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繁荣灿烂，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词汇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当今时代是文化飞速传播的时代，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加快走向世界的脚步。在传统文化对外输出中，中国优秀的典籍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道德经》是我国最为著名的文化典籍之一，凝聚了我国古代圣贤智慧和思想，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思想哲学典籍。目前，本书已有不同语言的多种译本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本文将从《道德经》中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出发，结合翻译实践，分析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段指导下，如何弥合中西方语言文化背景差异，实现中国文化的有效输出。典籍翻译中的中西语言有效转换和沟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前提。
2. 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
文化负载词用于表达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负载词在使用其他语言表达时并不能找到直接对应的词汇，而是需要作为新词汇引入。中国文化已经延续了五千年，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浓缩了几千年来的华夏文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一环，把握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效地传递其蕴含的文化内核是对文化负载词翻译提出的要求。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面，王恩科提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当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翻译时要尽可能兼顾其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 [1]。郑德虎(2016)认为，由于文化负载词有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在对其进行外译时应优先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保留中国文化特点 [2]。总体而言，文化负载词在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文仲(1999)提出，跨文化交际没有一套普适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3]，因此在进行翻译时，译者需要着重考虑文化因素，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指导理论与策略，以求实现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
3. 典籍翻译及其策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典籍开始陆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也开始加快输出的步伐，翻译行业蓬勃发展，典籍翻译又迎来了新的高潮。
研究显示，近二十年来，中国典籍文献外译数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尤其在近年来，中国典籍一直保持较高的翻译量 [4]。为实现最大程度的文化传递，实现最优的语言转换，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翻译并不能单一地选择“归化”或者“异化”策略。归化策略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使目的语读者更加清晰地理解源语语言的意义。与此同时，归化策略也有其弊端，比如，单纯采用归化的典籍翻译会导致源语语言特色的流失。同样的，单纯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源语国家文化的传递方面是有益的，它可以使得源语的特色得以充分保留和传递，但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异化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文本就难免显得晦涩难懂，这样的文本在吸引读者阅读方面是处于劣势的。单独使用某种策略会引起的问题就是在典籍翻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平衡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就给译者的翻译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道德经》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包含了中国哲学之精华，其对中国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阐释，成为道家法律学说的开端，有别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许多知名学者、翻译家的译作也对其进行外译，使《道德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合理有效地完成典籍的翻译是加快“走出去”步伐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以此为例，分析总结文化负载词外译的有效翻译策略。
我们的目的是要传播中国文化典籍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文化输出作为翻译目的之一，同时兼顾译入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社会风俗、语言特点等因素综合把握，适当选取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某些情况下也采取不完全翻译的阐释性策略。中国传统典籍是开放的，充满包容性和诠释性，同时包含存在抽象化思维，要有效传达其中的信息则需要对其进行具体阐释，解码传统文化。本文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分析过程中采用解包袱法，即先将文字的深层含义进行解读，使其暴露，再将其用目的语进行表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源语的语言风格、文字意义以及文化内涵。
4.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4.1. “道”的翻译
“道”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是人生观、世界观、政治观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古人的眼中，世间万物多起源于“道”，“道”也是宇宙的本源，天地万物之始。从《道德经》思想方面来说，“道”是万物的根源。例如，在《道德经》中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概念。“道”除了作为万物创生的本源之外，还是万物运行的主要依据所在。如果万物脱离了“道”，同样也会偏离其轨迹，出现很多混乱局面。“道”在《道德经》中是最为核心的存在。“德”常用于指人的道德、品德，亦可进一步引申指有道德的人。“德”代表的是美好的品德，同时又有恩惠、感恩之意。
《道德经》开篇就是关于“道”的陈述，以“道可道，非常道”引入，加以大量论述，是十分抽象的哲学类文本。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一古代哲学典籍的语言信息庞大，翻译难点颇多。尤其是古代语言体系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常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不易理解。这种情况下，先将词与词之间的关联整理清楚，理解透彻整个句子，再进行合理翻译，在翻译中，这种翻译手段叫做“解包袱法”。在这里，“道可道，非常道”梳理出意思就是，人类可以认识人生的规律，但它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样。在解包袱法的指导下，将这句话译为“The true law is existent but it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learned”。其中，“道”译为“the true law”。这里的翻译参考了英文中“自然法则”的表达方式，把“道”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法则”，选取“law”这个词来代替。同时，考虑到“道”的抽象性，没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接将其译为“Dao”，否则，就会造成真正内涵的传输障碍，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西方译者亚瑟·韦利的版本为：“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5]，可以发现，亚瑟·韦利将“道”译为“The Way”，从斯坦纳“打破编码”原则分析，“Way”是包含一定程度宗教色彩的英文词汇，用来对应此处具有特殊内涵和意义的“道”，打破传统哲学世界的语言编码。译者的选词对应了道家的独特内涵。又有“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句，这一语句表达的是古代善于行道的人，能够深谙为人处世之法，有他们独特的方式，他们的深邃思想是普通大众难以认识和理解的。笔者基于此进行翻译，译为“The people who did well in arrangement in ancient times is so prudent that other people can not comprehend”。而亚瑟·韦利将其译为“Of old those that were the best officers of Court Had inner natures subtle, abstruse, mysterious, penetrating, too deep to be understood” [5]。在古代封建制度下，王侯将才拥有话语权，所以将之译为“officers of Court”，译者通过研读老子所处历史时期的史料文献，把握了文章写作背景，同时在译文中也点明这一时代特点，便于读者体会其内涵。“微妙玄通”对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而言在理解上有较大难度，在翻译的过程中，借助inner nature表明了这是对人的性格和品质的描述，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目的语读者可以对“微妙玄通”四个字的理解更准确和贴切。
4.2. “仁”和“义”
“仁”和“义”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在产生初期，它们与人的情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欲求，其表示的含义越来越丰富。“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也是一种本质的东西，不是通过外表而表现出来的东西，仁的存在不是一种务虚的存在，而是一种实际的存在，那是因为有一必然有仁。“义”在古代的语言中意义十分丰富，可以用来表示道德、道理、义气等。在《道德经》中，老子常把“仁”和“义”放在一起讨论，如：“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
《道德经》中提到“仁”句子，流传度最高的要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作为译者，在翻译时首先仍旧需要先理解和掌握语句的真正含义，尤其“刍狗”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常见，尤其需要查证斟酌。经查询可知，这一种用草制作的祭祀用品，因其被做成狗的形状，所以称之为“刍狗”，常用于祈雨 [6]。闵福德的译本为：“Heaven and Earth are not Kind. They treat the Myriad Things. As Straw Dogs. Taoists are not Kind. They treat ordinary folk/As Straw Dogs” [7]。比之其他译本，闵福德的译文多了韵律和形式上的处理，在句意转达的同时，考虑到《道德经》的韵律感，以及多用断句的特点，将译文赋予诗的特点，实现了风格和形式上的文化转换，为译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翻译思路。这里的“仁”翻译为“kind”，即善良、和蔼之意，能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仁”的含义的有效转换。“大道废，有仁义”一句，韦利的译为“It was when the Great Way declined that human kindness and morality arose” [5]。对于“仁义”一词，威利将其译为“human kindness and morality”，林语堂则更进一步，将其翻译为“the doctrines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8]。对两种版本的译文进行比较可见，在威利的译文中，也是大致上对“仁义”进行了转换，是易于目的语读者理解的，但缺少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输出。“仁义”作为中国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过程中应尽力使其完成输出中国文化的使命。林语堂的翻译更加精确了一些。同时，采用了附注法，用附注的形式点明了其对应于“仁义”概念，以异化的翻译方法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更能符合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需求。
4.3. “有”和“无”
“有无”是我国古代关于宇宙本原的哲学范畴，由老子最早提出。“有”指事物有形、有名，是一种存在；“无”的意义反之。《道德经》中有“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关于“有”和“无”之本源的论述，意义可以简单概况为天下的万物由看得见的有形物质衍生而来，而有形物质又产生看不见的无形物质。试译过程中，笔者将其译为“Everything is produced by ‘something’, while ‘something’ comes from ‘nothing’”。笔者选取“nothing”和“something”来译“无”和“有”的概念，保留其抽象性，体现哲学类文本的特点。亚瑟·韦利的译文为“For though all creatures under heaven are the products of Being, Bing itself is the product of Not Being” [5]。这是通过对语句的重新编码和重构，理解老子想表达的“有”和“无”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不是实际意义的有和无。“有”和“无”分别译为“Being”和“Not Being”。译文用了大写的“Being”来将文字的外壳打破，点明内核，对应道家的形而上。“生”又译为是“the product of”，由抽象转换到具体，切入现实世界的“生”之规律。亚瑟·韦利的译文在完成了还原道家文化特色的任务，使译文保留了文化内核，是一个文化负载词翻译中较为成功的译例。
5. 结语
文化负载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的历史积累，蕴含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内核，也是其价值观的体现。在典籍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出现频率较高，恰当翻译这类词汇就要求我们准确“解码”，要对中国文化有充分而到位的理解。同时译者要慎重选词，找到最接近的对等词汇进行翻译，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传输文化负载。在翻译时，要把东西方文化差异考虑进翻译中，注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相结合，不能只追求归化，而忽略源语在文化转化时的完整性，也不能武断地异化，使译文晦涩难解，需要使归化和异化适度，辅助合适的翻译方法。在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时，仅仅依赖任何一种渠道都难以取得预期的传播目的，需要我们综合运用多种译介与传播策略 [2]。经实践与分析，在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中，解包袱法、注释法能够有效辅助译者翻译，在准确完整地进行语言转换的基础上，使之更好地融入目的语文化中，真正有效地实现文化转换。既要按目的语语言习惯进行文化转换，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中国文化，也要尽量保持中国文化特有的部分，使中国文化更好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