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传递审计信息的主要载体，我国审计报告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自由模式过渡到标准化模式，再到目前的国际趋同，审计报告的结构和用词逐步规范。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传统的审计报告模式作为载体所传递的价值信息逐渐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其弊端也慢慢暴露在大众视线。从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前茅的美国安然公司轰然倒地、“银广夏陷阱”事件的曝光、通过财务造假掩盖巨额损失的奥林巴斯公司到近期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审计失败案例，使社会各界产生了对所具有的报告的信息含量、使用价值以及决策有用性的思考和质疑。
由此，2015年1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最先修订并发布了一系列新的审计报告准则。2016年12月，中国为了保持与国际审计准则接轨，财政部发布了审计报告新准则，规定该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首先在我国A + H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上市公司均已实施该准则(即所有上市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中已含有关键审计事项)。新准则实施后，审计报告各利益相关者对于其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目标、切实提高审计质量表示高度关注，许多学者也对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实务价值和信息含量价值进行了专业研究。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新准则以审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提升审计报告信息价值含量，强化审计人员审计工作执行的透明度，以期对传统报告模式的局限性问题进行改革，提高审计质量，缩小审计期望差距。新准则实施后，审计报告各利益相关者对于其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目标、切实提高审计质量表示高度关注，许多学者也对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实务价值和信息含量价值进行了专业研究。
谭丽娜(2009)运用逻辑回归模型，发现审计新准则的实施有效降低了CPA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 [1]。根据新准则实行前后的不同情况，繆瑾秋(2010)运用Jones模型以及逻辑回归模型检验了审计新准则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显示，审计报告新准则实行后，审计质量显著提高 [2]。此外，肖楠(2013)基于审计风险角度，研究了审计新准则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准则的实施能够显著减少会计师事务所的惩罚概率和审计风险 [3]。张继勋等人(2016)研究了审计报告改革对管理层和审计人员关系的影响，即管理层就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人员沟通意愿的影响；发现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的审计报告新准则能够加强管理层和审计人员的沟通意愿 [4]。Reid等人(2015)利用英国当年的监管变化，发现英国报告制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有关，这得益于绝对异常应计项目的大幅减少，以及满足或超出分析师预测的倾向 [5]。Gutierrez等人(2018)针对审计报告新准则，研究了其是否与审计师报告的决策有用性增加有关，以及其是否会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产生间接影响 [6]。
目前，大多数审计报告改革的研究证据基于实验环境，学者能够从证券市场获得的经验数据很少，并且以英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为主。因此，审计报告新准则在我国本土的实施情况有待学者研究。
首先，对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中国，这一情况似乎与此不同。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以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了事务所规模及其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事务所规模和其组织形式 [7]。虽然，蔡春等人(2005)根据上海市制造业的经验数据，研究显示，非前十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高于前十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 [8]；对此，刘峰等人(2009)提出相反意见，他们研究发现，国际四大向被审计单位收取高额审计费用的同时，并没有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9]。
冉明东和徐耀珍(2017)在研究中兼顾了我国和国际审计报告改革的重要变化，参照FRC的报告模式并且依据新审计报告的布局，从多个角度分析新审计报告的特征差异 [10]。杨明增等人(2018)首次基于国内数据检验了新准则的实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新准则的颁布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以及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显著，从而获得更高的审计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披露程度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11]。
随着审计报告改革的推进，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否能够提供决策有用的增量信息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研究领域展开专项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其研究的内容主要为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
张革(2012)以审计报告的模式变更和语言表达为切入点，认为CPA和管理层进行“关键审计事项”的沟通并披露财务决策过程中认定的关键领域，有助于实现两者的信息共享；此外，由于报告使用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个体化差异，审计报告模式变更的实施效果也会有所不同 [12]。
Sirois、Bédard和Bera (2018)以会计系研究生为实验对象，检验了对审计人员风险披露、对用户浏览年报方式以及财务报表信息影响；研究发现，增加的披露信息会对参与者的信息搜索影响显著，并且使得用户对财务报告披露的关注度增加 [13]。然而，Christensen等人(2014)以毕业于非商学院的投资者为实验对象，研究了类似CAMS的语段在投资者对企业评估时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到了类似CAMS语段的审计报告中有披露重大估计不确定的投资者更倾向停止对该公司的投资；侧面说明了用户很关注审计报告中的附加信息 [14]。
Prasad和Chand (2017)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分别评估审计报告变更对审计质量、审计费用以及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影响，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报告信息价值和审计工作透明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是随着审计报告模式变更的阶段化成熟，关键审计事项会出现标准的模板化，使得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降低 [15]。
鄢翔等人(2018)以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发布的前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师外溢效应角度，研究了关键审计事项实施对审计人员行为和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新准则发布后，由于共同审计师事务所的外溢效应，与A + H股公司存在共享审计师现象的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发生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审计师外溢效应的显著性与企业性质、制度坏境、分析师跟踪人数、业务复杂程度有关 [16]。
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阚京华和曹淑颖(2018)从会计师事务所特征、注册会计师个人特征、公司特征三个角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事务所行业专长、注册会计师性别、注册会计师执业经验、被审单位的财务特征都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程度 [17]。
陈丽红等人(2019)提出，关键审计事项作为外生事件，可以基于PSM + DID模型，从企业盈余价值相关性视角，研究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决策有用的增量风险信息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比未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公司，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后的A + H股公司，其盈余价值的相关性发生显著下降，说明关键审计事项通过提供增量风险信息，吸引了投资者关注，同时增强了投资者感知的盈余不确定性，起到了降低投资者在决策中对盈余价值依赖性的作用 [18]。
2.2. 事务所层面对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倾向性的假设
根据“声誉理论”，为了减弱职业声誉受损对长远利益带来的影响，大部分会计师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会更倾向于选择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确保不丢失相关准租金；该现象在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中更为凸显，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般不会选择冒声誉受损的险，并且为了维护和提升声誉，更倾向于为大众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这次我国审计报告新准则的颁布，对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工作程序等都进行了相应修改，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需要更加保持真实独立性和谨慎性，运用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执业经验判断，最终确定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即关键审计事项，这也会更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可信度会相对较高。以国际四大为例，在审计行业对于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所具备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及学历背景等认可度更高，认为其在审计程序执行的过程中所投入的审计资源会更优良，因此信息可信度更高；而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披露要求可借鉴信息传递理论依据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体现这一事项被认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由、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程序中的专业应对措施和职业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审计报告使用者显示一种积极的信号。这一信号通过缓解由于代理现象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起到了降低审计期望差距的作用；这也体现了审计报告新准则的实施目的。
综合以上阐述，依据“声誉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段。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根据“行为科学理论”，当一个人受到内在自身需求和外部条件的双重刺激下会产生某一动机，在该动机的驱使下影响自己的行为，使得结果达到预期目标。在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认定关键审计事项并发表相关审计意见会受到内在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刺激。从内在需求角度考虑，无论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还是国内本土会计师师事务所，对于“经济人”与“道德人”存在同样的考量，即获取审计费用为主的物质利益的动机和实现社会价值的动机。从外部环境角度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了市场因素即审计市场的供求关系。尹朕(2009)认为根据我国当前现实条件，审计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竞争较为激烈，属于明显的买方市场 [19]。因此，区别于国际四大的垄断地位，国内本土会计师师事务所竞争压力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审计主体的行为选择。当审计市场的客户资源处于有限状态下，如何获得审计业务，取得较多的审计费用，进而提高营业收入和市场地位，是国内本土会计师师事务所生存和发展的重点。面对审计报告新准则的实行，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为了审计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地位，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会倾向于通过关键审计事项的确定和披露过程，提高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使用价值以及决策有用性，使得委托人对企业生产经营有了更全面的掌握；这也有利于和客户建立更为稳固的业务关系，同时提高了社会各界对自身事务所了解和认可。
其次，从审计报告新准则的具体要求出发，准则CSA1504对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段描述做出了要求，除了基于本期财务报表进行的相关描述(即“事项描述”段)外，审计人员还需要对“如何应对”和具体审计过程进行详细具体的描写(即“审计应对”段)。由于准则的如上要求，李小娟和翟路萍(2017)认为，其会使得审计机构的审计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这会导致一旦事务所在审计业务上涉及了审计诉讼，其很难在相关的审计程序、审计取证以及审计判断等方面取得有利于自身权益的证据。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更倾向于披露较少的关键审计事项，避免具体审计过程高度化的暴露，更有利于维护事务所自身的权益 [20]。
审计报告新准则虽然区别于过去传统的审计报告模式，通过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等措施，理论上能够为审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为有用的决策信息，但是杨华领等人(2019)研究发现，改体制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最终确认的关键审计事项个数和披露内容相似性更高。以2017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审计报告资料为例，国际四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基本相同，每个被审计单位大约2.2个；披露内容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金融业的并购分为确认、发放贷款项目减值情况以及金融工具的估值确认 [21]。可以看出，国际四大对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模板化相似，这也导致了注册会计师最终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存在雷同问题；而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所出现相互模仿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更加能够反映出被审计单位审计报告披露的个性化。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竞争性假设1：
H1a：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段。
H1b：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段。
2.3. 公司财务层面对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的假设
根据审计判断的定义，审计人员作为审计判断的主体需要以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判断基础，在审计过程中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识别、比较、选择对审计事项和自身行为进行判断，并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张继勋(2002)依据注册会计师判断的逻辑性，将审计判断分为逻辑审计判断和自觉审计判断。逻辑审计判断说明，审计人员首先会根据各种方式收集获得的被审计单位资料，遵循相应的规则逻辑，运用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演绎、归纳等方法做出判断。直觉审计判断则主要依靠审计人员的已有的经验，存在经验性和主观性。审计判断最终会在审计报告上以审计意见、关键审计事项等形式表现出来 [22]。吴联生和谭力(2005)提出审计意见作为审计人员审计判断的集中体现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为基础，并且财务状况由多个方面的特征构成 [23]。Lennox (2000)经过相关研究得出提出，一些重要财务指标会影响审计判断，主要包括公司业绩(即盈利能力用ROA表示)、财务杠杆(即偿债能力用LEV表示)和现金流量(用CF表示) [24]。
被审计单位作为接受审计主体对象，注册会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审计判定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公司特征的影响。首先，当被审计单位具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时，企业各层会更加自觉地遵守相关规定和准则，例如，虽然关于资产减值的事项描述在关键审计事项段被提及的概率较高，但是在公司相关内控和治理得当的前提下，注册会计师会相应地减少与治理层在该方面的沟通，从而间接减少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其次，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是公司特征的重要体现。阚京华和曹淑颖(2018)提出，如果被审计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重要财务指标处于稳定或上扬的状态，则表明该公司本期经营稳定，注册会计师基于此进行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也会相应减少 [17]。换言之，注册会计师会依据公司财务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合理决策，不同的被审计单位和行业由于财务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导致其最终被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个数存在差异。
对被审计单位财务特征进行具体描述，通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表明该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较弱，同时也侧面反映了企业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较弱；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较低，表明该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弱，经营业绩不良，成长的上升空间受到限制；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较低，表明该企业，业务扩张能力较弱，产品的市场需求不大，缺乏成长能力；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较小，表明该企业现金流不足，偿还其短期债务能力减弱，容易产生商业信用等问题。以上三种情况的产生都会导致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使得潜在的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增加，当期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加；根据审计模型，审计风险 = 重大错报风险*检查发现，重大错报风险是注册会计师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本文分别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现金流能力四个维度对公司财务特征进行了衡量；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公司财务特征对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显著。
H3：偿债能力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呈现负相关性。
H4：盈利能力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呈现负相关性。
H5：成长能力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呈现负相关性。
H6：现金流能力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呈现负相关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发布的审计报告新准则规定，对于所有股票在沪深交易所交易的上市公司，其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应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本批准则。本文选取了2016年~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如下处理：1) 剔除ST以及*ST、金融业、2016年未上市或2018年已退市的公司，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2) 删除模型中存在变量数据不完整的观测值；3) 根据相关规定，“除非在法律法规中另有规定，当对财务报表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时，CPA不得在审计报告中包含关键审计事项”，因此需要删除在2017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公司；4) 根据筛选出的公司，对应得到2017年度审计报告关键审计事项段的详细数据。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最终剩余264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本文样本的公司基本情况和财务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财务数据库，事务所信息需要通过查阅中注协获得，关于内部控制相关数据来自DIB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中，关键审计事项段的详细数据是不能直接得到的，需要通过巨潮资讯网下载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然后手工收集并汇总。
3.2. 变量设计
3.2.1. 被解释变量
通过数据收集和整理，最终得到的264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中，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在关键审计事项段披露的数量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衡量各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段披露的详细程度时，采用2017年关键审计事项段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符号变量为Kam_Unit。
3.2.2. 解释变量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程度受到多方面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和公司财务层面对其披露详细程度的影响。
在会计师事务所层面，本文主要考虑审计机构的差异性对关键审计事项段披露的影响。因此，根据该上市公司的审计单位是否为国际四大构造了虚拟变量，若审计机构为四大，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在公司财务层面，本文主要考虑公司财务状况的差异性对关键审计事项段披露的影响，并从四个维度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其一，偿债能力用公司该年度的财务风险用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为期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符号变量为Lev；其二，盈利能力用总资产报酬率衡量，为净利润除以期初期末总资产平均总额，符号变量为Roa；其三，成长能力用主营业务增长率衡量，为本期和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除以本期主营业务收入额，符号变量为Growth；其四，现金流量发生方式分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筹资活动，本文主要考虑了经营活动现金能力的影响，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总资产，符号变量为Cf。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在控制变量选取时，主要借鉴了阚京华、曹淑颖(2018)等已有的文献研究。在考虑了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和公司财务层面的影响外，本文还引入了多个控制变量。
其一，审计费用以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形式表示；其二，被审计单位规模以被审计单位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形式表示；其三，审计任期为审计机构对被审计单位截止到2017年的审计时长，审计任期越长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影响程度越大，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计报告在披露过程中出现漏报或错报的可能性；其四，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为前10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数合计除以总股数；其五，内控指数主要依据林斌等人(2014)相关研究，全面地衡量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内控水平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25]；其六，被审计单位在该年度是否发生亏损情况，若本期净利润大于0，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最后，按照证监会公布的2012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制造业分到二级)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行业划分，作为行业固定效应的依据。具体的变量名称、符号及定义见表1。
Table 1. Table of names, symbols and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名称、符号及定义表
3.3. 模型设计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程度受到多方面影响，本文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和公司财务层面对其披露详细程度的影响。本文以关键审计事项段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数量作为各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段披露详细程度的衡量指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1)
4. 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了2016年~201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剔除ST以及*ST、金融业、2016年未上市或2018年已退市的公司、以及模型中存在变量数据不完整的观测值等操作后，本文最终剩余264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用STATA软件对模型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ll samples of research variables
表2. 研究变量全体样本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程度(Kam_Unit)的均值为2.084，标准差为0.655，最少披露个数为1个，最多披露个数为6个，说明不同被审计单位之间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出发，按是否属于国际四大(Big4)划分所得到的均值为0.0585347，可以看出在所有公司年度观测值中以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机构的被审计单位较少，这可能和四大高昂的审计费用有关。从公司财务层面出发，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值为0.4136055，标准差为0.1954844，最小值为0.062305，最大值为0.864392；一般认为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适宜水平为40%~60%，上表表明存在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或过低现象，侧面体现了被审计单位是负债水平和风险程度需要注册会计师重点关注。总资产报酬率的平均值为0.0481786，标准差为0.0481523，最小值为−0.115778，最大值为0.20956；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衡量一个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一般来说越高越好，但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会存在较大区别，因此后续在回归的过程中本文进行了行业固定。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的平均值为0.280997，标准差为0.4688591，最小值为−0.498437，最大值为3.080626；通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可以看出一个企业的成长能力，较低或为负的增长率体现了该企业市场需求弱，业务扩张能力差，需要注册会计师重点关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的平均值为0.0377063，标准差为0.0662465，最小值为−0.161386，最大值为0.2192383；标准差较小，被审计单位为展开正常业务而引起的现金流量差别较小，但是对于个别为负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该企业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需要注册会计师引起关注。
4.2. 相关性分析
Table 3. Tabl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variable
表3.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注：上表***、**、*分别代表在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3是模型各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其中审计费用(Audit_Fee)和被审计单位规模(Audit_Asset)的相关系数较大，为0.7682，除此之外，其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由于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受到被审计单位规模的影响，可以解释表中两者相关系数偏大的原因。除上述相关系数，其他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说明各变量间未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3.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对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后的结果。在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审计机构的差异性即该上市公司的审计单位是否为国际四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程度的回归系数是−0.1383385，Big4与Kam_Unit呈负相关，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国内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段，假设1b得到验证且结果显著。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ey audit matters
表4. 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注：上表***、**、*分别代表在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在公司财务层面，被审计单位的偿债能力(Lev)的回归系数是0.0891033，Lev与Kam_Unit呈正相关，说明Lev越大，被审计单位的偿债能力越差，财务风险增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越多，假设3得到验证但结果不显著。被审计单位的盈利能力(Roa)的回归系数是−0.774596，Roa与Kam_Unit呈负相关，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Roa越大，被审计单位的盈利能力越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越少，假设4得到验证且结果显著。被审计单位的成长能力(Growth)的回归系数是−0.0857868，Growth与Kam_Unit呈负相关，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Growth越大，被审计单位的成长能力越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越少，假设5得到验证且结果显著。被审计单位的现金流能力(Cf)的回归系数是−0.6170646，Cf与Kam_Unit呈负相关，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Cf越大，被审计单位的现金流能力越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越少，假设6得到验证且结果显著。
综上可知，公司财务层面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以及现金流能力都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呈现负相关性；从整体看，公司财务特征对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2648家上市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判断决策的影响因素，分别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和被审计单位财务特征层面设计解释变量，将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详细程度，即关键审计事项个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造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相关实证研究。
具体研究结果为：1) 在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审计机构的差异性，即该上市公司的审计单位是否为国际四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程度呈负相关且结果显著；表明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国内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段。2) 公司财务层面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以及现金流能力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详细程度呈现负相关性；总体来讲，公司财务特征对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影响显著。因此，CPA在执行审计过程中，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相应的披露决策时，需要有重点地考虑被审计单位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以及现金流能力以上四个维度财务特征，提高审计执行效率，进而提高审计报告信息含量，有效降低审计期望差距。
基于实证结果，本文对审计报告新准则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供以下决策性的政策建议：
1) 新准则的实施重点在于关键审计事项，以审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提升审计报告信息价值含量，强化审计人员审计工作执行的透明度，以期对传统报告模式的局限性问题进行改革，提高审计质量，缩小审计期望差距。但是，在审计市场存在强制性地向国际四大倾斜的情况下，国际四大并没有发挥出行业领导作用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并且没有体现审计报告新准则的实施目的。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内容相似性较高有关，即存在模板化相似问题。对此，相关监管部门应该提高重视，可以通过加大包括国际四大在内的所有审计师的法律风险，进一步从根本上保证审计报告新准则的实施进程，切实提高审计人员的审计服务质量。
2)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需要注意个体独特性。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审计报告中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不是定性的信息，会因行业和公司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CPA在认定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应更加注重公司和行业的个性化差异，这也有助于增加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在审计过程中，CPA有重点地考虑被审计单位以上四个维度财务特征，可以提高审计执行效率，进而提高审计报告信息含量，有效降低审计期望差距。
3) 准则CSA1504对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段描述做出了要求，除了基于本期财务报表进行的相关描述(即“事项描述”段)外，审计人员还需要对“如何应对”和具体审计过程进行详细具体的描写(即“审计应对”段)。但是，在手工收集关键审计事项详细数据的过程中，个别审计报告存在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描述不规范现象，如，没有将“事项描述”段和“审计应对”段一一对应，减值类事项笼统混写等问题。因此，注册会计师协会应该尽快制定指南，加强对CPA在该方面的培训，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