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作家梭罗创作了经典名著《瓦尔登湖》，发表于十九世纪中叶。这本书记叙了作者在瓦尔登湖边的树林中隐居生活的实录，通过耕种、建房等来自给自足于林中，以朴素的生活来了解人性，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这本书在美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经久不衰，在美国散文集作品中独占鳌头，迄今已被翻译成七十余种语言，跨越时间与空间，意义广泛而深远。
诸多学者对此书的中文译本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所运用翻译理论主要集中于生态翻译学(如刘爱华 [1]，杨婕 [2])、译者主体性(吴蒙 [3]、黄翊嘉 [4])、接受美学(王蒙 [5]，赵瑞芳 [6])等其他跨学科的研究。但目前基于多元系统论的翻译比较研究总体而言数量还是较少，然而该思想能够给外文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带来诸多的启迪与指导意义。
《瓦尔登湖》在我国图书市场上的译本繁多，多达五十余个版本。而徐迟的译本和戴欢的译本(以下简称“徐译”和“戴译”)均具有不同的代表意义，相继收获了广泛的读者和良好声誉。因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多元系统论角度出发，选取这两位译者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揭示两译本存在巨大差异的深层次缘由。
2. 多元系统论概述
2.1. 多元系统论的内涵
埃文·佐哈尔于1972年首次发表了一套创新的学说——多元系统论 [7]。该理论突破了对单个文本研究的静态和片面性，而是要回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境及社会大环境背景下去考察；根据多元系统论，所有符号现象(譬如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等)均不是由各无关联的要素糅合而成，而是应把它们看作一种系统；这些系统具有自由性，并含有由各种分子构成的组织；尽管这些系统并不在同一运行轨迹上运行，但它们都遵循系统内部结构运行的合理性、有序性，并发挥作用——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8]。
文学是社会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符号之一，佐哈尔的这套理论自然也对此问题作了相应的阐述：当外文翻译文学进入系统中的主导地位之时，其目的不在于对外文文学体系中的现有模式的应用，而是致力于“挑战”整个目标语言的文化习惯，并有效地实现对出发语完整性的保留；而在外文翻译文学位移到辅助位置之时，译者往往会尽最大努力减少译语对外来文化的影响，着重反映中文读者更易接受的文化 [9]。
2.2. 中国译者的译作所处的多元系统
一直以来，原作与译作是中国翻译界研究的重心，而并未将之放在一个更宏观的研究领域下去分析。而该理论整合了译本及其生成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广阔的视野。
鉴于此，笔者结合所选取两译本的实际境况，选取了译者特征、时代背景、翻译特点和社会反应这四个层面进行探讨。
3. 基于多元系统论《瓦尔登湖》徐译与戴译的比较
3.1. 《瓦尔登湖》徐译
《瓦尔登湖》徐译本既是最早发布的译本，也是最为经典的译本，此后很多译本都会以徐译本为参照或借鉴。在文化多元系统里，各个元素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促使徐译本不断修订、不断再版。
3.1.1. 徐迟简介
徐迟在诗作、散文、报告文学领域享有盛誉。1931年徐迟展开文学生涯，创作诗歌包含《二十岁的人》《明丽之歌》，发表散文有《贝多芬之恋》《理想树》等；抗战期间创作大量诗集，如《共和国的歌》《战争、和平、进步》等；1981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报告文学集《歌德巴赫猜想》等。
徐迟还是一位深谙外国文学、译著较丰的翻译家。他在选择翻译文本时，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心灵更契合的作品，借此来表达他个人的情感与思想。他在翻译时，更强调与作者达成“心灵上的沟通”。而《瓦尔登湖》正是需要与作者进行精神对话，在心灵共振中进行翻译，需要感受到作者的内心的渴望与冲突以及重塑自我的复杂心路历程。诚然，他一生刻苦勤奋，笔耕不辍，给中国当代文学送来数量众多的佳作。
徐先生是《Walden》在中国大陆译介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之年，徐先生将此书定名为《华尔腾》，并由出版社成功地发行了。直到1982年，年岁已高的徐老先生仍尽心竭力地一再修订和校译，将之交予另一家图书出版社再度发行，并改名成《瓦尔登湖》。后续，徐老先生继续将这部译著不断地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并将之发布于多家出版社，可谓传播之广，意义重大 [10]。
3.1.2. 《瓦尔登湖》徐译的时代背景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颇受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现代文学尚处在萌芽阶段，社会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态度打破封建传统。于是，翻译文学在这一阶段步入了文学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旨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新思想与新力量。
194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共同讴歌喜悦之情，一片喧腾景象。显然，这种热闹氛围与书中所阐释的内涵并不相衬；在此后的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正忙着建设，强调加快经济增长而相对忽略了保护大自然，很明显，这与梭罗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讴歌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背而行；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存在冲突，故而造成我国对其文学也存在抗拒心情，因此鲜有人注意到该译本。
20世纪80年代是动荡与变革交织的年代。受“文革”影响，我国的文学翻译陷入百年来最低潮，文学翻译作品严重匮乏。而这一时代正好可以归类于“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中的一种，即当一种文学正处于转折点、危机的状况 [7]。直到1978年，基于政治因素，文学翻译活动也渐渐复归，并再度引进外国文化，而在这其中，翻译文学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内各个年龄阶段的译者或学者纷纷加入到新的翻译浪潮之中，翻译之风又一次兴起，并迅速席卷全国。根据多元系统论，此时的翻译文学正占据中心区域，故而徐译试图“挑战”中国的语言的固有表达方式。
3.1.3. 《瓦尔登湖》徐译本的翻译特点——异化与直译
异化是指译者向原作者靠拢，使用源语文化价值观、表达形式来表达译出语的内容和意义。研究发现，徐译在译介这部经典外国文学著作时以“异化”策略为主要基调 [11]。就徐先生所处时代背景而言，文学翻译浪潮使得译者纷纷力求表现原文的异域风格，为目标语(汉语)引入了“欧化”现象，当时的徐先生也无法避免。可以看出，徐译尽一切可能地保留了原作语言和异域文化，并且真实地传达了作者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其节奏快慢均近似原文，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徜徉在瓦尔登湖畔，并尝试借由译作达到与原作在灵魂深处的交流与共鸣。
3.1.4. 《瓦尔登湖》徐译本的社会反应
徐先生当时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现今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翻译时深受诗歌创作影响，语言更加言简意赅。结合读者和学者的评价，其缺点主要有三：其一，由于时代不同，语言相较今天晦涩难懂、用词欠佳、不欲亲近；其二，由于词语选择或对某方面文化背景知识的缺失，出现少许错译、漏译的现象，例如有些地方存在文化内涵缺少的现象，未将目标语中的独特意蕴完全传达出来；其三，由于译者倾向于“直译”的翻译特点，因此在翻译自然景色时，有些语句没有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导致意境不够唯美，感染力较弱 [12]。
不过还是受到了众多学者和读者的大力肯定，如李毅从语言特点角度出发，对徐译本表示了赞扬——译文舒展自若，畅达优美，诸多段落朗诵起来抑扬顿挫，让人唇齿留香 [12]；如王洪芹从翻译效果角度分析，她认为徐译在“神似”的效果上与原作相匹配，极大程度上保留了源文本的精神和美感，而原作者也更注重思想的表达而非描写 [13]。从发行版本来看，尽管《瓦尔登湖》有多种译本，但徐译无疑是版本最多、影响最深远、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译本。
3.2. 《瓦尔登湖》戴译
大多元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时刻处于动态演化的过程，为了取得支配的地位，各要素间相互争斗，又相互影响，以保持一种平衡和完整性 [9]。不同于徐译本时期，《瓦尔登湖》戴译本是在新旧世纪之交出现的。而这两个不同年代(1982年和2006年)产生的译本一定会有着极大区别。
3.2.1. 戴欢简介
戴欢，作为一名译者，不像徐迟等其他译者那样为人熟知。他于196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市，在1985年后开始投入诗歌领域的研究，早期从事现代中国新诗的写作；此后开始外国文学作品的相继译介，曾将诸多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其著名的翻译作品包括《失落的世界》《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集》等；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辞去原先的工作开始从事书店的商业经营，学会了图书营销，这有助于他后来对翻译作品的推广和传播。
戴欢基于自己的热爱选择对《瓦尔登湖》进行翻译，并在徐译基础上进行修改、润色，再融入个人特色，从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翻译。且装订精巧，吸引读者眼球。2003年，当代世界出版社首次发布该译本，一年后，此书销量已达到6万册。由于销量节节高升，出版社在2006年将其重印与再版。
3.2.2. 戴欢所处的时代背景
戴译处于21世纪初的年代，中国正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图书出版社随即成为以盈利为目标为主的商业性组织。而戴欢的从商经历也使得他了解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偏爱那些文学作品及其包装风格；其次，随着国民教育的盛行，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平显著提高，人们能够欣赏更加丰富的人文知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世界各地各族人民也希望进行更多的跨文化交际，这自然便需要中国译者翻译出更多更加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更好地被读者所接受。
相对于徐译时代，读者对外国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也译者无需像徐译那样增添“译后记”——旨在向目标语读者介绍《瓦尔登湖》的背景；然而，戴欢却在全文的开头增添了一篇前言，主要介绍了原作者以及这部著作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和意义，旨在吸引读者。基于多元系统论，此时的国外翻译文学移至边缘处。故译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
3.2.3. 《瓦尔登湖》戴译的翻译特点——归化和意译
归化是指尽可能地使用本民族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方式、语言特点和文化价值来表示译出语的内涵。研究发现，戴欢在翻译《瓦尔登湖》时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和意译的翻译方法 [14]。这种翻译策略和方法更好地遵从了目标语读者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适合目的语阅读者的口味。戴欢在翻译时，融入了更多的个人风格，遣词造句更加自由，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感性和洒脱。在语言风格上，译文自然流畅，风格清丽明快，富有诗意，古色古香；在文章结构上，戴欢对原著进行了恰当地改编，从原作中的长篇散文中提炼重点、重新布局，使译作章节循序渐进、条理清晰；在文化层面，戴欢并没有对美国文化典故进行注释和解释，而是传达了个人的理解，融入了汉语语言语境，更便于读者阅读。
3.2.4. 《瓦尔登湖》戴译本的社会评价
《瓦尔登湖》戴译一经发行便成为图书市场上广受人们喜爱的书籍，其后被评为“《瓦尔登湖》各个译本里最畅销的” [3]。诸多学者对于戴译给予了肯定评价，如杨婕这样评价，这一版本很好地满足了国内受众的心理需求，同汉语中的诗意之美交相辉映 [2]。申慧认为，戴欢既切实地顾及了目标读者的认知与审美能力，又运用汉语四字格的表达方式与源语言的散文风格相对应，营造出优美的韵律 [14]。但必须承认，比起其他译者，戴译本在准确度方面略逊一筹 [13]，例如，某些特定的美国文化现象、某些英文用法等都未被译出 [14]。综合来看，戴译虽在总体上比不过徐译，但却更加匹配国内受众群体的审美和阅读体验，堪称当时翻译中的精品。
4. 两个译本的详细比较
例1：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chapter title
表1. 章节标题对照表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徐译更严格地忠于原作措辞、原语形式，而戴译则会力求挣脱原文的约束，对原文的语言句法作出恰当的改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见表1)。例如“Baker Farm”，徐迟根据英文发音将其译为“贝克田庄 [16] ”，属于音译法；而戴欢则根据个人理解将其译为“雨中田园 [17] ”，属于意译法，运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字词语来表达，语境也更加浪漫。又如，二者对“Economy”和“Solitude”采取各异的表达形式，徐译方法说明其对作者的语言风格与内容均达到了“忠实”；而戴分别译为融合中国文化的四字词语，亦可见其把握住了本章的实质所在——在此，“economy”指的是用最少的资金、时间及其他资源来实现较大的成果。因此，标题能够使得国内读者更容易理解此章节中的中心思想。整体上来看，戴译相比徐译更擅长变通。
然而，徐译没有僵硬式地翻译，而是尽力做到灵活运用。相反，戴译却显得太过主观性，甚至是无根据的组合。例如“Brute Neighbor”，徐迟并非完全采取直译，从译文中可以看出他将野生动物视为邻居，对语言词法作出了合乎目标语言词法的转换，将偏正结构中的定中结构改动为主谓结构。而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作者和动物和睦相处，把身边的动物看作自己的邻居甚至朋友，而不是仅仅关注动物自身，这一翻译恰恰阐释了这层美妙关系。相反，戴译的译法更加强调动物，而忽视了作者和动物们的和谐关系。这显然是没有真正清楚地向目标读者阐释原文的真正意义，属于一种误译。
例2：
We worship not the Graces, nor the Parcae, but Fashion [15] 22.
徐译：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①，也不崇拜帕尔茜②；我们崇拜时髦 [16] 19。
页末对应注释：① 希腊神话中，光明、快乐及壮盛之三位女神的总称。② 罗马神话中，命运三女神。
戴译：我们既不崇拜美慧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我们崇拜的是流行时尚 [17] 16。
徐迟运用了“直译 + 注释”的方法，因为我国读者对于这一文化要素尚生疏，所以添加注释的方式，对文化背景中的人物进行充分地解释，能够使中文读者更加领会多元文化；相反，戴欢则使用意译的方法，采用零注释法。这是因为21世纪以来我国读者对外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在逐步提升，中外交流日益密切，因此译者没有必要向读者补充详细的背景信息，而是通过在文章中增添定语的方式对人物形象进行解释。
例3：
Areverend lecture on England, ..., after enumerating her scientific, ..., speak next of her Christian heroes, whom, as if his profession required it of him [15] 58.
徐译：一个宗教演讲家讲英国，……，数说着英国的科学家，……，跟着就说起英国的基督教英雄来了，好像他的职业一定要求他这样说似的 [16] 61。
戴译：一位牧师关于英国的演说，……。在列举了英国的科学家，……之后，接着就大谈起基督教英雄人物来，好像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似的 [17] 46。
首先，两译文的主要区别之处在于原文的第二个划线处的翻译。徐译选择直译的翻译方法，即按照作者的想法进行翻译，在句法上尽可能地忠实于源语内容、形式和风格，准确地传达了原文含义。而戴译则选用意译的方法，尽可能地使用贴近目标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灵活地传达原义。“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一汉语谚语生动地再现了梭罗当时的真实感受，表明了他对那些牧师在讲道结束时总是引用基督教英雄人物的无言以对。戴译恰当地使用读者熟悉的谚语，尽量把原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体现在汉语中，有助于加强中国读者的沉浸式的阅读感受。
其次，对于“reverend lecture”的翻译，徐迟将其译为“宗教演讲者”，而戴欢将其译为“牧师的演说”。其中，“牧师”相比“宗教”而言，宗教气息淡化，因为多数中国人并不信仰宗教，因此没有很浓的宗教氛围；其次，随着21世纪初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大量涌入，中国读者也知悉牧师的这种职业。因此这样的翻译更适应中国读者的认知心理。
5. 结语
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各自时代的文学作或翻译文学。出版于1949年及再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徐译和出版于21世纪初的戴译各有千秋。两位译者面临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状况、政治因素、文化语境和文学作品，翻译文学在社会文化的大多元系统中不断变动。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运动，创造了不同的译者特点——徐译以异化策略为主，戴译则以归化策略为主。
本研究运用多元系统论，从多个方面对《瓦尔登湖》徐译与戴译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两译本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缘由。所以在研究翻译时，我们应该孤立、片面地分析译文，而应该结合译者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更广阔的影响因素进进行分析，由此为今后的译者给予更充分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