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 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A Stud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Residents' Happiness—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 2020 Data
DOI: 10.12677/AAM.2022.1111852, PDF, HTML, XML, 下载: 401  浏览: 870 
作者: 陈少艾: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关键词: 社会分层幸福感Social Stratification Happiness
摘要: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0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对大量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来探究社会分层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分层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尤其是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2020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to descrip-tively analyze a large number of data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It was found that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especially relative income and absolute income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文章引用:陈少艾. 社会分层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 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11): 8043-8047.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1852

1. 引言

幸福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话题。幸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坚持认为追求善是幸福的关键。在今天的背景下,幸福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幸福感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指标,是人们全心全意感受生活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也是人们对社会满意度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整体运作。如今,人们对幸福的讨论常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对幸福的追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幸福是生活中常见的概念,但在学术界,它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因为研究跨越了多个范式,如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和管理学。本文对社会分层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科学有效地评估,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有助于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缺陷和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因此,本文探讨了社会分层与人们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理论上促进人们幸福感的提升。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研究概论

学术界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宋佳萌和范会勇(2013),他们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调查了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使用、一般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2]。刘军强和熊谋林(2012)利用CGSS数据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水平在过去10年里有所提高,而且不同群体的幸福水平在政治社会地位、是否是城镇户口、年龄大小、收入多少、是否结婚等方面存在差异 [3]。而余鹏和宿淑华(2005)通过发放问卷测量了269名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发现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积极关联,主观幸福感没有性别和职业差异。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观察到性别或职业差异 [4]。学界关于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收入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而且根据“世界价值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收入差距拉大而催生出的“相对剥夺感”。收入不平等而产生的不公平心理会使居民幸福感的水平降低 [5]。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未作划分。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机理。

2.2. 研究假设

总体而言,收入水平是评估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方面,也是个人社会化的起点。它影响着认知水平的形成。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H1:一般来说,相对收入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H2:一般来说,绝对收入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3. 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测量

3.1. 数据来源

本调查的数据来自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收集了一系列群体和社会层面的数据,包括经济活动、人口、健康、教育程度和福祉,以及中国成人、儿童、家庭和社区的态度变化。

3.2. 变量的引入

3.2.1. 自变量: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的探讨难点是社会分层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CFPS的基础上,来评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询问“你认为自己有多幸福?”的问题。答复分为10个等级,从“非常不快乐”到“非常快乐”不等,为简单起见,相邻两个项目的快乐分数合并为一个等级。1是“非常不快乐”,2是“相对不快乐”,3是“既不快乐也不快乐”,4是“相对快乐”,5个是“非常高兴”。

3.2.2. 自变量:收入水平

基于研究假设,本工作中有两个解释变量:① 绝对收入。根据CFPS问卷的结构,选择以下问题来衡量人口的绝对收入。”税后月收入(人民币/月)”和绝对收入的自然对数。② 相对收入。为了评估人口的相对收入,我们选择了基于CFPS的问卷结构,问题是“你在当地社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回答被分为5个等级,最低值为1,最高值为5。

3.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了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观点、户口状况和教育水平。主要变量选择在表1中。

Table 1. Variable meaning

表1. 变量含义

3.2.4. 模型假设

多重线性回归被用来分析社会分层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线性回归模型中,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引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政治派别、教育水平和家庭状况),然后分别引入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来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将所有自变量纳入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检验。

R E P i = β 1 S G i + β 2 P S i + X γ + u i

其中, R E P i 为因变量,代表居民幸福感。 S G i P S i 为自变量,分别反映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 X γ 代表控制变量, u i 代表随机扰动项。

3.2.5. 描述性分析

表2显示,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为3.72分,表明我国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感到比较幸福。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

在这项工作中,自变量是人口的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所以使用Stata软件来估计上一节中提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控制变量首先被用作基线模型,在最后的完整模型的线性回归之前,逐步加入人口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这两个维度。为了检验社会分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四个相互关联的模型,表3总结了后期分析数据的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表3. 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使用STATA软件获得的结果。

在第一个模型中,大多数变量,如年龄、性别、政治派别和教育水平,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特别是,人口的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人口越老,主观幸福感越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年龄每增加一岁,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就增加0.005倍;幸福感也有性别差异,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比男性高0.051倍;党员和非党员的政治派别也有差异,党员的主观幸福感比非党员高0.021倍;在教育方面,居民每提高一个等级的教育水平,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就增加0.032倍。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的幸福感要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第二,其他变量,如种族和家庭状况,没有通过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测试。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绝对收入变量。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政治观点和教育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模型1相比,政治观点变量的系数变大,说明在模型2中政治观点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增大。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居民的相对收入维度。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政治观点和受教育程度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模型1相比,政治观点变量的系数在模型3中也明显增大,说明政治观点对人们幸福感的解释力在模型3中有所增强;在模型4中,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水平变量对人们的幸福感有明显影响。此外,它表明社会分层对人们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即人们的收入(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高。

5. 结论

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总结和归纳了一套社会分层指数体系,认为它应该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人口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研究发现,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收入对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证实了工作假设。这项研究的结论是,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能显著改善主观幸福感,而相对收入对人们的幸福感贡献更大。

收入不平等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在现阶段,收入不平等有加剧的趋势,这严重影响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幸福。为了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第一步应该是提高人口的绝对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不是一回事,但经济发展是人类幸福的核心。相反,经济增长是提高人们幸福感的前提。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属于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着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应该更多地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把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向中低收入阶层,并出台各种社会政策,更好地照顾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利益。只有有效地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条件,才能提高我们所有公民的幸福感。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平衡机会,将确保人们的收入平等和社会正义感得到加强。社会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将导致中下层阶级的固化,使他们的收入更难提高,这又会导致恶性循环,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最终降低中国后方的平均幸福水平。要想让人们的满意度持续下去,他们的社会正义感必须提高,他们的经济状况必须改善,反过来,他们的生活质量必须提高。

参考文献

[1] 陈少艾. 社会治理效能是否能提升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 应用数学进展, 2021, 10(11): 3632-3639.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1.1011384
[2] 宋佳萌, 范会勇.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8): 1357-1370.
[3]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2): 82-102+207-208.
[4] 余鹏, 宿淑华, 李丽. 大学生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1): 43-44+42.
[5] 黄嘉文.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 社会, 2016, 36(2): 12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