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高质量发展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1]。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词之一。王喜成(2018)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是供给体系效率高、质量高和稳定性高 [2]。刘尚希等(2019)认为狭义的高质量发展包括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广义的高质量发展是多维度的，是以增长速度为基础，改善质量为重点，增进人民福利为根本的发展，其终级目标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3]。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现有研究成果普遍认同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是为适应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出现的 [4]。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民生活物资匮乏，尚不能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供给短缺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比发展的质量要重要的多。而在决胜“全面小康”的今天，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能力都已跻身世界前列，主要社会矛盾也已经由“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问题也就成为了当前更加突出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要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还需要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一概念入手，对其具体需求进行深刻的剖析。
“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其目标在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最终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5] [6]。“美好生活”看似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概念，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应是多维度、多层次和动态发展的。多维度是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应该是全面发展的需求，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维度；多层次指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当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也就催发出了更多精神层面的需求；动态发展则是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向前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当一种需求被得到满足，就会催生出新的需求，从而也反过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同时，人民的需求虽是多层次、多维度且不断变化的，总体上应该是包含了外在条件和内在精神两个层面，在目前转型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应同等关注于人民精神层面的内在需求。
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评价高质量发展时考虑到了精神层面的内在需求。何星亮(2017)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要由“以物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满足人民在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这三个方面的美好生活需求 [7]。齐卫平(2017)则提出要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8]。现有研究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维度的划分大多是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引导(欧进锋等，2020；王千，2020；任保平，2018) [9] [10] [11]。但现有高质量发展维度的划分或指标的设计上缺乏多元性和包容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聚焦于某行业或地区，或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不便于对不同地区、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评价。另外，现有文献对质量、效率、创新等维度关注较多，较少涉及有关人民幸福感的维度。因此本文考虑在现有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人民幸福度”这一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
2. “人民幸福度”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的引入及其指标设计
(一) “人民幸福度”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的引入
十九大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见人民幸福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十九大首次并列提出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这“三感”，意味着其将是衡量发展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幸福感和安全感来源于获得感，安全感给幸福感和获得感提供保障，幸福感是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最高表现形式。获得感和安全感的衡量较为客观。获得感基于现实利益的获得，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联结起来，这种现实利益包括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需求、经济和收入增长等经济发展需求、环境质量、资源消耗等环境需求以及文化和娱乐等公共文化需求；安全感是感知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前提，只有当人民相信现在获得的现实利益在未来也会获得时，才会感受到安全感。我国人民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一直高居全球前列，安全感得以体现。幸福感是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最高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最主观的个人感受，这种感受的评价需要基于调查问卷等来获取最直接的主观感受。
现有文献较多关注客观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些体现获得感的维度，对人民主观幸福感部分却鲜有提及，即使部分指标可以间接反映人民的主观感受，例如“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医生数”、“人均床位数”和“恩格尔系数”这几个可以间接反映人民获得感水平的指标，以及“居民文娱消费水平”、“基尼系数”、“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水平”、“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和“居民消费贡献率”这几个能间接反映人民幸福感和安全感水平的指标。但是，只有少数文献设计了能直接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主观感受的指标并纳入了反映人民主观感受的维度。例如，李金昌(2019)设计了“社会满意度指数”指标，并将其纳入社会和谐维度 [12]。赵顺招(2019)设计了“群众安全感提升率”指标并将其纳入质效提升维度 [13]。根据前述统计文献，尚未有文献划分出单独的“人民幸福度”维度，而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应同等关注发展的外部质效和内在精神需求。因此本文考虑在现有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人民幸福度”这一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
(二) “人民幸福度”维度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选择
本文搜集了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该项调查项目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12,582户家庭，可以全面系统地涵盖社会、家庭和个人各个层面的数据，是目前研究我国社会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源。采用因子分析法，以CGSS“主观幸福感”部分D40中的21项细分指标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原变量的矩阵构建，将其归结成几个方面来衡量幸福度，以避免主观赋权的随意性，增强指标设计的科学合理性。主要步骤是计算相关矩阵R，求得其特征根，根据其累计贡献率确定主因子，最后构建因子得分模型。表1是根据这21个问题进行的变量命名。
通过Stata软件对上述21个指标进行检验，得出KMO值为0.95，根据Kaiser (1974)给出的标准，该组变量很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在0.000水平上显著，也进一步说明了改组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接着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得出特征根大于0.01的公因子共三个，累计贡献率为57.48%，再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处理，得到旋转后因子载荷表表2。
Table 2. Factor loading table after rotation
表2. 旋转后因子载荷表
如表2所示，根据因子载荷，第一个公因子由舒适度、知足感、收入满意度、烦恼程度、健康感、家庭幸福感、振作能力、沟通难易度和环境满足感这九个指标组成，本文将其命名为生活幸福度。第二个公因子由友谊感、自我认同感、孤独感、幸运感、社会发展感知、吃亏感和成熟感这七个指标组成，本文将其命名为社交幸福度。第三个公因子由社会出路、坚强、勇气、积极性和意义感这五个指标组成，本文将其命名为心理幸福度。
Figure 1.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dimensions belonging to the final evaluation index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图1. 高质量发展末级评价指标所属维度出现频次统计
3. 基于已有文献的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构建及指标选择
(一) 数据来源和方法
本文以“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为主题，在CNKI网站上检索自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共43篇。剔除没有形成评价指标的文献，最终筛选出36篇文献。将文献中表述不同但实质相同的指标视作同一指标，统计这36篇文献中末级指标出现的频次和所属的维度。
(二) 基于末级评价指标所属维度出现频次形成八个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
图1是这36篇文献中末级指标出现频次及所属维度的统计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共享发展”、“效益效率”、“协调发展”、“结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开放发展”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八个维度，因此本文将这八个维度作为已有文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维度，与本文引入的“人民幸福度”维度一起构成高质量发展的九个评价维度。
(三) 一级评价指标设计
Table 3. Design of first-level evaluation index
表3. 一级评价指标设计
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导，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最终目标的新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既要满足人民对更高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外在生活环境的向往，也要充分考虑人民内在精神层面的需求。要界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应以人民为中心，同时以传统发展为对照，跳出传统的以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为目标的发展思维模式，要实现更高效、公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在对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的划分和指标的设计上也应该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以及总量指标与人均指标相结合。
人民幸福度评价维度的一级评价指标是通过CGSS“主观幸福感”部分D40中的21项细分指标为分析对象，对原变量进行矩阵构建，将其归结成几个方面来衡量幸福度。如前文所述，分别为生活幸福度、社交幸福度和心理幸福度。
绿色发展是以和谐、效率和可持续作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14]。许多学者就如何评价绿色发展成果设计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方应波(2021)基于文献计量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将这些文献中的指标归纳成了6个子群主题 [15]。其中，“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单位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量”、“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优良指数”、“单位产值水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污水处理率”和“政府环保投入水平”被划分为“绿色产出与绿色环境”子群主题，评价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脱钩程度；“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和“单位产值能耗”被划为“绿色驱动”子群主题，衡量的是经济环境双重维度中的效率问题。根据本文文献统计的末级评级指标对应的子群主题，本文将绿色发展评价维度的一级评价指标确定为“绿色产出与绿色环境”和“绿色驱动”。
“创新”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16]，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维度。现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等角度分别评价。本文延用已有的评价思路，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方面对“创新驱动”进行分解，采用“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比率”和“教育经费支出水平”等指标来评价创新投入程度，采用“万人专利授权量”、“万人专利申请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评价创新产出效率。
“共享”体现的是共产党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精神，是我国发展必须坚持的发展理念。共享既包括人人享有基础保障，也包括人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基于此，本文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人均医生数”、“人均床位数”等指标来评价共享发展的基础保障水平，同时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和“恩格尔系数”来评价共享发展的民生改善水平。
新时代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在经济层面，新时代高质量对外开放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即依托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降低贸易和投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夯实经济开放的格局 [17]。因此，本文在“开放发展”评价维度下分别设立“投资开放度”和“贸易开放度”一级评价指标，以“外资依存度”评价投资的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国际旅游活跃度”评价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贸易开放度。
高质量发展并非舍弃发展速度，而是要在保证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寻求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以较少的生产要素投入换取尽可能多且高质量的产出。这个过程既向生产要成果也要关心生产过程的成本效益，从而确保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来评价高质量发展效率；采用“人均GDP”、“单位产值能耗”和“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来评价高质量发展效益。
高质量发展区别于传统的以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经济运行既要提高经济活力也要保证经济运行的平稳性。经济活力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能力或者潜力，学者们通常从这种增长的过程和结果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如效率和速率 [18]，本文以“GDP增速”、“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消费水平”来衡量经济活力；宏观经济学中，经济稳定时劳动市场接近充分就业、物价指数温和爬升。因此本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经济波动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经济稳定程度。
供给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主线，经济结构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产业的经济贡献率有所差别，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率又尤为突出，因此，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结构改革有重要作用和价值；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虽然有所提升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我国随时面临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国投资需求的走弱风险，因此国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不可忽视；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农村消费的相对不足使得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逊色于城镇，因此，要优化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推动城镇化 [19]。综上，本文在“结构优化”评价维度下设立“产业拉动”、“消费拉动”、“市场拉动”三个一级评价指标以评价结构优化程度。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就是发展的质量不高 [20]。随着我国人口问题愈发严重，我国的劳动力相对优势也愈发微弱。因此，必须依托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将“人口劳动数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由此本文设立“产业协调”一级评价指标，并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产业协调程度；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意味着发展成果的分配不平衡，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这样的分配不平衡更需要得到解决，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本文设立“城乡协调”一级评价指标，以“城乡收入比”、“城乡消费比”和“城镇化率”来衡量城乡分配协调程度 [21]。
(四) 末级评价指标选择
本文整理出“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共享发展”、“效益效率”、“协调发展”、“结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开放发展”八个维度下出现的所有末级评价指标，在剔除只出现了1次的末级评价指标后将其纳入各自对应的评价维度，结果表4所示。
Table 4. Final evaluation index of each dimension
表4. 各维度末级评价指标
4. 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设计
本有通过对已有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进行文本分析和挖掘，筛选出已有研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二级评价指标及其所属维度，提炼出“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共享发展”、“开放发展”、“效益效率”、“经济运行效率”、“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8个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解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重新定义高质量发展内涵，创新性地引入了“人民幸福度”评价维度作为已有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的补充，形成了最终的9个高质量发展评价维度。
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法将“人民幸福度”评价维度下的二级评价指标归纳入“生活幸福度”、“社交幸福度”和“心理幸福度”3个一级评价指标，同时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参考和分析将另外8个评价维度中出现的二级评价指标归纳入“绿色产出与绿色环境”、“绿色驱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等17个一级评级指标，最后形成了如表5所示的包含9个评价维度、20个一级评价指标、78个二级评价指标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5.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5.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5. 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基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进行了进一步地深化理解。通过对前人已有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进行统计整理，加入了能够反映人民主观感受的“人民幸福度”维度，最终形成了包含人民幸福度、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共享发展、开放发展、效益效率、经济运行效率、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9个维度，20个一级指标，78个二级指标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在指标的选取上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以及总量指标与人均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同时考虑了前人对相关指标的普遍认可度。旨在建立起一个能够反映人民外在物质条件需求和内在精神层面需求的指标体系，使其能够适用于全国及不同省份的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和对比分析。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南省自科基金“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创新绩效会计评价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S2020JJMS XM03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