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明朝末年，朝政更加腐败混乱，百姓生活艰难，边疆各部族蠢蠢欲动。即使明思宗朱由检有心作出变革，但沉疴积弊之深，远远不是他所实施的各项政策能够改变。在如此混乱、压抑的时代氛围中，梅之焕以政绩、战功著称一时，其诗文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2. 刚毅忠贞：梅之焕生平及思想简介
2.1. 梅之焕生平简介
梅之焕，字彬父，湖广麻城人(今麻城市)，生于万历三年(1575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其伯父是侍郎梅国桢。梅之焕少年时就显露出不同于常人之处，万历十三年(1585年)参加乡试，即获得主考官赞赏。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后任庶吉士、吏科给事中等职。
梅之焕性格耿介，直言敢谏。当时，万历皇帝朱翊钧已多年不理朝政，朝中事务由近侍、权臣把持。针对这一局面，梅之焕上《通壅省嚣疏》，批评万历皇帝。梅之焕从政期间公正严明，有勇有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梅之焕补广东参议。在此期间，他积极勘察民情、清理冤案，即使遇到疑难案件或者权贵干涉也决不退缩。以袁八老为首的一伙海盗在潮州作乱，梅之焕主动请缨，前去剿匪。他先切断了海盗补给线，又在海上投放数千块免死木牌，拾到者可凭此牌到地方官那里自首。于是，袭扰潮州的海盗纷纷溃散。梅之焕一生热心教育，注重发掘人才。在担任山东主考官期间，他认真批改士子的文章，所选士子皆一时才俊。梅之焕在退居麻城之后采取多种措施，热心帮助乡民，积极抵抗匪徒。1630年，由于朝堂斗争复杂，梅之焕被褫夺官职，返回麻城老家。但是，政坛失意并没有使他消沉。在家乡闲居期间，他严惩贼人、救济贫民，为地方安定贡献了一份力量。
2.2. 梅之焕思想简介
忠君报国是梅之焕思想的主线。在他生活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内忧与外患交织在一起，但是，“鸟雀人情处处看”(《送王江防使者归里》)，太多人只顾一己私利，见到蝇头小利便凑在一起，些许风吹草动便四散奔逃，这就是那个末世时代所有人都无法逃离的生存状态。梅之焕经历过几十年宦海浮沉，对明末官场的种种黑暗有深切体会。但他依然竭尽全力忠于朝廷，《从军行三首》包含了诗人对边塞困苦生活的切身体会、对战场生死未卜的惆怅、对朝堂旨意不可违的无奈等复杂感情，但是他仍然强调“杖亦圣主恩，杀亦圣主恩”，君命是绝对不可违抗的！面对皇帝身边出现佞臣的状况，梅之焕直言规劝“君王莫听鸧鹒舌，巧作如簧乱凤笙”(《赋得春深五凤城》)。作为臣子，“河伯应分圣主忧”(《过黄河》)，无论如何，大臣都应主动承担责任，坚守阵地，为皇上分忧解难，“言事惟无一字欺”(《送赵芝田明府入觐三首》其二)。今日看来，上述思想显然是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但是梅之焕的高尚人格及出众的行事能力不能因此而受到否认。
崇祯十四年(1641年)，梅之焕逝世。《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有传。生平记载亦可见于万延《明故嘉义大夫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公行状》、钱谦益《梅长公传》。有《梅中丞遗稿》传世。
3. 抒末世忧愤：梅之焕诗歌创作特色
据万延所作行状，梅之焕诗文在当时已受到关注，科场文章更是闻名遐迩。他的创作题材主要涉及边疆战事、怀古怀人、乡村闲居、儒佛理义等。但是他本人对诗文持一种温和态度，不仅没有着力于此，更未有意保存，因而现存作品数量有限。由后人编辑的《梅中丞遗稿》共八卷，包括奏疏、启、表等行政文书，祭文、忏疏、碑文等日常实用文书，以及诗、序、论等文学作品。
3.1. 梅之焕的边塞诗
边塞诗在梅之焕的诗作中最受瞩目。这类作品以作者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摹写战场厮杀的悲壮惨烈、边地生活的苦寒艰辛以及建功立业的欣慰欢喜，例如前文提到的《从军行三首》。相比之下，《白马篇》更加灵动、有生气。此诗开篇四句描写白马健壮的身形和昂扬的精神，接着描写急于奔赴前线的迫切心情，“昨日充卒队，气忿不得战”。此诗的后半部分用夸张的手法，想象十万大军全力出击，“所将湟中儿，勇悍遵谋算”，将士们奋勇杀敌，打败外族入侵者。诗的最后，作者兴奋地写下“为我语匈奴，诘朝请相见”，全诗情绪达到最高点。《白马篇》可以看作梅之焕对未来建功立业的无限期许，是他边塞豪情的集中抒发。
《送张三石抚军出塞》是一首较为独特的诗作。从表面看，此诗主旨仍然是在鼓励友人奋勇杀敌、报效君王，但是其中的情感却异常复杂。开头先叙赠诗缘起，随即以“沉沉往事梦中看，塞草苍茫古人迹”两句领起幽深思绪，列举苏武和王昭君两个历史人物，他们都曾历经出塞漫漫旅途之艰辛，都曾饱尝塞外伶仃生活之困苦。至此，诗作情绪逐渐转向低沉。之后，作者直接写出内心的担忧：“胡地吹笳五月秋，忧时怀古总关愁。已见天狼横漠北，又闻庚癸动山头。山头烽火何时灭，中原更有玄黄血” [1]。“天狼”指天狼星，古人认为这颗星主侵扰劫掠；“庚癸”出自《左传·哀公十三年》，后指军中缺乏粮草；“玄黄血”出自《周易·坤》，其上六之爻辞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此处引申为忠君报国。梅之焕引用这三则典故，说明令他感到不安的原因既来自敌方的强大凶猛，又来自己方的混乱虚弱。为了勉励张三石，诗人写道：“孤臣回首一徘徊，岂为为郎头欲白。君不见贾生五饵系单于，一逐长沙志已虚。但使文章动蛮貊，寇公何必在中书？吁嗟乎！关中无酂侯，金城鲜营平。独使中郎忧，国计益苦心” [1] (《梅中丞遗稿》卷八)。此处接连引用颜驷、贾谊、寇准、萧何等典故，上述历史人物的共同点是均身怀救世之才能，却下场凄惨。全诗以“会将向日回天力，卷起银河洗甲兵”两句结束，看似以激越昂扬的期许收束全篇，实则难以挽回整首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总体情感氛围。这是因为，在同时代人看来，将两则出塞典故、四则能臣典故引用于赠别诗，固然是勉励友人，但也是向友人提示未来可能的遭际，气氛过于压抑；在后人看来，梅之焕此诗正作于明末乱世中，上述典故仿佛是谶语，在预示明王朝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可以说，此诗是明末官场、战场、社会整体状况及诗人出处矛盾、痛苦心境的集中反映。
3.2. 梅之焕的怀古、怀乡诗
梅之焕的怀古、怀乡诗因末世气息而增添了一些宏大、绝望的悲剧色彩。从现存的作品看，任职北京、山东、广东、甘肃等地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歌创作素材。在奔波于天涯的某个节日，在浮沉于宦海的一段闲暇，在留连于先贤祠堂的复杂思绪中，梅之焕往往会思念远方的家人和景物，想起与友朋倾心交往的瞬间，感慨前代名人的遭际与坚守。
现存的梅之焕怀古诗数量不多，主要有《明妃曲》《文丞相祠堂五首》等，都与明末时局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明妃曲》为五言律诗，围绕王昭君和亲命运展开：“咫尺凭图画，天涯想见期。玉关羌管夜，金锁汉宫时。一世容华尽，千秋宿草知。只愁青冢月，依旧妒娥眉” [2]。此诗首联中“咫尺”与“天涯”、颔联中“玉关”与“汉宫”、颈联中“一世”与“千秋”均采用对比手法，在空间、时间、事件方面丰富了本诗的内涵，提升了表现力度，集中表现出作者对王昭君的同情与感伤。然而，如果没有末世氛围作衬托，此诗也只会沦为平庸的怀古之作。尾联中的“愁”字，是诗人对王昭君出塞和亲命运的深深叹惜，一个国家的安危竟然维系于一名女子！是诗人对朝政与时局的无尽担忧，如今谁能彻底解除危急？是诗人对未来的悠悠迷茫，难道真的要再次使用和亲之法？一“愁”字落定，叹惜、感怀、忧虑纷至沓来。如果换成“只留青冢月”似乎是可以的，宋代张耒《和端午》有云：“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如果换成“只叹青冢月”似乎也是可以的，唐代韦应物《送唐明府赴溧水》有云：“只叹官如旧，旋闻邑屡迁”。然而，“叹”“留”两字可用于一般的慨叹，却不适用于表现末世情绪，不适用于表现朝政危急又束手无策的绝望。为了与“愁”字相配合，全诗最后一句“依旧妒娥眉”将绝望情绪扩展到对大厦将倾之时依然有人嫉贤妒能的愤慨以及对千余年来才智之士频遭不公的痛心。总之，“昭君”这一常见的诗歌典故经过梅之焕的精心锤炼之后，其内涵已经具有了浓厚的明末色彩。
《文丞相祠堂五首》将上述思古忧今的情感导引至更广阔的向度。从整体看，这一组七言绝句以慨叹文天祥为主题，在内容方面联系紧密，在情感方面层层递进，在风格方面统一又有变化。文天祥在绝望之境中仍坚守忠君爱国的理想，令后人崇敬赞叹。梅之焕自感所生存时代的整体状况、朝堂与边疆的情势都与文天祥时代相似，所以他在此组诗第一首里指出“熙宁朋党圣人孤”，即祸根早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主政时期就已埋下，这一典故显然是在暗示明末党争。在组诗第二首中，梅之焕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将这层涵义直接写出：“平章谁是不权奸，个个荣终到盖棺。只有丹心旧少保，偏教惟恐赣州滩” [3] (《梅中丞遗稿》卷八)。“权奸”一词将批判矛头直指身居高位的肉食者，他们在官场结党营私、攫取财富。尽管如此，他们却“荣终到盖棺”，能获得善终。文天祥一生忧虑国事，结局却非常惨烈。此诗前后对比强烈，愤恨与怅惋之情自然流露。组诗第三首的内容依然是咏史，但是却暗含着对明王朝未来走向的担忧。第一、二句仍然是在斥责南宋朝廷不思进取，在实力强盛时不仅没有收复中原，反而将主战派将领罢黜并杀害。在曾经征战疆场的梅之焕看来，这实在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危时一旅漫然甚，无奈陈桥老子何”两句从字面上看是写南宋终局：在元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南宋政权仅存最后“一旅”，陆秀夫等人在危难之中拥立赵昺为卫王，再次上演宋王朝开国时“黄袍加身”一幕，然而这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梅之焕从相似的历史状况中仿佛看到明王朝的结局，纵使有一两位忠臣，也不可能逆转全局。组诗第四首指出，文天祥的忠诚与才干就连敌首忽必烈也称赞不已。第五首描绘了祠堂景象，“拜君祠者愿思齐”，不断有后人来拜祭并题写诗作，可见文天祥在后世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这一组五首诗首先上溯到诗人认为的祸根王安石变法，并总括南宋君臣心态，又使用对比手法，揭示朝堂权臣的私心与文天祥的忧心，最后特别暗示明王朝的可能结局及自己的最终选择，表达了梅之焕崇高的爱国忧民之心。其容量之宏大，其情感之充沛，其思绪之深沉，是明末绝望氛围中的一声震天呐喊。
梅之焕的怀乡诗大多冲淡忧伤，思念之情于字词间款款流露。如《九日将度庾岭二首》，从内容判断，此诗大致写于1614年秋作者赴潮州任职途中。重阳佳节，本应与亲朋同登高处，诗人此时却奔波于异乡，所以才有了第一首中的“策马登高倍感长”，这“长”不仅是与家乡的空间距离，还有在外多年的时间距离和疏远家人的心理距离。无限惆怅从心中油然而生，诗人此时感觉自己如同鸿雁，不知该停留于何方。第二首开头，诗人强自镇定，“天涯何处不重阳，岂少青山似故乡？”天下之大，在哪里过重阳节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自我解愁式的振奋很快消失，诗人还是陷入了的无尽思乡愁绪中。《梦家山二首》写于诗人即将渡海的时刻，第一首表达了相近的情感：诗人在梦中见到了家乡的山山水水，醒来后才记起身处异乡，失落与无奈充溢于字里行间。第二首较有特色，尤其是以下四句：“鲤鱼风老白蘋洲，群岛环舟海绕流。今夜沙边犹载月，明朝洋里又辞秋” [4] (《梅中丞遗稿》卷八)。“鲤鱼风”指秋风，“白蘋洲”比喻漂泊异乡，均为诗歌熟语。诗人想象自己即将经历的海上生活：身处小船，只见远处的一座座岛屿静静矗立；小船前行，海水从两侧流过；夜晚，小船停泊于沙滩边，清晨又会继续驶向海面，迎接新的风浪。诗人以思乡之情观照大海，使其在宏阔的海景中显得更加漫无涯际；以传统羁旅诗的手法描绘海洋景色，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范围和表现方法。
3.3. 梅之焕的闲适诗
梅之焕晚年闲居家乡麻城，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年时光。因此，他创作了一定数量的闲适诗。其中，“梅”这一意象经常出现，或是经眼之景色，或是难忘之记忆，或是心曲之寄托，诗人晚年的复杂心境由此可窥一斑。在《梅市酒楼成，招鲍大子知、曾四若渭、李二春江、八弟浑然乐饮四首》中，梅之焕以轻松、悠闲的笔调描绘了友朋畅饮的情景。这一组诗第三首有“秫已成新熟，酿应满旧瓶”句，可推测写作时间为秋末冬初。其第二首是：“闲身未老便，况复得佳山？万竹连松直，疏梅随岭湾。杯倾螺壳紫，冠侧鹿皮斑。一阁聊云适，无须放白鹇” [5] (《梅中丞遗稿》卷八)。此次小聚令梅之焕心情愉悦，他特别声明自己身体依然康健，如今见到美景更觉舒畅：只见松竹挺拔，点点梅花遍布其间。诗人与友人频频举杯，宾主俱欢。整首诗以爽朗情绪开头，以眼中景色的清冽衬托好友小酌的温馨，读者仿佛从其情其景中受到感染。《忆山中梅花》写作时间不详，为诗人托物言志之作：“帐底轻云护晓寒，罗浮梦断角声残。南来驿使虽相赠，不似孤山云里看” [6] (《梅中丞遗稿》卷八)。“罗浮梦”出自柳宗元《龙城录》，为古人吟咏梅花的常用典故；“南来驿使”也是咏梅诗词熟语。(例如南宋谢琎有《识时梅歌》)梅之焕以此诗剖白心迹：毫不贪恋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厌恶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只期望“孤山云里看”，能够远离世俗喧嚣，在清幽世界中独自绽放。与这一主题相近的诗作还有《梅花三首》，其二特别赞美梅花的坚守：“墙边移换春多少，十载惟君处岁寒”。梅花不因周遭风景变换而改变分毫，这恰恰是梅之焕自己的人生信念。
总之，梅之焕的诗歌偏重于抒发志向，将忧虑时局、勉励友人、疾恶如仇作为创作的重要内容；其艺术特色在于以刚毅、质朴的风格营造清爽、明快的诗境。但是，由于较多采用诗词熟语，且未翻新出奇，使部分诗歌作品新意不足。
4. 叙乱世危局：梅之焕散文创作成就
梅之焕生平经历丰富，既曾从政、领兵、督学，为明王朝立下大功，也曾赋闲、归隐、乡居，依然为家乡贡献力量。以此为基础，梅之焕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特色：以朝政大事、边塞战事、百姓疾苦为主要内容；包含奏疏、书信、序、募疏等多种实用文体；文章多以叙事为主，抒情为辅，语言刚劲质朴，不事雕琢。
4.1. 梅之焕的叙战散文
梅之焕叙写边塞战事的散文作品现实意义与艺术成就俱佳。《定乱疏》《报捷疏》两文是其代表。1628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势力遭到打击。梅之焕被任命为甘肃巡抚。1629年冬，后金军队攻入山海关，明王朝都城遭到威胁。崇祯皇帝发出诏令，要求各地派兵支援京师。梅之焕驻守之地与京师距离遥远，本可以借此理由搪塞过去。然而，他毅然决心领兵千里驰援。这两篇奏疏记叙的就是梅之焕此次军事行动。
《定乱疏》详细叙述了梅之焕带兵驰援伊始遇到的士兵哗变事件。根据事先制定的行军计划，这支勤王队伍兵分五路，各自沿预定路线出发。梅之焕刚刚到达兰州便接到消息，第四路军出现异动，几位将领遭杀害，部分人马去向不明。通过对部分哗变士兵的察访，梅之焕得知起因是部分将领及士兵贪生怕死，既不愿数千里奔袭，又畏惧辽东侵略者的凶悍，所以干脆叛变。一部分人重新回到军中，一部分已经与甘肃一带的土匪、流寇勾结。面对这一突出状况，梅之焕果断采用安抚加分化的计策：“臣侦知已悉，遂亟传示云：‘若等既有苦情，许亲赴城下面诉。兵马一连走了两日夕，饥馁已甚。审讯明白，赏他吃的’” [7] (《定乱疏》)。梅之焕从逃亡士兵中意志不坚者入手，以宽大、仁厚的面貌引导其自首。果然等到黄昏时，有六人前来。其中一人名叫王进才，系“首恶”。梅之焕继续使用上述计策，以铿锵有力的话语巧妙地将层层利害逐一摆出：先强调造反连累家人，以震动其心灵；然后举出高斌叛逃银定被就地正法之先例，以警醒其灵魂；再用区分主犯与从犯的策略，以动摇其意志；之后特别指出他们沿路未曾侵扰乡民，以引出其良知，并暗示梅之焕已掌握全盘情况；最后用烧饼证明梅之焕善必赏、恶必罚。梅之焕不仅是用语言攻心，还事先秘密布置了相关行动：在自首的6人中，有2人是副将陶万垒部下，且他们已预先表明了将功赎罪的意愿。所以在梅之焕吩咐陶万垒从城上扔下烧饼、王进才俯身捡起之际，其中一人挥刀杀死王进才，并从他身上搜出了被害将领的财物。梅之焕从缴获的赃银中拿出一锭扔给杀王之人，再次表示赏罚分明。此次士兵哗变很快平定。
《报捷疏》所述事件发生在梅之焕平定军中哗变之后不久。由于京师危急，朝廷两次下诏命令军队赶去勤王。甘肃一带的流寇得知此消息后，互相勾结，蠢蠢欲动。梅之焕与部下议定应对策略，兵分四路，展开攻势。梅之焕的军事部署在战场的残酷厮杀中得到了确证。柳绍宗、盛略首先与悍匪发生遭遇战；匪徒溃散后，渐渐进入方懋功等将领提前设下的三道埋伏；杨嘉谟领兵继续追击残匪；最后张显谟、相希尹等将领以枪炮对敌人展开致命一击。至此，匪乱终于平定。
《定乱疏》与《报捷疏》两文所述事件前后相关，为避免雷同，两文采用的叙事手法及叙事视角有差异，显示出统一又多样的艺术效果。《定乱疏》一文主要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从梅之焕自己的角度展开叙述。作者如此处理的原因是：该事件主要发生在明朝军队内部，梅之焕不仅仅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唯有采用第一人称，才能够向朝廷详细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用清晰的文字表明事件已经得到平息。从艺术效果角度看，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手下士兵哗变事件及彻底解决，能够使读者更加直观切近地感受到事件的紧迫，也能够使梅之焕本人镇定冷静、有勇有谋、宽严相济的出众形象跃然纸上。《报捷疏》一文同样是写发兵援助京师大背景下平定叛乱，但这次叛贼已经变成边疆流寇，并且两文写作时间前后相继，因而写作手法也发生变化。梅之焕首先从平定军中哗变切入，引向边寇得知大军勤王的消息而频频异动。作者转述多条匪徒侵扰边民的信报，从侧面证明此时边疆已暗流涌动。面对这一状况，作者陈述了应对之策。接着就是上文引用的残酷战争场面描写。来自第一人称的自述和来自第三人称的宏观叙述相结合，既能说明梅之焕的军事部署切实、有效，又给读者如亲临战场一般的阅读体验，使整篇文章呈现出雄浑、悲壮的气势。合观两文，梅之焕对边疆局势的宏观把握、对流寇动向的敏锐研判、对战略战术的准确运用、对军事力量的有效部署均有鲜明体现。
4.2. 梅之焕的陈情书信
在上陈政事的奏疏之外，叙写日常生活和民间疾苦的书信也是梅之焕的散文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这些书信涉及内容广泛，或是日常问候、节庆祝福，或是抒写志趣、剖白心迹，或是辩论儒道、研修佛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保卫家乡麻城而撰写的求援书信。崇祯三年(1630)，梅之焕率驰援军队达到京师。但是之前接连平定士兵哗变、边匪骚乱，早已耽误时间。所以，梅之焕到达京城后遭到政敌打击报复，手下军兵也受到牵连。最终，梅之焕被革职，回到麻城老家。在闲居家乡十余年间，梅之焕致力于扶贫济困，打击地方恶霸，维护百姓日常生活稳定。然而，明王朝大厦将倾，群盗蜂起，麻城也不能免于灾祸。梅之焕凭一己之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周边百姓。他还会专门写信，向旧日官场好友保荐有才干的基层官员；当城寨受到流寇威胁、力量不济时向友人求援，以求得财力、物力、兵力方面的支持。这些书信的内容直接反映出明末乱世中百姓求生之艰难、流寇之残忍、奸人之歹毒，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朝廷既不能准确判断局部情况，也不能有效调遣军事力量。
梅之焕在求援书信中反复申说麻城在地理位置及军事策略方面的重要性，这固然是希望能藉此引起收信人的垂怜，但同样能够显示出梅之焕的领导才能。他提议，如果在麻城周边驻扎军队，那么“江北之寇破凤、颍等处者，被彼处堵截，皆从光、罗入黄、麻”(《与唐抚台》)。“江北诸贼，皆分道入楚，敝邑则其门户也”(《与洪制台》)。“如贼从楚入豫，则楚蹑其后而豫击其前；从吴入楚，则楚遮其前而吴踣其尾。两下夹攻，庶不止驱之出境，而以邻国为壑也”(《与洪制台》)。麻城是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的交通要道。假如流寇是南北向行动，那么在麻城一带的驻军可以和河南军队相互配合，前后夹击；假如流寇是东西向行动，那么麻城驻军同样可以和安徽、江西军队相合予以打击。梅之焕以简明的语句勾勒出麻城在战略方面的重要性。
在此类书信中，更具有感染力的部分是他描绘的麻城遭到流寇侵扰之惨状，以及麻城人民奋力抵抗之场景。在十年时间里，梅之焕亲眼见到家乡多次遭到流寇袭扰劫掠，每次都给百姓带来灾难：“然各村镇屠戮之惨，尚不忍闻”(《与洪制台》)。“我昨饭避难堡中者，无不如渴鱼得水。见几个小孩子一口咬住碗，死不放手”(《募施粥济荒》)。乱世中流散乡民的凄惨境况令梅之焕心痛不已，所以他通过多种手段、多个渠道建立并充实麻城自身的防御力量。当时流行文人结社之风，他便组织麻城本地读书人结成一社，命名为“正社”，并且特别强调“习射、守城，皆今日公事之最切者”(《正社序》)。除了团结麻城本地的有生力量外，梅之焕在《寄刘同人》中对自己广招贤士、率领乡民抵抗流寇进行详细叙述。一方面，他变卖家产，广泛招募勇士，充分做好御敌准备。“年来为备御流贼，召集杀虎手、药弩手、铳炮手，四方健儿，是处搜罗兵亦近万” [8] (《寄刘同人》)。但是这么多战斗人员不仅在给养方面是巨大负担，在战场上能发挥多大作用仍是未知数。他不无忧虑地在信中说，这些力量仅仅能保护麻城一地，连周围稍微远一些的村庄都无法顾及，更不用说将流贼彻底剿灭了。另一方面，他向友人生动描绘了抓捕逃盗二初、访犯傅仁、惯盗曾觅三名奸人的细节：二初是梅家的奴仆，因行为不端，已畏罪潜逃四年之久。某天夜晚，守城民兵听到城下河里传来趟水过河的声音。守城人果断向发出声音的地方开炮，接着就听到有人在水里跑远的声音。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光头、身穿青色衣服的人来到城下。城头放下一根绳子，把他拉了上去。这个人说他被流寇抓获，一直困在其队伍里，最近发现离家较近，就逃跑了回来。很多人都信了他说的话，梅之焕却表示怀疑：“此浑身锦绣，胡为乎来哉？不问而知其为贼之信臣也。向以犯逃盗，今又为贼。宠饰若此，岂有反舍恩主而来归仇主？是必有奸！”经过一番查验发现，此人的裹脚布是湿的，说明他就是昨晚偷偷渡河之人。梅之焕的谨慎使城寨避免了一次危难。傅仁系“访犯”，即官府命令各处侦查缉拿的罪犯。某天夜晚，有三人骑着骡子，一人在前面引路，朝城寨走来。守城民兵抓住了引路之人，正是傅仁。他还狡辩说，是抓住三名贼人并前来将功赎罪。梅之焕根本不相信这些说辞，经过审问得知，一支流寇队伍正在附近的村子里休息，贼首派傅仁前来打探城寨虚实。曾觅则是流寇安插在明王朝军队内部的奸细，专门收集情报。被梅之焕抓住之后，还没来得及审问，曾觅就被其同伙灭口。上述三例足以见出守城之难。更重要的是，敌人手段多样且流窜无定，城寨位置固定且名气越来越大，众匪都渴望能攻破城门、劫掠财物，这就增加了守城的难度。
从史实角度看，《寄刘同人》等书信直接地、真实地展现了明末地方百姓生存的艰难，以及梅之焕等乡绅维持地方安定的勤勉，从侧面反映出明王朝风雨飘摇。从情感角度看，作者内心对时局的忧虑，对求得援助、保全城寨的焦急，对流言蜚语的困惑，以及对各路外敌内奸的痛恨，都倾注于致友人的书信中。从艺术角度看，这些书信情感真诚，言语恳切，丝毫没有刻意为之、沽名钓誉之嫌，读来仿佛与作者共同置身于屡被兵燹的残破城寨。合观《定乱疏》《报捷疏》及这些书信，一方面可以见出梅之焕谋略与领导才能，另一方面展示了他正直、无私、刚毅、热心的高尚品质。
在今日看来，“晚明”是一个能够宣扬非官方哲学、张扬个性、解放人性、充满魅力的时代，是一个具有充分可能性、能够促使历史以复数形式展开的时代，更是一个给文学艺术留下充足书写空间的时代。然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具体的个人而言，“晚明”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大明”才是合法的词汇。只是那时的人们内心都在忧虑“大明”气数尚存几何。在这一大前提下，人们各有选择：或是身居于庙堂高位，继续争权夺利，或是奔走于山寨草莽，不断呼号呐喊；或是流连于街市之犬马、纵情于瓦肆之声色，或是隐遁于山林之寂静、静心于佛道之彼岸。梅之焕前半生借朝廷赐予的权力造福地方，晚年毁家纾难以保全家乡一隅。这是他高超领导能力的有限应用，是他在能力范围内对家乡、对王朝作出的贡献，是封建士大夫天下情怀的舒展。然而，时代是残酷的，梅之焕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对“大明”命运产生丝毫影响。在他去世三年之后，“大明”也沦为故国。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2021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梅之焕《左传神驹》文献整理与研究”(21Q25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