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文本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是一种传达文化身份的主要方式,也是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应如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既要提倡“拿来主义”,又要提倡“送出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也显得日益重要。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能够有效的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中国典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将其翻译成英文,能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译者根据生态环境要对译文进行适应和选择。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研究典籍的英译,能够为译者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翻译方法,有助于译者提高译文的质量,从而促进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出去。本文以《资治通鉴》的翻译为例,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了中国典籍翻译问题。
2. 生态翻译学内涵
生态翻译学是由胡庚申提出的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胡教授指出,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者是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由于“生态翻译学”至少涉及“生态学”和“翻译学”,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该理论以生物进化中的基本原则“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为基石,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适中尚合”为一体,提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观点。生态翻译学理论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该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对译文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并且这种选择和适应是从多个维度进行的,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关注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产出高质量译文的关键。胡庚申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个概念与语境或文化语境有着明显区别,所以没有沿用“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概念,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比“语境”更为广泛,指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的集合体。胡庚申把生态翻译环境分为大环境、中环境和小环境,认为生态翻译环境也包括物质环境又包括精神环境。进一步而言,对翻译来说,翻译的生态环境是除译者以外的一切集合体;与此同时,每个译者也是他人翻译生态环境的一部分。生态翻译学还阐述了适应与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之间的交替循环 [1]。19世纪中期,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他认为,自然界中生物所处的生存环境竞争激烈,只有那些最适应生存环境的生物能通过自然选择存活下来,相反,那些难以适应环境的生物个体则会遭遇淘汰,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和“选择”不仅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必然发则,也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客观规律。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在其论文《翻译新视角》中指出:“译者要做出成千上万次决定,涉及到不同的选择和各种安排,以适应另一种文化及语言的要求,适应不同编辑及出版商的需要,以及最终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做出一系列的选择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包括对源文本、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进行正确的选择,以产出整合度最高的译文。正如自然环境中的客观规律,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只有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文才能留存下来,而没有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文则会被淘汰。生态翻译学还强调译者的核心作用。翻译参与者是翻译过程中所有因素的集合,包括作者、读者、评论员、出版商、赞助商等等,而译者是翻译参与者中最核心的角色。翻译参与者在实践经验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审美和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他们接受的不同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翻译,从而导致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 [2]。在翻译文本时,译者必须考虑所有翻译参与者的要求,并努力在这些要求之间保持平衡。译者所做出的调整可以促进或重塑翻译生态环境,从而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产出高质量的论文。
3. 张磊夫及其《资治通鉴》译文
张磊夫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应该是《南方的将军》,这本书讲述了太阳家族的崛起和三国的形成,该书籍的翻译建立在张磊夫广泛的翻译经验的基础上,表现出来他对历史浓厚的兴趣。但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与汉末政治有关的,代表译作有《资治通鉴》的节译本。他还撰写了十几篇文章,发表在《远东历史文化》、《澳大利亚东方学会学报》等期刊上 [3]。
本文的语料来自张磊夫所翻译的节译本,包括《资治通鉴》中第五十四卷至第六十八卷。张磊夫是澳大利亚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目前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的兼职教授。张磊夫的专长是汉朝历史、地理和文学,他对汉代和三国时代的史料的英译和史学史所做出的贡献受到了国际的公认。并且,他本人也被视为该领域的先驱级人物,为其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打下了深刻的基础。张磊夫的节译本构成了《资治通鉴》在西方历时和翻译篇幅最长、接受度最广的英译活动。其节译本以其可读性而闻名,翻译方式更为直接,这使得外国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文的意思。虽然译本中有很多注释和注解,但张磊夫将其放在每一章的末尾,更加简洁明了。张磊夫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典籍及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张磊夫完全适应了《资治通鉴》的翻译生态环境,且实践证明《资治通鉴》翻译生态环境对张磊夫的选择是成功的。张磊夫的出版商曾评论说,在中国历史上,张磊夫是第一个用西方语言对这一时期的进行全面记述的译者。毫无疑问,张磊夫节译本是《资治通鉴》英译的先驱,涵盖了历史长河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通过他的翻译,外国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接受中国文化。学界对张磊夫《资治通鉴》英译本给予了高度认同和赞誉,这标志着张磊夫翻译的《资治通鉴》进入了西方语言和文化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资治通鉴》能够在西方人文生态环境中扎下根来,并开始茁壮成长,从而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4. 张磊夫英译《资治通鉴》的“三维”转换
《资治通鉴》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是司马光,他花了十九年才将这本书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在这部书里总结了许多有关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学习和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还评价了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和许多历史事件,对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该书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译者不得不采取节译的方法,将古老的《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英语,意味着译者必须穿越古今,横跨中西,使《资治通鉴》进入新的语言和文化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因此,译者需要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实现适应性选择转换。
4.1.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翻译首先体现为语言维的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语言维度重点关注语篇的语言形式,在语言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进行转换。下面将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详细说明。在宏观层面上,既要考虑源语的族系和特征,又要考虑目的语的族系和特征;在微观层面上,译者要考虑源语和目的语的词汇、短语、句子、语法和隐喻等因素,以及源语和目的语中的其他因素。语言维还包括语言风格、选词、修辞、句子结构等方面。将《资治通鉴》翻译成英语,译者首先要突破原文语言形式的障碍,然后才能将原文转换为英语。译者只有关注源语和目的语的特点,才能在翻译中找到最合适的表达。下面将进行具体的例子分析。
Example 1:陈蕃为豫章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之免,既谒而退。(《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
Translation: When Chen Fan was Grand Administrator of Yuzhang, he very politely requested XuZhi to become his Officer of the Bureau of Merit. XuZhi could not [flatly] decline, but he called only once, and then he went home.
在例1中,“礼”在原文中是名词,而在译文中被翻译成副词。这句话的语境是,徐稚谦和节俭,诚实谦让,邻居们都很钦佩他的美德,以致陈蕃想任命徐稚做官。然而,陈蕃生性严厉严格,很少接待人。“very politely”的翻译体现了陈蕃的性格好的方面,而这个性格则与前文所提到的相反。通过营造一种对比和在翻译中改变词性可以更有效地传达原文的确切意思。译文也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陈蕃对徐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礼貌。在本例中,译者采用了词性转换的翻译方法,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维度上的适应和选择,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Example 2:臣闻先王,曜德不观兵。(《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
Translation: Your subject has heard that the former kings were brilliant in their virtue and took no thought of weapons.
在例2中,“曜德”被翻译成“were brilliant in their virtue”。这句话的语境是,灵帝为了避免在军事战争中出现两处人员伤亡的局面,所以他举行了军事演习。他问何勋对这词军事演习的看法,何勋则回答了这句话。因为是下属向上级献计献策,所以何勋用一种委婉的语气表达了治国以德重于武。在原文中,“曜德”的意思是“显德”,而没有强调历代君王的德才。由此可以推断,译者委婉地说明了灵帝因玩举行军事演习导致失德,所以译文保持了原文的修辞和源语风格。在这个例子中,译者采用了增译的翻译方法,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维度上的适应和选择,使目标读者能够了解何勋的真实意图,并认识到统治者的德胜于军事行动以及治国的本质在于以德治国。此外,目标读者还能了解在存在等级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建议时是有必要使用委婉语气的。
4.2. 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度的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密切关注源语与译入语之间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由于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译者必须牢记这种文化差异,以避免用源语的文化观歪曲原文的意思。要实现文化维度的转换,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翻译中国经典著作时,译者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中国经典著作中文化负载词的深层含义。译者要对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感悟力,才能有效地实现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Example 3: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
Translation: In former times the burial of the Duke of Zhou was held without the proper rites, and heaven then showed its power.
在例3中,“礼”被翻译成“proper rites”。这句话的语境是周公的安葬不符合礼,而“礼”在的原文中具体意思是葬礼。在中国古代时期,丧葬仪式体现了广泛的文化内涵。丧礼不仅规定了严格的丧葬礼仪,而且与宗教密切相关。《牛津词典》中的解释是,“rite”指的是由特定人群举行的仪式,通常是出于宗教目的。翻译成“proper rites”强调礼要符合严格的丧葬礼仪规则,仪式也要符合社会和道德的要求。该翻译体现了在没有适当的葬礼仪式的情况下,天会动威,这使目标读者意识到适当的仪式的重要性。在本例中,译者适应了目的语的文化环境,消除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歧义。因此,翻译成功地实现了文化维度上的适应和选择。
Example 4:此二主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
Translation: These two masters had the power of sages, but if at that time [the established rulers] had not lost the Way of right action, they would have had no justification for taking them over.
在例5中,“圣德”被翻译成“the power of sages”。这句话的语境是袁术拥有辽阔的土地,兵民众多,对获得孙策的支持充满信心。孙策认为,只有目前在位皇帝犯了错误,袁术才能称帝。孙策以成汤和武王的故事为例,说明了缺乏圣德的袁术没有充分的理由取得皇位。根据《牛津词典》,“power”的意思是做某事的能力或机会;“sage”指的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根据《古代汉语词典》,“圣德”的意思是帝王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根据字典,“sages”和“emperors”在意义和文化内涵上是截然不同的。因此,“the power of sages”的翻译会给目标读者造成误解,他们也无法认识到在治国理政中,至高无上的美德对帝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回译,可以推断译者在文化维度上没有做出适当的适应和选择。笔者建议可以翻译成“supreme virtue of emperors”。
Example 5:马日磾丧至京师,朝廷议欲加礼。(《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
Translation: When Ma Midi’s body was brought back to the capital, the court assembled and wished to grant him additional honors.
在例5中,“礼”被翻译成“honors”。这句话的语境是:朝廷希望在马日磾的葬礼上授予他额外的礼。“礼”指的是仪式,源语言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朝廷希望在马日磾的葬礼上增加一些仪式。当与葬礼有关时,“honor”的意思是“作为对某人所做的事情的奖励而给予的奖励、官方头衔等”。这个意思主要用于军事葬礼的语境中,表示“绝对的的军事荣誉”,代表一种特殊的军事服务,以示尊重。从这句话的语境来看,“honors”不能传达作者真正的信息意图,因为其代表了一个不同于“礼”的概念,也不能作为具体的仪式来执行,所以目标读者不能完全理解原文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原文中体现的文化内涵没有真正被传达给目标读者,所以从文化维度看,这个翻译没有从文化维角度进行适应性选择。
4.3. 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度的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达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交际目的。交际目的也是翻译的最终目的。翻译过程中除了要实现语言和文化维度的转换外,还要保证交际维度的转换。最后,译者必须在翻译过程中进行适应和选择。一个好的译本需要译者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上实现三维转换,但有时不可能同时实现三维转换。因此,应考虑原文的特点,译者才能找到最佳的选择。
Example 6: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亲行郊庙之礼。(《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
Translation: The Emperor was extremely pleased with them, he treated them with quite inappropriate favour, and he continually neglected the performance of his own ceremonial duties.
在例6中,“郊庙之礼”被翻译成“ceremonial duties”。这句话的语境是,许多品行不端的人被引荐给灵帝,每当和灵帝见面时,他们喜欢说一些民间的趣事让灵帝开心,于是灵帝不按照正常的晋升规则,往往优先提拔他们。而灵帝很久没有亲自前往宗庙祭祀祖宗,到郊外祭祀天地。在中国典籍中,“郊庙之礼”是一个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根据《古代汉语词典》,“郊庙”的意思是“祭祀天、地和祖先的寺庙,它比喻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根据《牛津词典》,“Ceremony”指的是“包含一系列正式或传统行为的公共或宗教场合”。根据字典中“ceremony”的意思,我们能够充分理解“ceremonial”的意思。通过将“郊庙之礼”翻译成“ceremonial duties”,目标读者可以得到一个简洁且正确的译文,并认识到皇帝应该举行一系列正式或传统的行动来加强政治权力。此外,皇帝应该履行他的礼仪职责,而不是沉浸在街头巷尾的琐碎趣事中,这也是这句话的深层含义。通过对比两本词典中的含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该翻译没有体现源文本中包含文化内涵,但目标读者可以理解这句话深层含义。在这个例子中,译者采用了归化这一翻译策略,成功地实现了交际维度上的适应和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准确地传达语言信息,实现交际的目的。
Example 7: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今最强,去将何之。(《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
Translation: The Yuan have shown favour and generous deeds to all the world, replied his colleagues, and many of the people turn to them. Moreover, [Yuan Shao] is very powerful now, and if we leave him, where would we go?
在这个例子中,“恩德”被翻译成“favour and generous deeds”。这句话的语境是袁绍不懂用人之道,对事情有规划和谋略,但又很难直接地做出决定,需要思考很多,所以郭嘉要辛评、郭图另投明主,但他们都拒绝了袁氏的建议。《牛津词典》中,“慷慨”的意思是给予或愿意免费地给予,所以“慷慨的行为”可以让目标读者意识到袁绍愿意帮助别人,也足够慷慨,袁绍的美德让辛评、郭图愿意继续辅佐他。原文中并没有关于“慷慨行为”的相关表述,所以译者采用了增译的翻译方法,在交际维度上成功地实现了适应和选择。译文为目标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详细的解释,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袁氏家族美好的品德,以及辛评和郭图拒绝离开袁绍另寻明主的真正原因。
5. 结语
英译《资治通鉴》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因此译者必须适应《资治通鉴》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致力于在译文中重构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生态环境。张磊夫在其《资治通鉴》译本中充分地发挥了译者的主动性,根据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巧妙地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在重构原文语言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同时,采用多种翻译策略适应西方读者的需求,也很好地保留了中国本土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生态翻译学为典籍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研究《资治通鉴》的节译本有助于补充对该领域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野出发,将译本纳入综合的翻译生态环境,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和研究《资治通鉴》译本,从而助推《资治通鉴》乃至其它中国文化典籍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