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加勒比裔美国女作家，其种族被殖民的经历为其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她才华横溢、个性突出，敢于发出别样的抗议之声，形成了独特的“愤怒”的写作风格。作为公认的金凯德最好的作品，《我母亲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以下简称《自传》是一部回忆式的自传体小说，以鲜活而感人的文字写出“殖民之恨”。以20世纪的多米尼克为背景，主人公雪拉的内心剖白为我们展示了后殖民时代，少数族裔女性面临着的种种压迫和多重身份的混杂，而其作为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的模拟以及自主意识的反抗一定程度上动摇和解构了殖民者的权威。
国内外对《自传》的研究有增无减，主要从创伤叙事、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空间批评、后殖民批评视角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人格三重奏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其中涉及后殖民文学批评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他者”、斯皮瓦克的“属下”以及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的理论视角，从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中的“混杂性”和“模拟人”对《自传》进行切入的研究尚且不足，而本文就将结合这两个理论视角解读《自传》中的主人公雪拉。
2. 霍米巴巴的相关理论
混杂理论和模拟理论是霍米巴巴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试图解构帝国殖民的意识形态，解构西方，尤其是美欧的中心主义和二元论，从而重建底层人民和民族的主体性，促进承认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交流，瓦解殖民者的帝国文化霸权。
2.1. 身份的混杂
“混杂性”是“殖民权力、其不断变动的力量与稳定性之生产能力的符号；它是对借助否弃(即：那种确保了权威的“纯粹”、原初身份的歧视性认同)而实现的统治过程进行策略性倒转的名称” [1]。身份(identity)及身份认同是文化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身份特征体现在于不同文化相交的“居间”(in-between)，被殖民者居于本民族文化和霸权文化的“居间”，一方面收到殖民霸权话语的压制，面临着民族身份危机；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接受主体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和强加。霍米·巴巴拒绝始源性(originality)的、稳固的文化身份认同，而宁愿选择模棱两可的、协商的双重身份即混杂文化身份。混杂文化身份打破了非此即彼的身份二元对立局面，新的文化身份产生于矛盾和混杂地带。以巴赫金的杂交和“复调”理论为依据，巴巴的混杂性理论相较于传统意义上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话语对抗方式，主张挖掘隐藏在双方之间的矛盾，并通过瓦解他们的对立关系，来消除殖民文化权威 [2]。
2.2. “模拟人”的反抗
“模拟(Mimicry)”和“模拟人(Mimicman)”是巴巴在揭露殖民话语的内在矛盾时发明的两个重要概念。“殖民话语一方面鼓励引导被殖民主体改进并逐渐接近殖民者之文明优雅；而另一方面则用本体论的差异和劣等性概念对这种改进与接近进行抵制” [3]，这种统治策略实际上在殖民地培育出了在文化上具有双重身份的“模拟人”。而这种模拟往往是一份对殖民者“面目模糊的拷贝”，而根据巴巴的分析，对于殖民者而言，这种似是而非、似像非像的拷贝是很具威胁性的 [3]。不同于其他两位后殖民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巴巴倾向于将殖民话语当作一种论战性的而非对抗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在于加强殖民权威，而是通过模拟而产生出一种相对于权威的杂体 [4]，其实质上一种抵制殖民策略，用以描述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抵抗、挪用、误用、消解，借此取消殖民关系中的二元对立，动摇殖民者的权威，消解其中心主义。
3. 主人公雪拉身份的混杂
一个人的身份并非固有、稳定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环境中被建构出来的，金凯德在《自传》中塑造了典型的身份混杂人物形象，主人公雪拉是混血儿，她的母亲是多米尼克奴隶的后代，父亲是红毛苏格兰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其种族身份混杂。就文化身份的认同，霍米巴巴借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选择模棱两可的、协商的双重身份即混杂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互相规定与制约的境况下动态地建构” [5]。小说背景虽然发生在英国殖民者从多米尼克撤离后，其殖民痕迹仍无处不在，而雪拉也潜移默化德受到了殖民文化、教育等的影响，动态构建出了混杂的文化身份。
3.1. 种族身份的混杂
主人公雪拉的母亲是多米尼克奴隶的后代，父亲是红毛苏格兰人和非洲人的混血。
雪拉的母亲属于身份最低的加勒比土著，一个被征服、被打败、被消灭的族裔，贫穷而弱势，身体外貌特征受人歧视，而遗传了母亲种族长相的雪拉也因此在本土文化中被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瑕疵，即使是在本土的学校里也遭受着种族的歧视：雪拉非凡的记忆能力被她的老师称为“是罪恶的，说我被恶魔附了体，而且毫无疑问地就可证实这一点。她再次指出了我的母亲是加勒比人这一事实” [6]。
而其父，姓氏“理查森”，一个欧洲姓氏，有白人血统并以此为荣，拒绝血液中被征服者的属性。他是深受欧洲思想影响的所谓“土著精英”，会说纯正的英语，深谙处事之道，善于和欧洲白人交朋友、做生意。在米拉父亲身上，同时存在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作虐者与受害者，但他选择继承前者的衣钵，且永远如此。作为一名狱卒，一个警察，雪拉的父亲表现出亲殖民者的倾向，殖民者的统治已经扭曲他的思想和最起码的良知。他戴着面具生活，掠夺同胞的财产，无情地倾扎与碾压本土的同胞们，即使是对妻子和儿女也不过是出于利益或面子的考虑。
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中，殖民主义被粉饰成一个进步、正义的历史进程，鼓吹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了文明和发展，后殖民时代英殖民主义在教育、文化和精神等方面对多米尼地造成的侵害实质上给殖民地人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动荡以及精神、心理和文化上创伤，甚至造成了被殖民这种族内部的相互侵害。
3.2. 文化身份的混杂
在小说的背景中，英国殖民者已经从多米尼加撤离，而多米尼加似乎已经获得所谓的“独立”。然而实际上多米尼加人在无形间已被剥夺了与祖国的关联，英国殖民者的教育和统治在无形中给殖民地的人民刻上了被殖民的印记。
法国批评家弗朗茨·法农曾指出，讲一种语言“首先意味着对一种文化的接纳，以及对一种文明势力的支持” [7]。雪拉在四岁时，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爸爸哪儿去了” [6]，用得竟然是地地道道的英语殖民者的语言，“我说了英语，一种我从没听别人说过的语言……我竟用我将永远不会喜欢不会热爱的一个民族的语言说了这第一句……” [6]。加勒比民族深受英殖民主义文化的渗透，其教育与文化无形间早已打上了殖民者的烙印：学校里教授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挂的是大英帝国的地图，甚至老师都是卫斯理教会传教士训练出来的女人，周边的英国的教堂、衣服、节日等等。英国殖民者在多米尼加有形和无形殖民痕迹无处不在，残害着当地人的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加勒比民族被殖民的身份一次次的被确立。
而雪拉深受混杂的文化身份之苦，对于被殖民者来说，语言上的同化再残酷不过了，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接受了殖民者的语言，意味着放弃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根，也意味着殖民者想完全在思想上束缚、禁锢被殖民者的阴谋实现了。雪拉一方面她对殖民者满怀憎恨，认同着加勒比民族身份，一方面在她在无形和有形之间又接受着殖民者言语、行为、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4. 主人公雪拉“模拟人”的反抗
正如霍米·巴巴所言，英式教育是典型的殖民模拟，其目的是造就“几乎相同、却不完全一样的”“模拟人”充当殖民统治的中介。他们之所以“不完全一样”，是因为被灌输的是偏离了启蒙理性自由话语的“不完整的”西方知识 [8]。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即使英国殖民者已经从多米尼加撤离，在后殖民时期，英语被确立为多米尼加教育用语，不但强制多米尼加人，尤其是接受教育的知识阶级接纳英国文化，而且取缔了本土文化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在“模拟”的学校教育以及周围以其父为代表的殖民意识形态的熏陶下，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雪拉也可以称得上是“模拟人”了。
一旦被殖民着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就不得不“接纳其文化，承载其文明的负载” [7]，宗主国在借助语言建立文化霸权的同时，必然剥夺被殖民者的文化自信。在后殖民时期多米尼加，英语取代了本土语言成为了教育用语，本土文化的合法性被剥夺，使多米尼加人陷入文化自卑，不断地自我否定，与非洲关联的一切都被看做是贫穷、野蛮、低级的。然而雪拉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现出自主意识，主要体现在她对加勒比种族身份的认同、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抵制、对两性权利关系的模拟的变异。
4.1. 对加勒比种族身份的认同
在后殖民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法农揭示了肤色、种族是如何隐秘地与一系列意象和词语联系在一起，即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种族政治是如何运作并给殖民地的人们在心理上创伤的。霍米·巴巴指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中的“皮肤—文化所指的种族固定格式” [1]。
雪拉的母亲是一个多米尼克奴隶的后代，属于身份最低的加勒比土著。雪拉，继承了母亲的长相，在本土却遭受着种族歧视，即使加勒比种族和多米尼加同属于非洲，也有着同样苦难的经历，有着耻辱和奴役的历史，但还是遭受了排斥，因为她的种族是一个已经被征服、被消失的族裔。而主人公雪拉却坚持对加勒比种族身份的认同，她热爱自己的黑皮肤、热爱着流淌着加勒比种族血液的身体。“没有人注视和观看我，我注视和观看我自己……出于绝望，我公然挑战性地渐渐爱上了我自己，因为我别无选择” [6]。她和白人菲利普在婚后搬到了很远的山里，那里是雪拉母亲和她的族裔生活过的地方。
殖民地征服的国家被剥夺了与祖国关联的一切，多米尼加人被迫吸收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权力话语中，殖民主义者不断地把殖民价值灌输给殖民地的人民：白色的皮肤代表先进和文明，而黑色的皮肤代表着落后和愚昧，他们在殖民地不断地强化这种“肤色—地位”的关联，使被殖民者不断自我否定，陷入文化自卑。而雪拉的极度自恋，实质上确实是确立自我存在、肯定自我价值的心理表征和外在表现，是对殖民文化的批判、变形，甚至是公然的反抗，解构了殖民文化霸权。
4.2. 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抵制
殖民者军队撤离了，多米尼加政治上获得了独立，然而书中的殖民痕迹无处不在：英国殖民者的语言、大英帝国的地图、画有英国乡村场景的碟子、英国造的衣服等等，这都是当地人的谄媚白人文化的体现。加勒比人刻意模仿着殖民者的文化，并采取一种“跪拜”的姿态，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仍像笼罩在加勒比人民头顶的阴云，摧残着被殖民地的传统和文化，无形间控制着本土民众思想和良知，他们对彼此不信任，甚至相互憎恨和仇视。
雪拉的第一次反抗发生在四岁，她摔碎了尤妮丝分外珍惜的碟子，即使是被尤妮丝惩罚下跪从而强制她致歉，她也拒绝道歉。那个被尤尼斯视若珍宝的碟子上画的是英国乡村的景象，而画面的下方写着“天堂”，揭示了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营造大不列颠对是自由、欢乐的乐园的假象，而这一谎言、假象却深深植入了多米尼加民众的思想、价值中，成为被压迫者的本土民众心向往之的地方。而雪拉摔碎碟子正是想打破殖民者所建造起来的这种假象，揭露殖民者的真实面目与多米尼加人被殖民的事实。雪拉从不去英国人的教堂，不接受殖民者信奉的基督教和上帝，张宏薇等人 [9] 指出雪拉能够认清殖民者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性，雪拉知道“奴隶为主子建造了天堂，最终却只能陷入地狱般悲惨的境地。天堂的永恒之光永远不可能照亮他们，他们只能落入地狱无边的黑暗里”。此外，雪拉将对自己身体和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雪拉的“自我”与独立意识正体现在这一系列的行为。小说书名《我母亲的自传》，而内容上却主要围绕雪拉的人生经历，雪拉的身上有着雪拉母亲的影子，雪拉未出生的孩子也将有着雪拉的影子，而她们都是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受害者。她拒绝生儿育女，拒绝充当“生育机器”。
“我不是一个民族，我不是一个国家。我只是时常希望能使我的行动成为一个民族的行动，成为一个国家的行动” [6]。实质上雪拉的行为是在拒绝重复一代代的悲剧，拒绝体现了她对后殖民时期被殖民者悲惨人生的坚决拒绝和抵抗，对殖民意识形态和殖民行为的憎恶和抵制。
4.3. 对父权、帝国主义的模拟的变异——颠覆
父权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下男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占有主导地位，他们坚持对女性的统治，而女性作为依附男性的存在则处于被支配、被压迫的地位性别压迫问题放在南非殖民话语中更具批判性。在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下，女性作为存在，被剥夺了话语权，她们的历史被遗忘 [10]。
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身份由父权制和帝国殖民主义话语塑造的世界，多米尼加女性饱受殖民帝国主义与父权主义的压迫，小说中与雪拉有过交集的几位女性无疑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小说中的男人，是以雪拉的父亲、拉巴特先生、白人菲利普、罗兰等为代表的，他们贪婪自私，奉行利益至上的宗旨，通过占有比自己弱小的黑人女性来表现自己的男子尊严和的优越地位。因此，多米尼加的妇女不被人爱，而另一方面她们也不爱别人。雪拉把握着对自己身体和性的主动权。她和有妇之夫罗兰相恋，在性关系中坚持着自我主导，崇尚自我愉悦；在生育方面，她坚持生育自由，认为“怀孕是子宫的负担，是一次取乐的后果” [6]，逆转了两性权力关系中的女性受压迫的地位。在与白人菲利普的婚姻中，她拒绝履行妻子的角色，对他冷漠疏离。不同于习惯了男权主义迫害的雪拉父亲的妻子、莉莎和莫伊拉，雪拉拒绝承担起“贤妻良母”这一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社会角色。愤怒使雪拉逐渐形成了自负而冷漠的个性，菲利普骨子里流淌着的殖民者的血液，而他也并没有拒绝继承，这让雪拉感到愤怒，她要做那个讨债的人，她让丈夫为殖民者的罪行、为他所继承的那个过去赎罪。
传统意义上，父权主义下两性关系是男性和女性分别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女性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工具，用以维持以男性为中心的体制，而帝国主义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在这样一种饱受压迫、压抑无爱的世界里，雪拉选择爱自己，这是一种勇气与无声的反抗。而在某种程度上，尤其在她和白人菲利普的婚姻关系中，主人公雪拉可以说是以上位者的身份模拟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运作，在模拟的过程中变异了传统的男性和女性、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角色和关系，从而达到了对父权、帝国主义体系的颠覆和解构。
5. 结语
金凯德在《自传》中揭露了加勒比地区背负历史重担群体的痛苦境遇，深刻地批判了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小说以主人公雪拉的内心剖白为我们展示了后殖民时代，少数族裔女性面临着的种种压迫和多重身份的混杂。殖民者在殖民地培育出在文化上具有双重身份的“模拟人”，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的模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殖民统治的基础，而雪拉的自主意识反抗了殖民意识形态和压迫行为，是潜移默化的消解。通过对主人公雪拉的刻画，以及混杂和模拟策略的运用，金凯德解构了殖民权威，帮助被殖民的少数族裔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人们重新认识殖民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