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美元主导的SWIFT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结算网络系统。国际社会对此已形成路径依赖，该系统也因此成为美国手中的“金融核弹”，成为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最严厉的选项。2015年，中国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以此支持实体经济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该现象因此成为“霸权稳定论”之逆流。故此，本文试将金融学与国际关系学科进行一定程度的结合，核心研究目的在于探究中国建立CIPS系统背后深层次的理论动因，由此提出以“去合法化”为核心理念，以缓解崛起困境为外向型动因，自身体量大、推行CIPS的收益大为内向型动因，金砖国家拥有集体金融治略为环境动因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世界理解中国推进新的支付体系提供相关理论视角，在现象的基础上加深学理性，并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s centered on the US dollar, and the US dollar-led SWIFT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come path-dependent on it; therefore, SWIFT has become a “financial nuclear weap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the most severe option for imposing economic sanctions on other countries. In October 2015, China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go global” strategy, and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so this phenomenon becomes a countercurrent to th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ring together the subjects of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me way, and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 is why China needs to establish a CIPS system, so that the core 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explore the deep theoretic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IPS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holistic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at the “delegitimation” is the core idea, alleviating the rising dilemma as the external-oriented motive, the large economic volume and the benefits of implementing CIPS as the internal-oriented motive, and the coll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 of the BRICS countries as the environmental motive.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ide rel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s advancement of a new set of payment systems, deepening the academic reaso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henomenon and to g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ith reference value.
1. 引言
自20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来，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以下简称“SWIFT”)为支柱的态势一直持续至今。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投资、贸易和结算货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有超过60%的市场份额，在国际支付结算中占比40%，借此垄断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跨境贸易与投资结算。而SWIFT系统在1973年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是为全世界银行及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信息传输服务、“中立”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基础设施，SWIFT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11,000多家银行与金融机构，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重要的金融机构都是该组织的成员。然而，在SWIFT功能未变、影响不减，各国都能于此获益的背景下，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在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实现建设性变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还于2015年推出了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美元和SWIFT的国际贸易清算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以下简称“CIPS”)，有效整合了现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渠道，使跨境清算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进而基本能够满足各国对人民币的结算需求。但在事实层面上，CIPS相比SWIFT仍存在较大差距，参与者仅为后者的1/10，以间接参与者为主；2021年，CIPS的日均处理业务量与金额分别约为SWIFT的0.03%与1%1，说明以CIPS支付的单笔结算金额较大，但使用频率与发挥影响力的领域、范围仍比较有限，即使各国通过CIPS完成的年度交易金额已突破新高，仍不足SWIFT系统10%的业务总额。故此，本文的研究问题着眼于：既然能够享受国际通行SWIFT系统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便，而建设一套新的清算系统的成本、代价又极其高昂，且新系统的效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中国为什么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CIPS，与金砖国家一同构建金融新体系？
2. 现有研究成果评述
针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为全球经济体提供“良善”的公共产品，促进全球金融行为稳定、有序、便利地运行，一有国内外学术界享负盛名、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核心理论——“霸权稳定论”为其提供支撑。该理论的中心思想可简要概述为“霸权治下的和平”，霸权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维系体系的稳定，保障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与繁荣。从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到基欧汉、莫德尔斯基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霸权稳定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完善，它也成为了美国这一霸权国的安全概念包涵地区与全球广泛利益关切的政策支点。因其强大的保值功能与超高的主权信用评级，美元霸权一直持续至今，而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也极大地便利了各国的金融机构及其他使用者，具备结算效率与安全性的双高保证，国际社会由此形成对其长久性的路径依赖。由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利用制度来扩张、巩固自身权力，以此“锁定”其他国家，创造出的一系列优势甚至可以在霸权力量衰弱后实现权力的延续 [1]，而如此行为在如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其合法性已大幅降低，加之SWIFT制裁业已被“滥用”，美国利用货币优势在经济领域推行霸权主义，为了本国的发展向世界转嫁危机的时代或将迎来变革 [2]。
而在近年来，与金砖国家相关的各类议题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毋庸置疑，这已然揭示出金砖五国成为了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不可忽视的新力量。该领域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金砖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发展、合作的基础、动力与挑战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朱杰进(2014)认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在经历从‘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的转型” [3]；卢静(2017)则强调，金砖国家的合作动力在学术界的探讨中存在悲观派的动力匮乏论、乐观派的动力充足观以及观望派的动力不稳定说三种认知，而通过讲好金砖故事、创新合作机制、推进共识行动等路径，能够从国际认知上推动金砖国家合作 [4]。故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背景与前提，正是由于当前存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向政治与经济并重的转型，且存在一系列的共识，才奠定了五国能够共同推进金融新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然而，截至目前，涵盖金砖国家构建金融新体系的文献却是稀数寥寥。
与此同时，国内关于推进CIPS的研究相较一些热门话题而言也比较少，且大多就CIPS的最新进展、建设与完善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发展与作用、与SWIFT存在的差距等描述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当中，商有光(2022)表示，全球支付系统仍以SWIFT系统为主，使用人民币支付在5%以下，但从趋势来说，CIPS的发展空间很大；杨茜涵(2019)认为，受到沿线国家社会环境的掣肘、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开放程度较低、银行金融服务的国际化程度偏低、区域化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足的影响，“一带一路”下的CIPS业务发展仍然面临众多挑战 [5]；孙莲(2019)提出，尽管如此，CIPS有力助推跨境人民币使用、合理对冲汇率风险、有效化解美国“长臂管辖”的重要作用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6]。可见，CIPS在国家发展与国际安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该系统建设的必要性，既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停留于以此避免被美制裁、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现象性的内容。例如，夏鹏、夏星临(2022)结合俄乌冲突得出俄罗斯反制裁措施的启示之一为：“拥有独立自主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对抗美元霸权的基础，我国应加大CIPS系统的普及和配套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力度” [7]。而在这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与现实支撑、结合金砖国家整体发展前景的系统性研究，目前看来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而这也正是本文试图论证与分析的核心内容。
3. 理论框架：基于外向型、内向型、环境动因的分析
3.1. 概念操作化
首先，本文有关“崛起困境”的理论性阐述来源于孙学峰教授对该理论的界定与解读，即“崛起困境”是指在崛起进程中，崛起国既要维持综合实力的上升与影响力的扩展，又要尽可能降低外部对其施加的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 [8]。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称霸与其他大国反霸之间的矛盾，中国逐步成为可能推动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力量，这便增强了美国对中国施加安全压力的决心，中美结构性矛盾随之显现。在中国实力地位上升的初期，特别是在经济实力主导的崛起时期，美国认为中国当前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是有限的，故其自身的实力优势实则有助于弱化中国的崛起困境。在该阶段，中国采取以和平方式挑战美国非核心利益的渐进战略能够有效缓解崛起困境；而到了中国实力地位加速上升时期，特别是在军事力量发展迅速之时，崛起困境进入到清晰展现期，战略安抚效率下降的同时，美国开始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实力进一步上升对其战略利益与主导地位的损害，相关国家也愈加担心在未来与中国的竞争中本国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将面临新一轮较强的安全压力 [9]。鉴于此，处于超越阶段的中国，可以继续渐进，也可以实施冲击力度较强的突进战略，通过和平方式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以相对实力优势克服迅速上升的外部压力 [8]，以此缓解日益显现的崛起困境。
其次，所谓“集体金融治略”，是指主权国家为了实现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使用金融和货币政策。金砖国家之所以团结一致，致力于实现金融等方面的协力合作，是因为其对于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长期处于次要伙伴的怨恨、对侵犯其自主权和美元支配地位的抵制的共同厌恶，以及希望在国际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获得更大话语权的共同利益 [10]。
3.2. 理论假设
合法性是霸权维持的基本元素。当霸权力量处于相对衰落的时期，霸权国会出现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供给意愿的双降低，致使其维持具有垄断性优势的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的难度增大，国际体系将借此步入“去中心化”与“去合法化”的阶段。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蒲晓宇(2011)认为，在这过程中，弱化美国霸权地位的合法性可以从言辞和行动两方面入手：言辞上，阐述对国际秩序设计的思考和愿景，明确描绘取代单极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包括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行动上，采取制衡之外的抵抗，增加霸权国维持主导地位的成本 [11]。
在“去合法化”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首先，推进CIPS系统、构建金融新体系的外向型动因是中国需要缓解自身的崛起困境，克服外部安全压力。中国实力地位迅速上升、军事力量发展迅速使得崛起困境进入清晰展现期，此时若继续实行渐进与安抚战略，不仅无法使相关国家信服，反而可能降低国际声誉，影响未来更进一步的和平崛起，故此，中国选择以推进CIPS的方式克服迅速上升的外部压力，试图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于美国的金融新体系，构成了中国“去合法化”的驱动力；其次，推进一套不同于现行体系的新系统须付出巨大成本，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便无法持续实施，即中国目前的经贸体量能够支撑起一个金融新体系的建立，同时，CIPS系统能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这是推进CIPS的内向型动因，为“去合法化”提供了现实基础；最后，在当下西方国家稳居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一国试图创造更为公正、公平的国际金融新体系是较难推进的，但如此愿景若是金砖国家及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集体需求，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这便是整体的环境动因，加速了新兴经济体的“去合法化”进程。
4. 实证检验
4.1. 外向型动因：缓解崛起困境
全球战略平衡是影响中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因素。随着崛起困境的清晰展现，西方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威胁认知加剧，担心中国将动摇与损害其长久以来的优势地位，故开始施加外部安全压力，以此阻碍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其中，美国视南海争端为中国挑战其全球军事霸权的主要焦点；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被形容为“压舱石”，现在或将转变为“绊脚石” [12]，而在这过程中，SWIFT制裁很可能被用以遏制中国的崛起进程。从名义上讲，它是一个中立性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但实际的主动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以此将金融“武器化”，以非对称性权力保障其霸权的存续。如此行为的本质实则是美国强大的科技、军事、美元、规则话语权形成的超稳定闭环 [13]。与之形成显著对比的是，被踢出SWIFT系统的国家将无法进行跨境收付款，这相当于被剥夺了国际交易的权利和能力，进而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金融孤岛”。而从图1可知，西方国家等亲美阵营五年之内对中国崛起的不支持程度遽增，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严峻，由此可见，降低对SWIFT的依赖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故此，建立以数字人民币为主的跨境支付新体系或是破解美元霸权、从行动上实现“去合法化”的出路，对美国霸权采取制衡之外的抵抗，利用“机会窗口”采取预防性行动以平衡美元霸权，以此降低西方及周边国家构建的遏华阵营施加的经济安全压力。在提升本国实力的同时，降低美国对我国结算业务进行破坏性控制的可能性，如此以和平方式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将使中国掌握一定的战略主动权，进而有效缓解崛起困境。而随着未来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美国及美元霸权可能遭受巨大冲击，CIPS或将借此成为全球支付的第二选择。
Figure 1.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widespread among major Western Countries in 2017, 2022
图1. 2017、2022年主要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支持度(Pew Research Center)
4.2. 内向型动因：体量大、收益大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维持10余年，为全球经济贡献了1/3的增长率，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将占到全球总量的28%，而美国将降至18% [14]。目前，130多个国家将中国视为本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国际贸易的体量巨大，据估算，全球60%的国际贸易都与中国相关。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及外资吸引力成为推行CIPS系统的压舱石。同时，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基本维持A + 水平，且在两次金融危机过后仍能保持人民币汇率与币值的基本稳定，借此，人民币现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并于2016年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所占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可以说，中国实力地位的迅速上升逐渐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与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合法性，而中国强调的是一个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真正实现多边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能自决全球性议程，这也从言辞上增加了美国维持霸权继续运行的成本。同时，随着人民币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金融机构和企业对人民币支付基础设施的要求日益提高，建立金融新体系势在必行。然而，人民币仅占国际货币交易的3.2%，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并不相称 [15]，故此，CIPS将各种系统接口都纳入其中，使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更加方便，进而有助于增大其在国际货币交易中的比重，最终达到人民币与我国经济实力相符的国际储备地位，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除此之外，由于直接参与者能在CIPS系统内进行专线结算，这将减少中国因结算与汇率波动等问题带来的损失，降低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关汇兑等方面的成本，加速企业资金周转以提高效率，以此为中国商人与企业家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更加便利的环境。
4.3. 环境动因：金砖国家的集体金融治略
随着当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治理结构须做出必要的调整与变革 [16]。新兴大国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当今的秩序存在缺陷，经常遭到体系创建者的破坏，当前全球也有53个国家掀起了“去美元化”浪潮。而金砖国家凭借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近30亿人口的庞大经贸规模，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远超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带动作用，进而开始寻求在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改革、影响和领导作用，取得参与权和决策权 [17]。不甘居于次要及世界被美霸权统治的共同厌恶和希望在全球问题(global issues)上获得更大话语权的共同利益促使其集体反对美元支配的现状，开始从言辞和行为上共同削弱美国霸权现状的合法性。
从言辞上讲，金砖国家表达出对国际秩序设计的思考，明确描绘取代美国单极秩序的替代性方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拉济耶夫(Sergei Graziyev)表示，当前西方国家频繁滥用货币霸权和金融垄断地位，打压他国正常的发展进程，国际社会期望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金砖国家未来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18]。巴西、南非、印度则尤其反对国际制度中隐性和显性的等级制以及国际协商中大国享有的特权，金砖国家认为各国应遵守相同的规则，将互惠作为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强调平等不仅要体现在国际规则里，更要体现在行为方式中 [19]；而从行为上讲，目前五国已构建成型的金融体系包括：助推金砖币与人民币的流通、推动本币结算、打造“金砖支付”及其结算体系、建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等。一系列的金融设置是金砖国家正在摆脱对SWIFT系统的高度依赖、构建金融新体系的映射，其金融独立程度与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将借此得到显著提升，或将成为推翻美元霸权、创造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前奏 [13]。
而不论是否接入CIPS系统，人民币与金砖国家本币支付、结算的进程都将有效打击美元的霸权地位，增加美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成本，为国际体系“去合法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目前，俄罗斯已有多家银行接入CIPS系统，涉俄的国际贸易也越来越多的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以此规避俄在国际金融市场遭受到的制裁，俄方也因此出台了多项于人民币利好的政策；而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后不久，印度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同俄罗斯一家能源公司进口了一批规模达到15.7万吨、总价值为1.73亿人民币的煤炭，在结算过程中，印度向俄罗斯支付了人民币 [20]。这也反映出中印两国虽有摩擦，但并不影响合作，尤其是应对美国霸权方面的合作，“去合法化”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与需求。一系列的国际互动能够彰显出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浪潮盛行，而美元又是美国霸权的根基，如此态势的持续发展将减少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与外交筹码，加速“去合法化”进程，进而实现金砖国家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金融新体系的美好愿景。
5. 余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加速崛起，南北方力量极端失衡的格局已发生巨大变革，国际体系“去中心化”与“去合法化”的进程已无法避免。在这过程中，中国为缓解在清晰展现期的崛起困境构成了外向型动因与“去合法化”的驱动力，自身体量足以支撑起一个相对独立于美国的金融新体系，且CIPS的巨大收益构成内向型动因与“去合法化”的现实基础，金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共同厌恶与获得制度性话语权的共同利益构成环境动因与“去合法化”的加速器，共同促成了中国与金砖国家推动金融新体系建立的因变量。然而，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治理机构与安排仍体现出相当浓厚的西方色彩，故在金砖国家争取建立金融新体系的过程中，围绕治理权力和权益的博弈不会一蹴而就，美国及美元的霸权地位在短时间内难以撼动[16]。如图2所示，即使金砖五国在IMF所占份额十年间已然提升近一倍，却仍不及美国一国所占的份额。发达经济体不会轻易让出既得利益，新兴经济体促进全球经济“善治”便依旧任重而道远。同时，由于CIPS的直接参与者、覆盖地区面、使用频率、运作方式“CIPS + CNAPS + SWITF，SWIFT为可选项”等方面仍与SWIFT存在差距，在一定程度上CIPS可能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运行，只能在降低一国对于SWIFT的依赖方面提供另一种可行的选项。借此，本文提出余论：1) 以CIPS为代表的金融新体系目前是一种叠加型的改革；2) 国际体系的“去合法化”的进程不会很快，也不能很快。作为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在人民币没有实现真正的、完全的国际化之前，去美元化的步伐迈得太大实则将对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Figure 2. BRICS quota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图2. 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IMF官网)2
对此，本文归纳出以下几点建议：1) 未来应继续积极提升主权信用评级，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增强我国金融的抗风险能力，筑牢人民币成为通用国际货币的基础；2) 进一步提升CIPS系统的完善程度与便捷性，借助“一带一路”倡议、RCEP、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国际合作良机，逐渐推进各国银行接入CIPS的进程，从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短期来看，对欧洲而言，因俄乌冲突已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但其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短时间内无法解决，若希望特定交易仍能继续完成，或许可以鼓励欧洲方面通过CIPS与俄方进行清算；3) 凭借经济发展的高度互补，加大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量，例如，以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庞大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的资源禀赋助推中国发挥制造业比较优势，金砖国家以推进金融新体系为基点，将合作外溢至其它低政治(low politics)，甚至是高政治(high politics)层面，争取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内增强对彼此的互信程度，促进国际合作。
NOTES
1注：2021年，SWIFT日均处理业务4200万笔，日均处理金额5~6万亿美元，年度处理业务总额140万亿美元，占全球汇款总额的90%；CIPS日均处理业务1.34万笔，日均处理金额约合0.049万亿美元，年度处理业务总额约合12.3万亿美元(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约为6.45)。
2注：截止2022年7月，美国在IMF的份额占比为1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