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近年来为了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所提出的重要战略，包括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在乡村振兴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是国家领导人和地方政府多次强调的 [2]，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3]。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思想保障，要采取适合农村、农民的方式，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产业振兴是要推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并加快培育乡村产业、乡土产业，提高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生态振兴要构建基础环境，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创造绿色的生活方式和人居空间。人才振兴需要为乡村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需要培育人才和发展人才，乡村人才队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支撑。组织振兴是保证乡村振兴的政治基础，形成现代治理体系，保证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4]。
各地方政府作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手，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拟定、倡导和执行上，莫不戮力以赴。政策内容涉及了文化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人才队伍、基层组织、乡村治理、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制定和执行的部门几乎覆盖了所有政府组成部门，影响所及更是遍布乡村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各个层面 [5]。这些全方位的倡导和执行，理应渗透入各个阶层的民众，但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倡导和执行，哪些群众会特别关注乡村振兴政策，哪些群众会参加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哪些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有较多的了解，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是否为乡村带来有效的改善情况，引起我们探究的动机，希望通过群众的视角，了解影响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关注度与评价的因素。
2. 乡村振兴文献综述
2.1.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是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更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6]。严重滞后的乡村文化建设，难以满足农民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燕玉霞从政府、宣传与引导、盘活文化资源、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给出文化建设中自信不足、资金不足、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不足、建设人才匮乏的解决方案 [7]。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政策的支持下开始高速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许多问题开始浮现，包括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农村居民的需求脱节，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缺乏创新，文化体制及服务人才建设严重不足，文化建设资金投入欠缺。这些问题成为了影响乡村文化建设推动的重要制约因素。应该要建立文化管理体制，全方位掌握农民文化需求、创新文化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优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乡村文化建设考核体系、建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执行的监督力度、优化乡村文化建设制度 [8]。
2.2.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产业建设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必须要依据农村特点来打造具有特色的乡村产业。王剑英以石家庄市平山县苏家庄乡为例，针对当地的地理资源，提出发展核桃种植和果菜类蔬菜种植的两大特色产业，并提出产业优化建议 [9]。张安琪以四川凉山地区为例，提出结合凉山地区蕴涵的丰富历史资源和文化，种植茶叶振兴产业并发展优秀茶文化，实现对优秀茶文化的有效传承 [10]。河北省保定市政府则根据地方特色，推动保定乡村旅游产业，开始相应的建设工作 [11]。
2.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建设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应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12]。目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存在主体意识淡薄、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产业污染隐患严重、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加大农村生态文明资金投入力度、构建农村绿色产业体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来加快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13]。
2.4.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人才建设
人才是乡村振兴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对于新时代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乡村青年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基础。齐岩结合对乡村的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提出创新模式、创新内容的终身职业技能继续教育体，他认为继续教育将成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动力源泉 [14]。张宇迪和韩越认为现阶段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素质偏低等问题。为了加快走出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创新本土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和外来人才引进长效机制、搭建合理的人才结构策略的建议 [15]。
2.5.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组织建设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地区的基础单元，在农村建设中如果能够发挥好引领作用，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关键。因此基层党组织建设需不断提升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组织力与领导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16]。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无论在组织制度、物质保障还是文化影响方面，都与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新任务有着较大差距 [17]。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问卷设计
本文通过问卷收集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和评价，探究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影响因素。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第二个部分是对乡村振兴的了解程度，包括对乡村振兴基本情况和内容的了解；第三个部分是对乡村振兴的关注度，包括对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的意愿、平时对乡村振兴政策谈论情况、对乡村振兴相关实践活动的参与情况；第四个部分是对乡村振兴政策实施情况的评价，包括实施后的变化和总体评价。
3.2.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问卷数据的收集以纸本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进行，扣除无效问卷后，总计212份有效问卷，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首先针对各个变量探讨其他变量的分布情形，并以卡方检验差异性。再以t检验比较性别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和对实施情况的评价是否具有差异；以单因子方差分析比较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和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和对实施情况的评价是否具有差異；再以LSD事后检验，进行两两比较，深入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表1. 本研究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4. 分析结果
4.1.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研究问卷分为了解程度、关注度与评价三个分类构面，三个构面和整体问卷的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α值为衡量指标，如表2。研究问卷的效度分析，采用KMO与Bartlett检验，如表3。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表2. 本研究问卷的信度分析
Table 3. Validit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表3. 本研究问卷的效度分析
注：本文中*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由表2可以发现研究问卷各构面的Cronbach’s α系数皆在0.7以上，因此本研究各因素的信度可被接受。由表3可以发现问卷的KMO为0.758，Bartlett球形检验具有显著性，代表研究问卷具有效度。
4.2. 差异性分析
4.2.1. 不同性别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差异性
以性别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4。由表4可以发现样本中男女的年龄分布、职业分布和教育程度都没有差异。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探究不同性别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与评价的差异，结果如表5。由表5可以发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和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这也表明目前社会男女平等、平权的观念普及，男性和女性一样地关注国家政策，了解政策内涵并重视政策的实践结果。
Table 4.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gender and other variables
表4. 性别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Table 5. Differences in views of different gender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表5. 性别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差异性
4.2.2. 不同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差异性
以年龄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6。由表6可以发现各年龄层的性别分布沒有差異，但是职业分布和教育程度分布都具有显着差异。这个现象是合理的，因为20岁以下年龄的群众其职业为学生的概率较高，并且教育程度为硕士、博士的可能性极低。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研究不同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与评价的差异，如表7。由表7可以发现不同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没有显着差异；但是不同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和评价具有明显差异。
Table 6.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age and other variables
表6. 年龄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Table 7. The differences in age groups’ view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表7. 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差异性
以LSD事后检验，进行不同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与评价的差异分析，如表8、表9。由表8可以发现年龄20岁以下、20~30岁年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显着高于40~50岁年龄的群众，与60岁以上年龄的群众相比则没有显着差异。
针对30岁以下年龄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较高；40~50岁年龄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较低的原因进行探讨，可能的原因是40~50岁年龄的群众，一般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力，心力花费在职场工作上，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较低。因此乡村振兴政策的倡导，应该着重在40~50岁年龄的群众，吸引这个年龄层关注。
Table 8.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age groups’ atten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表8. 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关注度的LSD事后检验
由表9可以发现40~50岁、50~60岁年龄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评价明显高于20~30岁和30~40岁年龄的群众，与60岁以上年龄的群众相比则没有显着差异。探究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40~60岁年龄的群众在职场上工作多年或居于较高位，见识过乡村贫困问题并经历过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对乡村振兴政策所带来的改变深有所感。
Table 9.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age groups on the eval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表9. 年龄对乡村振兴政策评价的LSD事后检验
4.2.3. 不同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差异性
将职业分成学生、企业职员、教职员工、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五种类型。以职业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10。由表10可以发现样本中各职业类型的性别分布没有差异，年龄分布和教育程度分布具有显着差异。这个现象是合理的，因为20岁以下年龄的群众其职业为学生的概率较高，并且教育程度为硕士、博士的可能性极低。
Table 10.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and other variables
表10. 职业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研究不同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与评价的差异，如表11。由表11可以发现不同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具有明显差异；但是不同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的评价没有显着差异。通过LSD事后检验，不同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的差异分析，如表12、表13。由表12可以发现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显着高于其他职业，学生和教职员工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显着高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由表13可以发现学生、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显着高于企业职员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因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都是最低的，这显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只对自己单位或部门的相关业务了解和关注，对其他非自己单位或部门负责的业务(例如乡村振兴政策)缺乏了解和关注。
Table 11. Differences in view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表11. 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差异性
Table 12.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understand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表12. 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的LSD事后检验
Table 13.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atten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表13. 职业对乡村振兴政策关注度的LSD事后检验
4.2.4. 不同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观点的差异性
以教育程度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14。由表14可以发现教育程度的年龄分布和职业分布都具有显着差异，教育程度的性别分布则没有差异。这是因为教育程度为硕士、博士者，年龄不太可能为20岁以下，因此教育程度的年龄分布会具有差异；并且教育程度为硕士、博士者其职业身分为学生的概率较低，因此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布会具有差异。
Table 14.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educational levels and other variables
表14. 教育程度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Table 15. Differences of view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表15. 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看法的差异性
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研究不同教育程度对业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与评价的差异，如表15。由表15可以发现不同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具有显着差异；但是不同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和评价没有明显差异。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其平均数都是最高的。
通过LSD事后检验，研究不同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后，如表16。由表16可以发现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显着高于专科、本科、硕士教育程度；与博士教育程度相比则没有显著差异。探究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群众，居住在乡村或从事农业的比例较高，因此对切身相关的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较高。
Table 16.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understand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表16. 不同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的LSD事后检验
5. 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收集数据，探究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关注度与评价的差异。研究后发现男性和女性，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关注度和评价没有差异。不同年龄区段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和评价具有明显差异。年龄20岁以下、20~30岁年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明显高于40~50岁年龄的群众；40~50岁、50~60岁年龄的群众，对乡村振兴政策的评价明显高于20~30岁和30~40岁年龄的群众。探究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40~50岁年龄的群众，一般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力，心力花费在职场工作上，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较低，并且这个年龄段的群众在见识过乡村贫困问题并经历过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对乡村振兴政策所带来的改变所感，因此给予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结果较高的评价。
学生、企业职员、教职员工、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五种职业类型，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具有明显差异；对乡村振兴政策的评价则没有显著差异。以了解程度而言，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显着高于其他职业，学生和教职员工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显着高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以关注度而言，学生、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显著高于企业职员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都是最低的，显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只对自己单位或部门的相关业务进行了解和关注，眼光太过狭隘不利于乡村振兴政策的推展。因此要推展乡村振兴政策，必须加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和关注。
不同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具有显著差异；但是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关注度和评价没有明显差异。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专科、本科、硕士教育程度，探究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群众，居住在乡村或从事农业的比例较高，因此对切身相关的乡村振兴政策了解程度较高。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名称：科研项目启动，JG2018SRF10)。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学院项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