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身体作为最小的空间单位，不仅具象表征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场所，也是现代人内在情感和想象的场所。而正如身体现象学的代表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身体性的概念，即从肉身主体这样一种“身体性的存在”入手展开了对“空间性”的理解，认为世界是被感知的世界，也只有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外向观察才得以开始 [1] 换而言之，身体不仅承载着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痕迹，而且主动感受着这个世界，折射了身体的双重感受，揭示了人们更加真实的情感。石黑一雄有着精湛的叙事技巧和隐忍克制的语言驰名，在《长日留痕》中通过前往西南部的旅途，展开了史蒂芬斯长达六日的回忆。小说中不仅大量描绘了乡村田园的图景，而且反复提及掩藏在回忆中与身体息息相关的细节，如“手”，“身体”以及“感觉”“凝视”“衰老” [2] 等。开篇作者对于海斯协会的描述“the fact that the Hayes Society tended to be a rather secretive body” [2] 足以证明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具有充满空间性的身体观和情感空间观。
然而，国外评论家多以“叙事和双重文化展开研究；国内评论家更多将目光投向小说中创伤以及伦理主题研究，对文本中出现的空间观身体隐喻机制关注甚少。从知觉现象学来说，后现代文化中的身体不再是一个死物，而是一个主/客体的双重身份，即“‘看’和‘承受痛苦的’的东西” [1] 存在于这个世界。而情感地理学认为，身体是与情感联系最紧密的空间尺度 [3]。作者通过小说中多处关于身体的细节，通过从阈限理论和人类表演学的角度出发，深刻解析身体作为隐藏的空间场所展现的权利制衡以及人物所“承受”的情感真实。身体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一大利器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入“空间转向”的浪潮中。这一现象不仅展现了战后西方愈加虚幻的真实世界里，“人”是如何成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场所，并在物理空间和情感空间展现了人类内心的模拟性和矛盾性。因此，本文聚焦于情感与空间的互动，并通过“阈限人”的身份探索之旅，以期对小说的现有研究注入新的灵感。
2. “手”引发的身份焦虑
身体是研究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尺度，也是人类穿越空间和应对世界感官刺激的工具 [4]。小说中，石黑一雄在不同空间和情形下频繁刻画“手”，大致分为以下两种：其一，社会公共空间中具有生产性的身体实践，如法拉戴第一次与史蒂芬斯进行事务性会晤时的握手，老史蒂芬斯先生拖着沉重的托盘颤抖的双手。其二，亲密空间中具有移情功能的身体，如老史蒂芬斯先生逝世前看了好一阵的手，肯特小姐悲伤时注视着自己的手等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手”不仅是人们劳作时参与空间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表征；也是感知身体，触发和表达情感的流动性存在，揭示了“手”在象征空间里所表征的欲望和权利。
首先，手作为实体空间中参与社会生产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具象表征，构建了身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如在《长日留痕》中“在达林顿府那个显得异常空旷的书房——法拉戴先生第一次跟我握了手，不过，在那之前我们互相之间也已经算不上是陌生人了” [2]。“握手”这一人们日常建立社会关系的身体接触，看似无足轻重，但却是一段需要–被需要关系的开始。法拉戴作为史蒂芬斯管家的第二任雇主，在第一次事务性会晤时以“握手”这个动作建立了无法断开的社会关系，即“雇主–管家”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从此以后，管家史蒂芬斯需要通过身体实践，大多以“手”的使用料理达林顿府内日常大大小小的事务。列斐伏尔的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由人类的行动所生产的，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是身体，身体必须被认为既活跃于空间生产，也是空间生产的结果。因此，手作为情感的三角洲和生产生活的媒介，可以被视作为是“空间的起点”。文中集中描写了达林顿府内举行的两次非正式秘密会议。1923年举办的那场国际会议是因达林顿爵士对《凡尔赛条约》里许多对战败德国许多不公平、非公开公开条款的同情和义愤召开的，而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说服来自巴黎的外交大臣重新思考条约内容。职业管家史蒂芬斯的主要服务内容就是侍餐斟酒。“我穿梭于诸位宾客之间，托盘上摆着一个装满波尔图葡萄酒的酒壶。我刚为一位绅士斟了一杯……” [2] 面对濒临死亡，瘫痪在阁楼房里的父亲，他表现得冷漠决绝。史蒂芬斯，作为一个伟大的管家的尊严的捍卫者，坚持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在场工作，面对亲密关系时却冷漠决绝，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维特认为，身体是塑造空间的重要力量，声音和运动是身体塑造空间的关键方式 [5]。不难发现，史蒂芬斯这一双料理达林顿府大小事务的手看似是参与公共生产的工具。但通过这一身体运动，史蒂芬斯的身体在运动中已经创造了一个临时性的异质情感空间，并以履行一个伟大管家的尊严转移了他对父亲将死的焦虑，找回了他对社会关系的归属感。换句话说，史蒂芬斯通过身体实践完成了社会生产空间到重构情感空间的移情转换。
然而，异质性情感空间的雏型并没有解决管家与雇主这一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焦虑。段义孚认为“有了地方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才意识到空间的开放、自由和威胁” [6]。地方是人类在这个世界的锚固之物，人类在用这副躯体参与生产生活时，受到躯体的边界性和有限性影响，随之带来的是个体的身份焦虑。同样在小说《长日将尽》中，爵爷与老史蒂芬斯管家之间形成了雇佣者–生产者之间的身份焦虑，并可以从他的父亲老史蒂芬斯先生与前雇主爵爷面对“衰老的身体”引起的焦虑中探究。“他端着它们走进餐厅的时候，他那两只手抖得是在令人心惊。他迟早肯定会失手将托盘砸到某位夫人或是绅士的大腿上，就是时间问题罢了。”而后爵爷欲向史蒂芬斯说明卸任令尊工作时“他还会真的从书架上抽出某一卷，……漫步走回书房，表面上仍埋头于他拿在手里那卷大书当中” [2]。面对老史蒂芬斯的这具不再活跃且屡屡出现错误的身体，爵爷不忍宣布卸任的消息。通过手握住书这一动作，缓解老史蒂芬受到判决时爵爷内心的焦虑不安。爵爷因老管家生产力不足，对老管家产生了恻隐之心，却必须履行他作为社会生产者的责任，即选择一副有价值的强健的身体，替他料理事务以保有他的生产空间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从老史蒂芬斯先生将死前，长时间注视自己的“手背”这一身体实践，更是老史蒂芬斯的身体，作为主/客体双重身份 [1] 的思考和探索，体现了他个体的身份焦虑。在老史蒂芬斯先生逝世前“他有些谨慎地慢慢把胳膊从被单地下抽出来，疲惫地看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又继续看了自己的手背好一阵。然后缓缓地道‘真的希望我对你来说是个好父亲。’”“家父仍旧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对它们略有些恼怒似的” [2]。一方面，手作为客体，被老史蒂芬斯一生中所承接的事物所定义。老史蒂芬斯先生生病后，放下高傲的管家姿态，发现自己年事已高，双手早已不如年轻时有力，反思自己因双手不受控制而导致了一系列平时不可能犯下的错误，感到极致的无奈与焦虑。另一方面，“手”作为主体，形成了积极的反思之力。身体的反思之力“使得老史蒂芬斯意识到自己对儿子的漠然。父亲本欲将社会生产空间中品尝到的失败转向亲密空间中对儿子的情感，却发现自己已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了达林顿府，对儿子态度冷漠，使得将死时刻的老史蒂芬斯先生“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对它们略有些恼怒似的” [2]，产生了“自我排斥”的厌恶之情。老管家自由、流动的情感陷入“阈限空间”，即“非此非彼”的、过渡性，边缘的临界状态，此刻的老史蒂芬斯也是名副其实的阈限人，即“他们没有地位，财产，没有标识，没有世俗衣物(这些衣服体现着级别或身份)，在亲属体系中也没有他们的位置” [7]。而在阈限空间里，人类感受到十分真实的错位感和焦虑感，使得他们无法找寻到一个稳定且安全的空间，帮助他们获得人类所需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阈限空间里的人们将处于永恒的自我流放的过程中，并在极大程度上威胁到主体的身心健康，造成永久性的精神危机和焦虑。
3. “衰老的身体”构建的情感阈限空间
石黑一雄的小说常以“自欺性”回忆的叙述展开故事情节，通过一个个不可靠记忆来承载强烈情感的空间，传达他淡淡地念旧情绪。而这亦真亦假的“念旧时光”存在于现实和想象之间，也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阈限空间”。阈限空间理论首先是由阿诺德范杰内普提出，而维克多特纳重新提出这一观点以阐明“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称为‘旧有形式’)，或二者兼有中‘分离出去’的行为。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阈限’时期里，仪式主体[被称作“通过者”(passenger)]的特征并不清晰；他从本族文化中的一个领域内通过，而这一领域不具有(或几乎不具有)以前的状况(或未来的状况)的特点的分离阶段” [7]。
石黑一雄曾在访谈中表示：“我感兴趣的正是那种念旧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时我觉得理想主义于心智恰如念旧情结于情感，因为它本质上是在描绘一个更完美的世界。不过当然和理想主义一样，念旧既引向积极的一面也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行为” [8]。而念旧这一主题在《长日留痕》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身体作为情感发生最紧密的空间尺度 [3]，使得情感在身体的协助下具象化成空间，有助于探究史蒂芬斯“自欺性”回忆下真实的情感体验。
首先，这样“自我欺骗”式情感体现在史蒂芬斯拒绝承认老父亲“衰老”的事实上，并且试图在情感之上构建出一个“阈限空间”存放他的不安与焦虑。文中多次关于“old”“past”的字眼，史蒂芬斯在爵爷和肯特小姐讨论“家父年事过高不该承担过多职责”时，完全沉溺于家父的“辉煌过去”，欲回避因“衰老”导致家父错误连连的现实；先是因管家肯特小姐对副管家家父的“称呼”的不满，后与肯特小姐发生争执的“簸箕”事件，史蒂芬斯看到放在门廊上的簸箕时称“那是个虽说微不足道，但却令人恼火的疏失” [2]。但他回忆起这个簸箕正是家父擦拭地板时留下的，便改口“就提醒自己，这种小小不言的疏忽是每个人都难免偶尔会出现的，于是我的恼怒马上就转到了肯顿小姐头上，怪她居然如此毫无道理地小题大做”。由此可以看出面对家父“错误连连”的身体实践，史蒂芬斯频频袒护的行为，甚至做出言语怪罪、攻击等一系列故意激怒肯特小姐的行为，在无形中受到压迫的情感表达中，将自己偏袒父亲的行为经转移、重构成了向肯特小姐“泄愤”的情感空间。一方面解释了史蒂芬斯长久以来沉浸在过去家父的辉煌岁月的念旧空间中，对父亲充满敬佩之情。对史蒂芬斯来说，阈限空间是他寄存情感、逃避现实的安全空间。肯特小姐对老史蒂芬斯过失的指正威胁到了史蒂芬斯情感空间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史蒂芬斯通过防御和抵制宣泄因家父“衰老”导致权利倾斜的强烈情绪，体现了人类情感的含混性。另一方面，因父亲的一生奉献于达林顿府，通过服务和劳动证明了自己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竟然因“衰老”这件本不构成威胁的小事遭到社会空间中权利的压迫，体现了情感欲冲破身体边界的欲望。史蒂芬斯对此强烈的无力感也使得他在察觉自己在犯下和父亲类似时差池时，用同样“这种错误微不足道” [2] 的内心独白欺骗、安慰自己。不难看出，史蒂芬斯先生通过社会空间中的身体实践获得了社会属性的主体身份；也因身体的有限性在践行社会过程中犯下的过失而焦虑不安，建立了“自欺性”情感“阈限空间”，以获得内心的安全性和归属感。同时，史蒂芬斯情感的矛盾也揭示了他因不愿承认身体具有有限性的情感诉求，造成了他永远游离在现实与内心真实情感的冲突与焦虑中。
这样“自欺欺人”的行为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不断否认处处可循的怀旧情绪上。首先，史蒂芬斯先生的社会关系却主要围绕着“须服务于门庭显赫” [2] 的达林顿府展开；事实上，他长达六日的旅途的目的便是邀请他的旧相识肯顿小姐重返府邸；在与客人对话以及旅途过程中，总是会注意“一排排可爱的旧圆木门脸儿的住房”，“穿了件已经很旧了的花呢夹克”，“富丽堂皇的英式旧宅”；其二、他对于自己的穿着打扮也十分考究，反复斟酌旅途带上哪几套“顶级的礼服正装” [2]，而这些都是来自爵爷在世时的赠予；以至于他开去西南部的也是法拉戴先生的“古董车”。从上述方面足以证明他虽然口头抵制过于守旧的观念，却无时不刻依赖着旧事物、生活在自我创造的情感“念旧空间”中 [2]。
4. 阈限的身体——“我”社会表演和矛盾
虽然肯特小姐在史蒂芬斯先生生命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但爵爷作为他交付一生奉献的“世界的轴心” [2]，在史蒂芬斯先生心中却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秉持着“我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的信念，一直在配合雇主的秉性，先是毫无立场地附和爵爷所有的决定，包括错误的决定；对第二任雇主——来自美国的法拉戴先生“揶揄打趣”的习惯处处模仿配合，力争“找到一个适当的通道来将他的成就发挥出来” [2] 完成他伟大管家的理想。史蒂芬斯管家与其说是一位鞠躬尽瘁的理想主义者，似乎将他归于用身体践行世界的“表演家”更加贴切。维克多特纳曾在《表演人类学》中表示，表演行为是一种持续的动态过程，是人们通过思考和组织日常生活来明个体与群体价值的途径。而这恰恰也说明了史蒂芬斯常常学习、提高自己的各种技能的理由，即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就算到故事的结尾，看到一帮陌生人开心地攀谈，史蒂芬斯先生也不忘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氛围与在社会公共场合普遍适用的“揶揄打趣”的本领联系起来，并且督促自己“该重新开始更加努力地加以练习” [2]。由此看出，史蒂芬斯似乎把“揶揄打趣”看作是一种融入社会关系的表演行为。而这一无疑体现了“他作为阈限的实体(门槛处的人)既不在这里也不在哪里，却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 [7]。
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提出“身体技术”的概念，认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训练获得为社会所承认的各种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 [9]。史蒂芬斯通过看《感伤的罗曼司》以获得作为贵族“伟大管家”应有的专业语言掌握，并且为了配合来自美国的法拉戴先生喜好“揶揄打趣”的习惯，努力通过收听的一个针对读者来信提出各类话题探讨的幽默评论型节目《每周两次或更多》获取经验，更不忘平日多加实操演练，“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演练方案，我争取每天至少实际操练一次；只要一有空闲，我就尝试以当时所处的即时环境为素材，构想出三句俏皮话来” [2]。由此可以看出，史蒂芬斯身为旧时代贵族管家这样一个特殊职业，即在公共事务–接待外宾和料理爵爷的私人事务，并非贵族但举止涵养形同贵族的职业。社会生产空间中管家的特殊性质，也使他成为“阈限人”以边缘的“他者”身份，努力确定他在原来社会生产空间中固有的位置，却注定一生将沦落为主人的影子和隐形人。通过身体训练和表演，机械地谦卑地习得这个社会所期待他获得的技能。因此，他所怀抱的“理想主义”不免处处碰壁，逐渐走向了异化。史蒂芬斯之前与陌生人走心的对话更是展露了他内心的矛盾，冲击了主体的价值，并导致了他所建立起的“情感空间”又一度沦落至最初具有自欺性质的永恒的阈限空间。
显然，史蒂芬斯满怀抱负、欲成为一名“伟大的管家”的理想与社会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体现身体实践的场所——达林顿府，必定是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运作所规训和塑造的空间，而这正是作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自述史蒂芬斯这个人物形象时，带给读者的第一感受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管家”而是“生存体验者”或是社会“表演者”的原因。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下的身体既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也被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运作所规训和塑造 [10]。正是如此，一代“伟大的管家”将奉献爵爷视为他一生的理想，也使得他游走在社会生产空间和理想中的念旧空间中，甚至沦为“生产的机器”，一步步走向禁闭和毁灭。
5. 结语
为了坚守帝国主义制度里的“理想主义”，以史蒂芬斯为代表的旧时代理想主义者不惜以自我规训，自我疏离的方式，永远受困于非此非彼的“阈限空间”，最终走向异化。福柯所谓的“历史摧毁了身体，身体总是卷入政治领域之中” [10] 令人反思道，史蒂芬斯这样的人物面对二战后支离破碎、愈加虚幻的真实世界，到底是深受帝国权力幻象其害的又一台“受规训的机器”还是一个永远受困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理想主义者”。史蒂芬斯管家通过自欺性的回忆的方式以追寻自己的“英国性”身份，度过他困窘不安的余生的例子正如石黑一雄在访谈中提到那样，“我们趋向于随大流而无法跳出自己的小天地看事情，因此我们常受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命运往往就是这样。”而作者似乎也在通过史蒂芬斯这样一个具有极其夸张的责任感的管家身份以《长日留痕》中隐忍克制的语言淡淡道出，虽然史蒂芬斯这类人总是可悲且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只要做自己的那一点小事情，希望能够派上用场” [9]，但生活在危机四伏的后资本主义焦虑之下，唤起“美好却带有自欺性”的回忆恰恰来源于人类保护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即对生活的最真切的激情与热爱；也是作者以双重身份对同处于情感“阈限空间”的“边缘人”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