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基层切口，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改善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目前学界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实现研究多集中于逻辑建设、实现路径和生成机制，对于居民个体的主观性研究较少。因此，考察中国城乡社区居民的主观性条件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CGSS2018年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幸福感对其社区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影响。通过数据可以看到，社会信任和社会幸福感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grass-roots inc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is an important basi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ystem. At present,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ostly focus on the logic construction, realiza-tion path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re are few subjective researches on individual resi-dents. Therefore, examining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resi-dent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Using CGSS2018 data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ense of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happiness on their communities’ real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data that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happines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次文件是首次在中央提出“治理共同体”的概念，为打破原子化社会，实现新的社会团结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社区作为国家治理“最后一公里”，也是整个社会的基石，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从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着手。党中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日益看重基层社区建设，社区建设好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才有了基础的保障，社会才会更加的稳定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习总书记多次提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究促进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激发社区治理能力，对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研究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多集中在逻辑建设、实现路径和生成机制方面。陈秀红以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从“政治势能”入手，从而形成一个结构化社区治理共同体网络 [1]。竭红云则是认为可以从社会组织之间协调配合，通过协作共赢的角度来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 [2]。周红云则是从互联网角度出发，认为可以利用互联网搭建平台促共享，治理资源可以从碎片化转向一体化 [3]。曹海军、鲍操则认为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要加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政治引领和组织引领的作用 [4]。孙萍认为外国社区和我们不同，我们主要是依靠人口规模和地域规模形成，划分的区域主要是为了便于统一管理，而国外是社区屈居自己形成在一起交往而形成的社区，是属于交往型社区，而我们是属于地域型社区。所以我们从地域上结合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难度较大，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5]。吴子靖、顾爱华的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由于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正面临着一些苦难，比如我国社区居民的社会政治参与效率低下，是因为当前我国社会存在公共精神缺位的现象，在社区制度方面也缺少一些规范使得社区居民的理性沟通较少，社会组织搭建的社区网络又存在不规范，所以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存在问题，提升社区居民合作一次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6]。江小莉、王凌宇、许安心等人则认为制度环境、治理能力和成员理性这三个元素，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个主体与动力逻辑，利用党建推进技术和微治理，来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7]。
综上，学术界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主体多集中于逻辑建设、实现路径和生成机制等三个方面，且大多是采用质性方法和案例分析进行研究。本文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概念界定为通过社区参与来是现实社会治理共同体，良好的参与可以提升社区社会资本，进而有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因此本文通过2018年的CGS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社会信任、社会公平和社会幸福感对参与型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影响作用。
3. 研究假设与变量说明
3.1. 研究假设
由上文研究综述可知，大多数学者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多集中于逻辑建设、实现路径和生成机制，关注大多是政治、制度和平台搭建等客观因素进行研究。而本文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可知，通过参与来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参与的提升可以通过社区社会资本实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区信任会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有影响。
假设2：社区幸福感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有影响。
3.2. 变量及其操作化
研究数据来自CGSS2018的调查数据，该系列问卷始于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和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调查内容涵盖了社会、家庭与个人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
1) 因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由上文的概念界定可知，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社区参与，因此，可以对应问卷中A44“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来检验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2) 自变量。自变量是本文的解释变量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幸福感。
社会信任感对应问卷A33，“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选项包括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别赋值 = 1、2、3、4、5。
社会幸福感对应问卷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包括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分别赋值 = 1、2、3、4、5。
3) 控制变量。本文将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面貌、收入状况、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因为他们都可能对治理共同体的实现有影响。
4. 实证分析
针对基准模型当中的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本文共选取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面貌、收入状况和婚姻状况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description of control variables
表1. 控制变量基本情况描述
根据上文的相关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回归分析社区信任、社区公平和社区幸福感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模型一为基准模型，仅体现控制变量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模型2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了社区信任，体现社区信任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模型3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信任和社会幸福感，体现社会信任和社会幸福感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Regression model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表2.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回归模型
注：显著度：***p < 0.01，**p < 0.05，*p < 0.1。
见表2，模型1当中的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面貌、收入状况和和婚姻状况都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女性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程度一般会比男性高。年龄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的社区居民会更加的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打造和谐小区。教育年限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社区居民，对于和谐社区的建设越有自己的要求，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政治面貌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因为党员身份是国家动员的重要方面。收入状况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收入越高的群体对于生活品质越高。婚姻状况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影响，可能是情感关系越稳定，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社会事务。
模型2和模型3可知。大多数的控制变量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社区信任和社区幸福感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模型2和模型3当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是信任程度越高的居民和社会幸福感越高的居民，更加愿意的去社区活动，因此有利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
综上所述，假设1和假设2都成立。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文实证研究可知，总体而言社会信任和社会幸福感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都具有正向的积极的作用。社会居民可以通过良好的社会主观感，来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来创建和谐的社区建设。提升社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信任度，有利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现，同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可以反作用于社区居民的社会信任和社区居民的社会幸福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一是我们可以培育良好的制度，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二是要积累社会资本的存量，提升社区居民的信任感和和幸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