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覆灭，举国震惊，清廷的开明官员和知名学者都认识到国家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并真正意识到现代报刊启蒙教育和启迪民智的重要功能，“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惜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 [1]。当时中国政界分化成维新派和保守派两大对立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和政治势力创办报刊之舆论喉舌，进而促进中国现代报刊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而言是一次沉痛的“电击”，而中国本土报刊像电报传输系统在全国范围传播新思想的“电流” [2]，维新运动就此展开并催生中国本土报刊兴起。
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经历“一波三折”的过程，各阶段所出版的报刊数据呈上升趋势，而报刊的存佚情况各不相同。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维新运动准备阶段 [3]，除《京报》外，全国只有11种本地报纸 [2]。截至1895年2月，全国发行的杂志和其他期刊只有8种，且都与传教工作有关 [2]。1896年3月，由于清廷御史杨崇伊的弹劾奏章，文廷式被革职，各地的维新派团体及其报刊活动相继被查封。
维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创立现代公共报刊 [3]，经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国迎来报业改革的黄金时期 [4]，中国报业特别是上海报刊取得长足发展。根据林语堂的统计，在189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出版的56种报刊中，1895年至1897年间出版13种，1898年出版8种，1899年至1911年出版35种 [4]。而根据柏德逊的论述，1896年至1905年间全国出现1000多种出版物，但大多数都如昙花一现 [5]。
伦敦传道会遣华传教士包克私(Ernest Box, 1862~1940)于1898年10月11日在《字林西报》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发表文章“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公布维新运动期间国人创办本土报刊的具体数据。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第壹百号发表文章《报界一斑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简称《中国各报存佚表》)，以日报和丛报为分类标准统计当时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日报和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国外的丛报及其存佚数据，“今采吾国自有报纸以来，列为一表，亦报界之历史所不可阙者” [6]。这两种报刊目录记录了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的基本数据及其存佚情况，并提供报刊的主题信息，成为记录维新运动办报活动的中国报刊目录之典型。
包克私“本土报纸”统计数据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发表之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 1830~1917)于1890年5月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上海大会上提交论文《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范约翰在论述现代报刊的社会功能与在华外报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之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对19世纪初至1890年在华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与国人尝试办报的中文报刊进行统计，共有76种报刊 [7]。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作为近代中国第一种中文报刊目录，其缺陷和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从1870年到1890年，中国地方报纸的迅速发展自然给中国报纸和期刊的调查和收录带来困难。根据宁树藩的说法，从1815年到1890年的75年间，国内外共出版126种中文报纸和期刊。范约翰《目录》错过51种 [8]。英国遣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于1895年在《直报》第44号发表文章《中国各报馆始末》，引用范约翰此中文报刊目录的数据，自有不实之嫌。
与范约翰和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比较而言，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比较精准地记录了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兴起状况，具有各自的报刊计量创新和优势。但是，包克私“本土报纸”文中有关维新运动报刊的计量数据很少被现当代学界提及，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更是被忽略。美国汉学家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 1897~1951)在《中国报纸(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中为了说明中国报刊的增长情况，援引范约翰的《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包克私“本土报纸”、俄罗斯新闻学者柏烈伟(Sergey A. Polevoy)于1913年编纂的《中文报刊目录》(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英国记者伍海德(H. G. W. Woodhead)编纂的1921年/1923年/1925年《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及其中文报刊目录有关报刊数据 [3]，他未提及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
维新运动办报高潮中，各类报刊的种类繁多、存佚状况复杂、发行情况差异大。包克私“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在对比1895年至1898年前后报刊出版数据的基础上公布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新型报刊快速增长的数据；强调维新运动以来中国出版的报刊主要由中国人自己发布，而大部分报道主题都关涉启蒙教育和维新运动；对于维新派喉舌报刊创办过程进行个案分析，使读者借此管窥维新运动中保守派和维新派争夺话语权的办报活动。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作为国人发表的第一份中国报刊目录，以日报(含星期报)和丛报(含旬报月报)为分类标准、以出版地为参数统计全国的日报与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国外丛报的数据，明确界定中国报刊与在华外报、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国外报刊的概念。其报刊目录的最大优势在于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并对未详的报刊信息加以说明，为近现代中国主要报刊目录提供了示范。本文在比较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方法和数据基础上，探讨包克私关于“本土报纸”的计量与梁启超编纂中文报刊目录的计量创新与报刊史学价值，为研究近现代中国报刊史与报刊计量提供参考。
2. 包克私对维新运动办报高潮的报刊描述
1895年2月，包克私为上海传教会(The Shanghai Missionary Association)撰写文稿“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此文后来在《信息报》(Messenger)发表。百日维新以来，中国报业特别是上海报刊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本土报刊兴起，“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也勃焉” [1]。包克私认为，有必要公布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本土报刊的详尽数据并提供报刊的主题信息，于1898年10月11日在《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再次发表修订文章“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 [2]。
包克私在对比1895年至1898年前后报刊出版数据的基础上公布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新型报刊的数据。包克私在文中指出，截至1895年2月，除《京报》外，香港出版5种本地报纸，《申报》《沪报》《星期报》三种报刊在上海出版，广东、福州、天津各出版1种。在上海出版5种杂志和期刊，北京、南京、福州分别出版1种 [2]。与1895年出版的十余种报刊相比，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报刊数据有快速的增长。包克私在论述维新运动报刊概况的基础上，列举包括在华外报在内的60种中国本土报刊(含《京报》)，其中上海有《申报》《沪报》《新闻报》等15家报纸，其他地区出版36家报纸和9家期刊 [2]，如表1所示。维新运动以来，至少70种报刊在全国出版和流通，其数量还在增长，其影响力是热衷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报刊的学者无法忽视的因素 [2]。
包克私文中强调，维新运动以来出版的报刊主要由中国人自己发布，几乎所有的报道主题都是有关启蒙运动和中国改革的。有些报刊致力于机械、农业、数学、科学概论和教育等领域的报道。约10种报刊由传教差会出版或者隶属在华基督教会的报业机构。在全国范围出版和流通的70家报刊的论调是健康的，其报道倾向是自由的，但不包含拥护旧党派的出版物，所有报刊都或多或少支持社会改革 [2]。包克私特别指出，除了上海出版发行的15种报刊以外，各地还有不少报纸刊出，但是它们只是昙花一现，创刊后不久即终刊 [2]。
包克私并不赞同《青楼画报》(The Brothel Illustrated Paper)与《飞云馆画报》两家报刊的定位及其报道内容，“在上海出版的个别报刊不在所普遍表彰的本土报刊之列……其刊名就足以说明自身及同类报刊的主要特征” [2]，他在“本土报纸”列表中用星号标出此类报刊，如表1所示。这些报刊主要在上海发行，但并非仅在上海发行，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自身迎合部分读者的不良嗜好 [2]。包克私进而建议租界工部局加强对这类报刊的监管，使邪恶的文学作品不能在租界内印刷和流传。
Table 1. The measurement of Box’s “Native Newspapers”
表1. 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1
包克私“本土报纸”及其报刊计量的优势之一是对于维新派喉舌报刊创办过程的个案分析，使读者借此管窥维新运动中保守派和维新派争夺话语权的办报活动。包克私指出，维新派机构强学会曾在北京创办与林乐知《万国公报》同名的报刊，其文章主要来自有关报刊的评论，但在风格上几乎是《京报》的翻版。对维新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Rev.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建议报纸重新命名为《中外纪闻》。如此，梁启超主编的《中外纪闻》成为刊登维新运动原创文章的新报刊并取得明显的改进 [2]。强学会解散后《中外纪闻》随之终刊。包克私文中接下来叙述了上海《时务报》的出版情况。
包克私认为，在康有为和梁启超奉旨进京协助光绪帝推行维新计划时，朝廷命令将《中外纪闻》和《时务报》变成政府的官方喉舌，而留在上海的报刊负责人与维新派拒绝实施将报刊改为官报的旨意。他们分别把《中外日报》《时务报》更名为《中外新报》《昌言报》，把康有为当作旧报刊的“礼物”，让他自己去办《官报》。当维新派被禁的消息传开后，两家报纸的办报政策立刻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外日报》称康有为是“罪犯”，报社责任人显然是为了安全考虑而改弦易辙。报纸编辑汪康年和汪大钧公开表示他们不会与有问题的报纸发生联系 [2]。包克私感到奇怪的是，在8月17日《中外新报》发行第一天，报刊第三任主编曾敬贻在声明中指出，他被单独控制。有趣的是，《中外新报》同时转变其报道语气而衍生一种宣扬维新思想的新晨报《白话报》，该报由福州余晖报社出版，曾敬贻主编。包克私认为，当时断言三家报刊在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与保守派之间业已发生的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还为时过早 [2]。
3.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维新运动报刊的分类计量
3.1.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的报刊分类计量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乃国人发表的第一份中国报刊目录。梁启超从论述中国古代新闻活动与邸报出发，通过林则徐主持的译报《澳门月报》、《申报》、《时务报》等报刊来归纳中国报业概况及月报、日报、旬报与星期报等各类报刊的成长过程，“报章之利益，近世士夫，颇能言之。沈沈震旦，报章阙如” [6]。
梁启超将中国报刊分为日报与丛报两大类，“约分两类，一曰日报，星期报附之；二曰丛报，旬报月报附之” [9]，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湖南、浙江、江苏、湖北、江西、广西、四川、福州、山东、香港、澳门等15个省市，与星架坡、槟榔屿、雪梨、马尼剌、旧金山、檀香山、日本神户、东京、日本神户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中文日报与丛报的存佚数据。
根据梁启超的统计，全国的日报(含星期报)有12家，北京的日报有5家，其中《宫门抄》《京话报》《燕京时报》《新闻汇报》存，《官书局报》佚；天津的日报有5家，《直报》《天津日日新闻》存，《国闻报》佚，《津报》《天津时报》未详；上海的日报有《申报》和《新闻报》2家，现存，其中《时务日报》改版《中外日报》；全国15个省市(包括香港和澳门)出版的中文丛报(含旬报月报)有83种，海外出版24家。其中上海的《字林沪报》改版《同文沪报》，《消闻报》改版《同文沪报》附张出版，《蒙学报》继续出版。广东的《中西报》改版《越峤纪闻》，《博闻报》改版《安雅书局世说编》。表2“《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日报与丛报的地区/城市分布数据”清晰地呈现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本土新型报刊兴起及其存佚情况。
Table 2. The data of distribution of daily and series based on “Preface to the Table of Preservation Status of Periodicals in China”
表2. 《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日报与丛报的地区/城市分布数据5
3.2.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的报刊计量创新
与包克私的中国报刊计量比较而言，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日报(含星期报)和丛报(含旬报月报)为分类标准、以出版地为参数统计全国的12家日报与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 83家、国外24家丛报的数据，明确界定中国报刊与在华外报、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国外报刊的概念，其报刊目录的最大优势在于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对未详的报刊信息加以说明。
由于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报刊遭遇封禁，有些报刊被迫改版，有些报刊转移至租界求得“庇护”或者迁移至其他地区继续办刊。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既符合维新运动国人办报史实，又是近代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创新之处。
包克私在《字林西报》“本土报纸”只关注维新运动中整体报刊的计量数据，文中列举上海与其他各地出版的主要报刊，而忽略办刊时间不长的普通报刊，文中象征性提及在上海出现的“短命报刊” [2]。梁启超《各报存佚表序》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为其后发表的近现代中国主要报刊目录提供了示范。
4. 包克私与梁启超中国报刊目录计量的局限性
近现代中国报业结构组成复杂，各类报刊隶属或传承关系交叉重叠，且多数报刊具有政治导向性，往往成为保守派-维新派-革命派之间争斗和论战的舆论喉舌，对中国近现代报刊进行相对精细的统计实属不易。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与国人发表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目录梁启超《各报存佚表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本土报刊兴起的史实和轨迹，构筑近代中国报刊目录的基础，其报刊计量的史学和史料学价值可见一斑，其局限性亦是明显的。
4.1. 报刊计量数据出现遗漏
像近现代其他报刊目录一样，包克私的报刊计量与梁启超《各报存佚表序》所统计的报刊数据不可避免会出现遗漏。包克私在文尾说明，大规模搜集报刊信息是件困难的事情，他担心此报刊清单的完整性，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有关该列表的补充和更正，并真诚邀请补充信息者发函给作者或上海伦敦传教会 [2]。梁启超在《各报存佚表序》中明确指出，“右表所列，仅得八九。阙漏谬误，自知不免” [9]。
根据宁树藩教授的研究，在1815~189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合计126种(《京报》除外)，而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只收录75种，漏收51种 [8]，遗漏《千里镜》(The Telescope)《日昇报》(Rising Sun)《飞龙报篇》等15种中文报刊，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外新闻》等报刊的记录甚至出现错误 [8]。
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沿用范约翰报刊目录有关中国报刊的记录，认定中国报刊总数量“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 [10]。《万国公报》转载《直报》发表的李提摩太文章，“故前有耶酥教会派人查考中国各报始末，去年已经布列，除京报外，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 [10]，引用了不实的报刊数据。
英国驻华记者伍海德(H. G. W. Woodhead)分别编纂1921年、1923年、1925年《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1921年《中国年鉴》第八章“中国报刊”(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China)统计的中国报刊数量为840种 [11]。白瑞华指出，1921年《中国年鉴》所统计的840种报刊中省略了掮客发行或沿街兜售而未登记或交纳特殊邮政费用的报纸，与《申报》当年统计的期刊数据1134种有出入，而吴板桥早在1917年估算的日报数据就达到2000种 [3]。
4.2. 报刊的政治导向划分不同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报刊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报刊呈现明显的政治导向与“文人论政”特征。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民报勃兴时期”章节描述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的政治导向，“以上各报，其中一大部分，始因外侮之刺激，倡议维新，继以满人之顽固，昌言革命” [1]。包克私“本土报纸”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在统计维新运动期间的报刊数据时，报刊的政治导向应该成为报刊计量的重要因素。两种报刊目录比较而言，包克私的统计数据强调报刊的政治导向划分，而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并未把报刊的政治导向作为报刊计量的参考要素。
包克私在“本土报纸”文中指出，维新运动期间的中文报刊基本由中国人出版发布，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致力于报道维新运动和社会改革 [2]。包克私认为，维新运动中70种报刊的政治导向明确，要么属于保守派报刊，要么归属维新派报刊 [2]，其报刊计量正是基于此定类标准进行统计的。
1913年，俄国汉学家柏烈伟(Sergey A. Polevoy)出版有关辛亥革命报刊计量的《中文报刊目录》(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此报刊目录根据1911~1912年间国内外487家中文报刊的政治倾向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或派别，将报刊分为政府报纸、半官方报纸、保守派报纸、自由派报纸 [12] 进行统计，并对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七大报业中心的报刊数据加以分析。
4.3. 在华外报与本土报刊的划分不清
包克私有关维新运动的报刊计量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未厘清在华中文外报与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分野，尤其是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与中国本土新型报刊及政治官报的类别划分。
德国汉学家罗文达(Rudolph Löwenthal, 1904~1996)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陈鸿舜、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古廷昌和梁允彝共同完成有关中国宗教报刊的调查报告《中国宗教期刊》(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详细地记录在华天主教报刊、满洲里天主教报刊、在华基督教新教报刊活动，论述中国佛教报刊、道教报刊和儒教报刊的情况，以及在华伊斯兰教报刊、在华犹太教报刊和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及其他教派报刊的内容。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真理与生命》连续八期转载此报刊目录 [13]，弥补此前报刊目录对于在华外报细分化分类统计的不足。
正是维新派报人开启中国报业的“文人论证”传统，“……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 [1]。包克私“本土报纸”与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论述维新运动时期的办报情况并进行报刊分类计量和分析，具备各自的报刊分类计量和数据分析的创新和优势，成为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的代表，同时为深入系统研究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报刊兴起与“文人论政”报业传统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
1表1包克私“本土报纸”的报刊计量根据包克私于1898年10月11日在《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发表文章“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改造而来，其中带星号*的报刊为原文标识。
2除非标明，一般为年度报纸价格，货币单位为元，即铜元。
3原文如此，应为1874年。
4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1900年10月23日)，《申报》刊登上海药店同德堂销售四云亭新书《重订湘学全报汇编》介绍《湘学报》的广告：“已出四十五册，全份价六元。惜排印无多，不易购得。今存数十全份，汇订成十六厚本，以便翻阅，诚时下有用之书。定价每部四元，而公同好”。基于此断定，包克私“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标示《湘学新报》每份100元，有误，应该为每份6元。
5表1“《各报存佚表序》日报与丛报的地区/城市分布数据”根据梁启超《报界一斑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改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