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传统实体思维之上的人学观
人作为一个存在者无论是对外部事物还是人自身都天然地具有探本溯源的品质，哲学自产生开始从未停止过对人是什么的追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便开始追问“人是什么及其为什么是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即是：人存在的终极依据究竟是什么？它究竟在哪里？围绕这些问题，西方哲学家大致形成了两条关于“人是什么及其存在的终极依据”的回答路径：一是向外探寻，将“终极依据”建立在人之外的世界之中。因为人始终是可以自觉到除了自身之外还有一个存在着的外部世界与人构成相互联系的存在，所以他们将“终极依据”放置于外部世界中，认为人的“终极依据”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自然本体”或者是“超验本体”。例如在早期古希腊时期，人对自身的追求与对世界本原的追求是没有分开的。在超越原始宗教神话后，人就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物。泰勒斯以“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命题开创了自然物作为人以及世界本原的先河。无论是水本原还是之后的数本原、原子论，早期的哲学家们都是将外部世界的“自然”当作是人安身立命之本、世界之本原。再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本体论，上帝成为万物的第一因。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都是用超越感性在人之外的“超验本体”作为人存在的终极依据以及说明人的本质；二是向内自省，即是将“终极依据”建立于人的精神之中。与动物不同，人总是能够通过意识活动来审视自身所有的特性。人的精神(意识、理性、思想)是人所特有的精神实体，它是自由且能够摆脱物质必然束缚的实体。所以他们认为这一“终极依据”是源于人自身却又独立于人的各种感性活动之外的“精神实体”。例如古希腊哲学到了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普遍将寻求存在的终极根据从天上拉到了人间，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柏拉图将人分离为灵魂和肉体，认为灵魂是人存在的根据。再到近代以来以笛卡尔的“我思”确立起来的理性主义人学，将人理解为具有理性思维的精神实体都是在人自身之内来说明人的本质，理解人之存在的终极依据。
无论是“向外探寻”还是“向内自省”观其本质都是一种建立在实体思维之上的人学观，其区别只是形式上的不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传统形而上学虽然一直致力于“存在”的研究，但传统形而上学家们都将“存在”当作“存在者”来研究，从而遮蔽了真正的“存在”。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实体与主体是一种分离、对立的状态，贯穿于其中的实体思维是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 [1]。即是运用理性的逻辑超越思维去寻求多中之一，变种之不变的实体，将人从现实的存在还原为一个“本原”的状态进而寻找“是其所是”的实体。建立在这种实体思维之上的人学观虽然有两条不同的理论路径，但背后所隐藏的特质以及缺陷是相同的：
首先，实体思维之上的人学观将实体设立为人之存在的终极依据，那么这个实体一定不再是其他事物之结果，即它自己同时是自身的原因，并且这一实体是能保持自身不变的。总的来说，实体既是它自身存在的原因，又是所有他物(包括人)存在的原因，将过去与未来都统摄于一种永恒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人的本质是事先被“预定”了的，人的发展就是实现实体对人本质所规定这一过程。由此，人的创造性和丰富性被磨灭掉了，人的本质被规划为一种抽象的东西，失去了真实性。
其次，作为人之存在的超感性实体自身构成了完全不同与感性世界的形而上学世界。这样一来，超验世界被人们当作是真实的世界，感性世界的重要性被淡化，变为只不过是世俗的、易变的世界，人的全部目光都注视到了形而上学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现实世界。
最后，人之存在的终极依据一定是一种超感性的实体。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体系来说，理性认识的形态是一种知性逻辑，只有用知性逻辑才能够超越经验把握超感性的实体。简单来说，知性逻辑是指思维撇弃事物内部差异和矛盾的统一，只留取某一方面作相对静止的考察，这种抽象的共同性也是事物本身的规定，是形式逻辑起作用的重要根据。由此考察而来的实体实际是概念化的实体。
综上，传统哲学从“向外探寻”和“向内自省”两条路径发出构成了马克思之前的建立在实体思维的传统人学观，在漫长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中，传统哲学一直按照实体思维来解释人的本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根生蒂固的解释人与世界的理论范式。这种实体思维之上的理性主义人学观发展到黑格尔时期时已经严重遮蔽了人的现实生活，并且将“存在”与“存在者”混淆，取消了“存在”本该有的意义。传统实体思维的人学观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得以集大成，而也在黑格尔哲学中走向了终结的道路，马克思的人学革命在此背景下产生。
2. 马克思对传统人学观的批判
克服传统的实体思维去寻求真正的“存在”，进而开辟一条关于人学的正确道路成为了马克思的使命。由此，马克思发动了一场关乎人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有一节“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虽然表现出对传统实体思维之上哲学的超越，但他依然与传统哲学一样，停留在对超感性实体的追求，并将这一传统发展到了极致。在此意义上，对黑格尔人学观的批判，其实质就是对传统建立在实体思维之上人学观的批判，是马克思的人学观与整个传统人学观的划界。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具有两方面的关键性错误：
一是将抽象的精神当成是人真正的本质，全部的自然历史和人的历史不过是逻辑的思辨思维抽象出来的历史。在此，“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 [2]，这样一来无论是自然还是人都变成了在知性思维主导下的思辨的抽象精神的存在，一切事物都是精神的异化，即使其存在形式不同。导致了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都变成了抽象精神的产物，现实世界与超感性的世界地位被颠覆了。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欲克服实体思维之上的本体论，反而将它推向了高峰。而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2]。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其实质是遵循逻辑高于生命实践的理性原则，认为只能运用知性逻辑的方式才能够把握超感性的实体，并且追求绝对的还原主义。当传统哲学一旦达到了对最高的、具有第一性的实体的把握后，其余的具体存在者都可以从中抽取出来，这种还原“一”的理论追求，被概括为“根的神话”。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在此原则上追求到的人及社会的本质只是一种“建立与思辨之上的幻想”，它把个体当作“原子”，隔断了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历史真正的面目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无法隔断的深层联系中，要想获得人的本质以及社会实在的真理，必须超越知性逻辑的方法，在辩证逻辑中展开。
二是将现实世界当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遮蔽了真正的属于人的历史。由于黑格尔哲学从抽象思维出发，因此当他重新在感性现实中把握人的本质时，只能够采取抽象的方式，即“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精神在与世界的对立之中完成自身。虽然将世界当作绝对精神的外化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对于证实精神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所有的一切都纳入思辨精神的范围之内，就取消了所有感性对象存在的可能性，因而精神只能是一个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 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只是思想上想象出来的存在物，并不能真正的存在，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重视感性世界，因为只有在感性世界当中人才能够真正的确立自身的现实性。
上述对黑格尔哲学两方面错误的总结可以归结为一点：黑格尔以及传统哲学在把握人的本质上的根本错误在于利用知性思维把抽象的超感性的思维实体作为本体论存在的基础，取消了“时间”与“历史”在场的性质，从抽象中把握人从而舍弃掉了其感性生命实践存在的可能性，因而不能全面且正确的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对传统人学观的批判并非是对整个建立在实体思维上人学观的彻底否定，只是在对人本质的把握中开辟一条新的关于的哲学道路。这条新的道路马克思是从存在论的根基出发的，对人即人的生存环境的把握必须建立在本源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之中。
3. 马克思的人学观
马克思针对传统人学观的缺陷，注入了存在论的根基，在人学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以注重人的生命实践活动为原则瓦解了建立在实体思维上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对人及其世界理解的全新道路。人所生活的“感性世界”是具有真实意义的世界，马克思反对将“自在世界”当作理解人的根本出发点，认为只有从现实的世界出发才能够把握到真实的人。人本质的根并不在人之外，而在人所处于的现实世界当中，人的对象性生命活动构成了其本质的存在论根据，具体来讲，这一根据就是人所进行的生命实践活动
人首先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 [2]。这说明了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主体，它必须借助外在于自身的存在物才能够规定自身，而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物也是独立于主体的存在。基于此，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植物一样都是受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都要将外部世界作为索取的对象来满足自身肉体的欲望。对于人而言，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的存在是实现自身本质的对象，是使人变为“真正的人”的必然要求。同时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因为外界的存在物是独立于主体的存在，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在进行活动时，以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将对象存在物纳入自身之中。人与外在于自身的存在物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另一方面，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对象性性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是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的。马克思认为人在自然属性下不断创造着带有人印记的自然，形成了属于人的历史。人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劳动的产物，人成为特殊的自然意义上的对象性存在物。在此意义上，人不仅与自然界中的它物形成对象性关系，最主要的是人自身的类都被当作对象，人与人之间也形成了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这样表述：“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 [2]。“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的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2]。黑格尔认为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规定性，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并不是意识的外化，而是与意识相伴随的，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就是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即实践。动物同样也会进行生命活动，但它们只是按照它们物种生理上的尺度来生产与构造自己的需求，这种无意识的构造仅限于动物自身。而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却是有意识的，人懂得利用自然界的规律来进行活动，甚至于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当中，人确认自身的主体性，而这种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看，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必须的。从宏观上来看，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可以概括为“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因为“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的存在” [2]，同时“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 [2]。历史本身是从自然史中提升出来的一个部分。与传统的哲学不同，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有意识的改造自然界使之人化的过程。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说明是通过从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来阐述的，马克思人学观与传统人学观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人学观将抽象的实体当作真正的历史主体遮蔽了人类真实的存在。人并非是抽象精神的外化，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感性活动的个人，这不仅是人学理论的起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马克思明确表示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人是由自然在长期发展中产生的，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基础。但同时，人也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产物。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对象世界，对动物而言，它的存在和它的本质是同一的，本质是先在的。但是对于人而言，存在和本质是区分开的；人的对象化活动是人存在的角度，人的本质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而联系本质和存在的东西就是感性的生命活动即实践。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 [3]。
4. 结语
人是什么及其存在的终极依据从“超感性的实体”转变为“感性的生命实践”是本体论层面上一次重大意义的转化，也是传统人学观的一种终结。以生存实践取代唯理主义和还原主义，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寻求“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依据；以“现实世界”取代“自在世界”，其实质是强调了人及其世界之间关系的根源在于现实的实践活动，让哲学回归到了“现实生活”层面；以历史性取代超历史性，历史性是人生存实践活动的本性，使人的生存活动与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人学革命意味着在人学理论上一种新的存在论范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