看作叙事主体的惯例。而蓓尔作为自诩风度、礼仪的文明社会的“闯入者”,她的肤色和非婚生的身份,同耀眼的民间“财富”产生了“错位”,戏剧性也由此产生。创作者也正是通过展现“闯入者”对现行秩序、社会凝视的挑战,暗示了英国对多元文化采取的认同、肯定态度——即便创作者的视点仍有意识、无意识地携带着后殖民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英国”叙述中,如何重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好莱坞电影作为风靡世界的“白话现代主义”,有着他国民族电影难以匹敌的资金、技术优势,它们编织的“梦”同样在英国本土收获了不俗战绩——常居票房前列,挤压本土电影的生存空间。不仅如此,好莱坞范式还对遗产电影的制作、管理流程,以及叙事观念发挥了影响。譬如,《至暗时刻》就受到了好莱坞经典叙事的影响,在节奏上更为紧凑,并一反传统影视叙事“松散”“多视点”等特征。而该片对遗产电影精英性的消解,也成了其进行国际传播的有效前提。因此,如何对美国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在维持民族性之余,开拓全球传播的可能,仍是创作者亟需考虑的问题。
5. 结语
英国入欧四十余年,疑欧主义作为悬于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造成了多重身份认同危机。基于此,创作者率先在银幕上,用视听语言建构了“艺术的共同体”以积极寻找出路,慰藉茫然中的精神乡愁。综观欧进程中的遗产电影,它们选材多样,存在着历史、文化、精英、人民、当代等多样切入角度,且怀旧元素纷纷被转换为供消费的符号。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怀旧是该时期的主旨,但怀旧的目的却指向了未来——创作者借古喻今,探讨了当下的重重社会矛盾,这也是该类型能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遗产电影固然是旨在表征英国民族身份属性的影像文本,但其内容生产过程,并未非狭隘、单一的文化内部霸权的转述。实际上,如何进一步同欧洲,乃至全球重新建立平等、积极的对话机制,才是创作者在有意识、无意识间探讨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