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呐喊》是近现代作家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它收录了鲁迅从1918年至1922年间写的14篇短篇小说。《呐喊》真实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中国社会背景和现实，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揭露了种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对旧时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彻底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呐喊》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长与成熟，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其作品已被很多译者翻译成别国文字。学界对鲁迅小说英译本的研究兴趣长盛不衰。在众多翻译鲁迅作品的优秀英译者中，杨宪益和蓝诗玲这两位译者普遍受到了各国翻译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文学作品的译者可大致分为三类：国内的本土译者，国外的汉学家和海外的华人译者。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后两种译者群体本身对自身西方语言和文化历史背景的了解十分充分，故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带给西方读者时相比国内本土译者更具有先天优势。但是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的译者不同的翻译处理方式都会带给读者不同的阅读体验，这一现象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否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同理，杨宪益和蓝诗玲分别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译者群体，虽然两人所译的鲁迅小说都获得了一致的支持和好评，达到了成功译介，但两者的译本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将自建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对杨宪益和蓝诗玲译本翻译风格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以此为后续的翻译提供借鉴，同时为客观地衡量两个译本的可读性和易读性，将运用英语翻译教学中的自动化可读性指数(Automated Readability Index，简称ARI)和易读性测量指标词族(group family) [1] 这两个指标，为现代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2. 语料库翻译学及翻译风格
语料库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以语料库为手段的，通过对大量翻译活动或翻译现象进行观察，收集并整理相关数据，系统地研究翻译的本质和过程。研究过程涉及很多领域，例如语言学、翻译理论、文学理论、统计学等。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Mona Baker是业界最早从事语料库翻译的研究者，1995年，她及其团队创建了TEC，世界上第一个用作翻译的英语语料库，借助该语料库，他们对翻译共性、译者风格等相关课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此以外，中国学者蒋跃、王乐韬、詹菊红(2017)、胡开宝等(2018)也参与了上述领域及翻译规范的研究。
目前，国内的语料库翻译学也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如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语言特征和翻译风格等。其中，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使备受关注的翻译风格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成熟与发展，之前的翻译风格研究更侧重于进行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定性研究，从语言外部对译文的整体特征进行观察，这些传统研究都无法客观而细致地对译文风格进行描述。但是在语料库的帮助下便可以对翻译文本进行相关数据采集并统计分析，从更客观、实证的角度对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阐释。
翻译风格研究在语料库的帮助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研究的主观片面性，通过采集和统计各种数据更有助于学者更客观全面地对不同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
3. 研究对象、过程
3.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语料有两个，一是195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下简称“杨戴译本”)《鲁迅小说集》(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二是2009年Penguin Books出版的蓝诗玲译本(以下简称“蓝译本”)《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编》(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杨戴译本和蓝译本获取较为容易，便于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分析，从而更利于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译者风格的成因，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2. 研究过程
本研究将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对两本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对比研究，首先两本译本的语料均为自行购入后进行文本清理。利用Wordsmith 8.0和AntWordProfiler 1.5.1两个程序提取相关的数据，并分别在三个层面进行定量分析，分别是词汇层面中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和高频词，句法层面的平均句长，及语篇层面的可读性和易读性指数。最后，结合这些数据分析译者的翻译标准和策略﹑翻译目的和时代背景，更进一步地探讨译者风格的成因。
4. 统计结果
4.1. 词汇层面
4.1.1. 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一般情况下，为衡量文本中词汇的多样性，类符与形符比(Type-Token Ratio，简称TTR)的比值多用于对一篇文章的词汇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即用所有不重复的词的个数除以词的总数的值，但是，TTR并不能精确地体现文本的词汇复杂度，当语料库扩大时，类符可能会保持不变，而形符却在增加。因此不同的语料库缺乏可比性，所以另一个指标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andard Type-Token Ratio，简称STTR)的比值更多用来衡量这种变化。STTR是对TTR的计算结果进行标准化，方法是先计算每1000个词的TTR值，再对得到的所有TTR取平均值，最终得到的结果是该文本的STTR值，STTR通常比TTR更可观且准确。
通过比较STTR比值可看出该译本的词汇多样性，比值高，则词汇多样性高；比值低，则词汇多样性低。利用WordSmith软件提取的相关数据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蓝译本的类符数量明显高于杨戴译本，相对的形符数却低于杨戴译本，说明蓝译本在字数相对用得较少的情况下，用词比杨戴译本更多样复杂，这点在STTR比值中更得到了体现。若译文的形符或类符数量越高，则说明译者所翻译的内容会越清晰，所传达的信息越具体，即蓝译本在传递《呐喊》的信息、表达原作含义方面更加清晰具体，多采用显化的翻译策略。而杨戴译本则更多倾向于忠实原文的句子长短，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
Table 1. Comparison of type, token and STTR values in two translations
表1. 两个译本类符、形符和标准化类符/形符比数值比较
4.1.2. 高频词
高频词分析更有助于了解译者的用词偏好 [2]。高频词是体现文本特征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译者风格重要的方面之一。使用WordSmith软件可提取两个译本的前10个高频词，如表2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top 10 high-frequency words in two translations
表2. 两个译本高频词前10位比较
从表2的高频词对比数据中可知：虽然名次不一，但是两个译本中的所使用的高频词高度重叠，且虚词占大多数，“and”在连词中使用频率最高，“to”“of”“in”与连词“and”高频使用说明译文联系了人物、时间和地点之间关系，注重时代背景。两个译本中人称代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杨戴译本大多为第三人称叙实，更加客观，而蓝译本采用了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替的叙事视角，主客交融。人称代词的使用有助于衔接读者对角色的认知，明确角色特征，深入理解文章所表达的内涵。
4.2. 句法层面
在句法层面，对不同译本的平均句长进行研究，是分析译者风格的方法之一。平均句长的长度体现的是句法的成熟复杂程度，越高则文学性越强 [3]。句长比较的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ntence length in two translations
表3. 两个译本句长比较
杨戴译本和蓝译本的平均句长有一定差值，在句子数量上蓝译本明显少于杨戴译本，说明蓝译本长句运用较多，在句法成熟度和复杂度方面都高于杨戴译本，而杨戴译本句法简单，体现出原文朗朗上口的口语特征。从平均句长标准差 [4] 来分析比较，两个译本的数值差不多。平均句长标准差数值代表了各个句子长度与文本平均句长的差异，数值越少则句长和平均句长的差异越少，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都较为忠实于原文。
4.3. 语篇层面
为了衡量一篇文章的可读性和易读性，通常在英语翻译教学研究中利用AntWordProfiler (简称AWP)和WordSmith这两个软件得出可读性指数和易读性数值的数据。
其中，易读性指数通过使用AWP软件进行测量，通过计算该软件自带的两个用来对比文本覆盖率的语料词表之和来对易读性指数进行衡量。两个语料词表分别为词族表1 (1_gsl_1st)和词族表2 (2_gsl_2nd)，两者涵盖了翻译时会用到的常用语料，覆盖了一般语篇中81.3%的词汇。通常测试易读性为计算词族表1和表2的Group数值之和，数值越高，则说明该语篇的阅读难度越低。
可读性指数的将通过WordSmith提取所需相关数值，通过公式计算得出数据，并进行两个译本的分析比较。计算公式为ARI = 4.71 (characters/words) + 0.5 (words/sentences) − 21.43。结果数值越高，则文本的阅读难度越高，可读性衡量读者对一本书的理解和消化程度，易读性衡量译本的受众程度 [5]，通过对可读性和易读性的分析可直观反映读者的阅读体验，也能挖掘译者的翻译风格。可读性指数和易读性指数分别如下表4和表5所示。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adability in two translations
表4. 两个译本可读性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legibility in two translations
表5. 两个译本易读性比较
从表4可知，杨戴译本的ARI指数为7.52，蓝译本的ARI指数为8.58，根据ARI指数难度系数分类，数值越大，则文本阅读难度越大。蓝译本的ARI指数相比杨戴译本较大，说明蓝译本比杨戴译本的阅读难度更大。
从表5可知，杨戴译本的Group系数总和为40.68%，蓝译本的Group系数总和为35.03%，说明杨戴译本的易读性相较于蓝译本更大，蓝译本的文学性更强，阅读难度更大，而杨戴译本的文本阅读难度较低，读者受众面更广。
4.4. 小结
综上所述，在词汇层面，蓝译本的STTR比值比杨戴译本高，在高频词使用类似的高频词，其中有较多数量的虚词；在句法层面，蓝译本平均句长值比杨戴译本更大，句法相对更加成熟和复杂，两个译本都忠于原文内容；在语篇层面，杨戴译本的阅读体验和受众程度相较蓝译本更好，可读性和易读性指数都大于蓝译本。
5. 译者风格成因分析
上文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方面的数据对译者风格进行了分析研究，下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翻译时代背景和目的来探讨译者风格的成因 [6]。
5.1. 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
在翻译标准上，杨宪益夫妇翻译第一原则是忠实于原文，认为翻译过程的添加和注释都是没必要的，不会放任自己的想象力，也不会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而对原文进行多加注释。在翻译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给读者传达核心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精神，不应拘泥于原文形式，更多重心应放在作品含义的传递。在翻译策略上，他们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阅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还原原文意义，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呐喊》是中国白话文作品中的经典，极多的短句却构成了沉重的话题，蕴含着当时“吃人” [7] 封建礼教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能体现出杨戴译本对原文短句特色的忠实还原，读起来朗朗上口，更具口语特征。短促有力的动词使语言节奏清晰明快，营造出了人物内心受到的压迫和沉重氛围。
蓝诗玲于2009年翻译并出版了鲁迅小说，并受到了读者的极大欢迎。蓝译本的目标读者是英语母语读者，故蓝诗玲在翻译标准上更为读者考虑，更希望可以无障碍地使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故采用的翻译策略也更倾向于异化策略，从而使译文传递的信息更加全面具体，更客观地展现了语篇整体所想传递的内涵和沉重的氛围，更贴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1：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
杨戴译本：She looked around her, unwilling either to sit or stand: the room was too quiet, too big, too empty.
蓝译本：She pulled herself together, looked around, and felt even more miserable. She didn’t know whether to sit, to stand, or what to do. Not only was the room too quiet, but it was also too large and the things in it, empty-much too empty.
由例1可以看出，二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策略，蓝译本的句法复杂度和成熟度都高于杨戴译本，增添了许多连接词与原文无对应意思的词语补充说明，例如and felt even more miserable，将文中人物本身只靠环境描写侧面体现出来的内心不安直接地翻译了出来。从而得出，杨戴译本更多采取的翻译策略为直译，与原文口语的口语特征基本对应。而蓝译本更多采用增译法，使用较多连接词并添加原文未直接显露的描述来增强译文的连贯性，并有助于目的语读者对中文含蓄描写的理解。
5.2. 翻译时代背景和目的
在翻译受文化制约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通过塑造人物艺术形象来映衬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作品时，读者及其需要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而杨宪益夫妇因为服务于国家外宣部，需要面对大量不同层次的外语读者，翻译《呐喊》是国家外宣部的需求，所以翻译时要注重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传递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精神。因此杨戴译本长短句结合，朗朗上口，口语特征明显，用词通俗易懂，最大限度地还原原文的节奏感和韵味，并且可读性和易读性指数都较低，任何文化层次的读者都可轻松阅读，更易掌握小说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
蓝诗玲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热爱中国作家的作品。作为21世纪英国新生代的汉学家，当时的中国发展迅速，备受西方国家关注，在此背景之下，她渴望将每个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通过文学作品这一传播媒介将不同民族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情趣传递给广大读者。因此，为了更好地使读者理解源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蓝诗玲采用了大量长句，对原文内容进行一定的增添和注释，传递原文中人物角色蕴含的思想感情及背后的社会背景，使读者无障碍地理解原文内容，从而展现了译本的文学特征，丰富读者的文化素养。
例2：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杨戴译本：At the start of the Xuantong era, when I was dean of our local middle school, my colleagues kept at a distance from me, officialdom mounted a strict watch over me. I felt as if sitting all day in an ice-house, or standing by an execution ground with the present-day world.
蓝译本：The year the last emperor came to the throne--1909, that would be--I was in charge of student affairs at my local middle school. The other teachers treated me like a leper, while the local officials watched me like hawks. Every day I felt like I was stuck in an ice house, or waiting for my own execution. And just because I had no queue.
原文中的宣统初年是为清朝第十二位、清军入关后的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年号，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对国人来说是文化常识，但是目的语读者并不一定对年号熟悉甚至不知道这是年号，所以蓝诗玲对宣统初年进行了解释翻译，并注视该时间发生在1909年。蓝译本中添加注释的方式使更有助于目的语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更好地顺应了交际语境，使读者对中国的丰富历史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6. 结语
在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框架和语料库软件工具的帮助下，本文对《呐喊》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在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在忠实且完整地向读者传递原文内容，熟练地运用各类连词体现原文时代背景和人物关系这两个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译者风格仍有一定差异，杨戴译本的句式尽力还原鲁迅具有口语特征的句式，更加忠于原文，直接转化成接近原文的行文风格，通俗易懂；而蓝译本的翻译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有较多的增添和注释，用词更为丰富，增长原文句子长度，增加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灵活多变的句式使整体翻译风格更为生动，口语特征也更多地翻译成较为晦涩的言语，有更强的文学性。
尽管两个译本的译者风格存在差异，但都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使国内外读者通过鲁迅作品所蕴含人文思想进一步地了解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而促进了国内外的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