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连续接触两种不同的文化群体所带来的文化心理变化(史佳鑫等，2014)。近年来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学生选择到内地高校求学，他们从较偏远的西部地区到东部较发达城市、从自己熟悉的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成员群体中进入以汉文化为主流、汉族人居多的领域之后，不得不面对文化适应的考验。由于少数民族生活环境、民族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他们面临着许多挑战，甚至会面临适应困难，比如交友困难(许钧等，2010)。这种文化适应困难不仅容易带来心理压力，导致心理问题，而且容易引发两个群体间的误解与冲突。
国内针对群际关系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维族大学生认为汉族与维吾尔族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信仰方面容易产生误解(李硕豪，柔则麦提，2013)。为避免误会，维族学生一般不主动接触汉族学生(李硕豪，柔则麦提，2013)。这种行为导致维族学生的交往范围减小，课外活动时间多与本民族学生共享，产生小群体现象。一项对天津高校新疆维族大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的调查发现多数维族学生主要交流对象是本族学生，部分同学感到交友困难(许钧等，2010)。一项针对西安市维族大学生适应状况的调查发现维族大学生不适应的深层原因主要有语言、刻板印象及社会文化偏见、主体民族的接受程度这四个方面(尉少宣，2009)。
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是指两种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接触，被认为是心理学中促进群际关系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一般包括接触数量和接触质量(李森森等，2010)。对在美日本留学生的调查发现，日本留学生接触主流群体成员的程度越高，一般生活满意度越高(Toyokawaa & Toyokawa, 2002)；调查发现留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和文化适应为正相关关系，越积极融入和参与社会活动，其文化适应越好(王晶，2010)。那么，维族学生与汉族成员接触的数量和质量是否会影响维吾尔族学生在穗的文化适应呢？这是本文想探讨的重点之一。
跨文化心理学家John W. Berry提出了文化适应策略的双模型理论，认为文化适应策略具有两个维度，分别是：1) 是否愿意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点(cultural maintenance)；2) 是否愿意和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接触(contact and participation)。文化适应策略有四种，分别是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结合上述的两个维度，整合策略是指个体愿意保留本民族文化以及与主流文化群体接触；同化策略是指个体放弃保留本民族文化，但愿意和主流文化群体接触，融入主流文化；分离策略是指个体愿意保留本民族文化但不愿意和主流文化群体接触；边缘化策略是指个体既不愿保留本民族文化又不想和主流文化群体接触(Berry, 2001)。对在成都求学的维族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在蓉维族大学生为适应主流文化主要采取了以上三种文化适应策略，且使用最多的策略是同化策略，使用最少的是整合策略(范梨新，2012)。另外，汉族朋友的数量可以预测内地藏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策略(王亚鹏，2002)；同样是对在京藏族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同化策略和整合策略可促进跨民族接触，而分离策略没有影响(史佳鑫等，2014)；国外学者研究显示，群际接触的质量和数量分别通过消极的外群体影响对文化保持和文化接纳意愿产生影响，即群际接触与文化适应策略存在相关(Van Acker & Vanbeselaere, 2011)。
综上所述，本研究重点探讨维吾尔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群际接触对维吾尔族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以及文化适应策略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族际关系作为我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探讨学生的群际接触对维吾尔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具体影响机制，对促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提出教育引导对策，提高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于广州地区招收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的高校派发问卷，共发放问卷160份，回收160份，剔除乱答、漏答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39份。被试均为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年级涵盖预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其中男生44人(32%)，女生95人(68%)，年龄17~24岁(20.63 ± 1.42)。
2.2. 研究工具
2.2.1. 群际接触数量问卷
群际接触数量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Walker等人编制的社会接触程度问卷(Social Contact Questionnaire)考察维族学生在校内、宿舍、课堂、校外等地方和汉族成员接触的频率。问卷采用Likert五点记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共6个项目，分数越高说明接触数量越大。第二部分问卷来自学者Tam等人，用于考察不同场合下维族学生与汉族成员接触的频率。问卷采用Likert五点记分，从“没有”到“很多”分别计1~5分，共3个项目，分数越高说明接触数量越大。群际接触数量问卷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35。
2.2.2. 群际接触质量问卷
问卷改编自Walker等人编制的个性化接触问卷(Individuating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考察维族学生与汉族成员在人际交往中情感安慰、合作以及互帮互助的频率。问卷采用1~4点计分，从“几乎从来没有”到“很经常”，共8个项目，如“当汉族人遇到麻烦时，我曾经帮助过他们”，分数越高说明接触质量越高。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根据前人的研究，本研究将接触数量和接触质量相乘获得新指标“接触水平”，作为群际接触的第三个维度，分数越高说明接触水平越高(Walker & Hewstone, 2010)。
2.2.3. 文化适应策略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问卷改编自王亚鹏编制的藏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调查问卷(TUAS)，用于测量维吾尔族学生在广州地区学习生活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包括整合、分离、同化三种策略。问卷采用Likert五点记分，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整合、分离、同化策略各有4、5、5个项目，共14个项目，如“虽然我尽力去适应汉族的生活习惯，但我也保持本民族一些传统的东西”(整合)；“我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防止汉文化对我的影响”(分离)；“为了适应汉族的生活，我在各方面都学习汉族的生活习惯”(同化)，分数越高说明越倾向于该策略。在本研究中整合策略、分离策略、同化策略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434、0.552、0.503。
2.2.4. 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
SCAS由Ward等人开发并经过国内学者修订，为满足研究目的，对量表中的两个题目进行修改，量表中“对气候的适应”改为“适应广州的气候”，“适应当地的饭菜”改为“适应广州的饭菜”。采用Likert五点记分，从“没有困难”到“极大困难”，分别计1~5分，共26个项目，涉及物质生活、人际行为、认知价值三个维度(Ward & Kennedy, 1999)。统计方法是将所有的题目方向计分后再求总均分，总均分越高，表明被试的社会文化适应越好。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
2.2.5. 结构化访谈提纲
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学习、生活、人际关系适应”主题进行访谈，共有4个题目，如“内地的生活或文化等方面有没有对你的学习或者生活产生影响？有哪些方面是有影响的呢？(适应或不适应的都可以)请举一些例子”。
2.2.6.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周浩，龙立荣，2004)，设定公因子数为1。
3. 结果
3.1. 参与者基本人口学信息
被试家庭居住地当地居民构成以本民族占多数为主；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本民族学生占多数；高中阶段选择汉族学生占多数和本民族学生占多数的比例相近，被试以这两者的选择为主(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1. 人口学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变量编码：家庭居住地当地居民构成：汉族占多数 = 1，本民族占多 = 2，汉族与本民族人数差不多 = 3，其他少数民族占多数 = 4，下同。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析出的公因子解释的变异为21.16%，小于30%，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3. 在穗维吾尔族学生的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与社会文化适应的现状分析
从总体上看，在穗维吾尔族学生群际接触数量、质量和水平良好，得分都显著高于理论均值(p < 0.001)；维吾尔族学生依次采取整合、同化、分离策略；社会文化适应得分显著高于理论均值，说明整体适应良好(见表2)。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和社会文化适应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男女生在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上有显著差异，t1 (137) = −2.11，p1 < 0.05，t2 (137) = −2.23，p2 < 0.05，说明男生与汉族学生的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Uygur students’ intergroup contact,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social acculturation
表2. 维族学生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与文化适应的性别差异分析(M ± SD)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4. 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社会文化适应、人口学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文化适应策略、群际接触、社会文化适应及人口学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3)。因为群际接触水平这一指标来自接触数量与接触质量，因此只观察群际接触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群际接触水平与整合策略呈显著正相关(r = 0.29, p < 0.01)；群际接触水平与分离策略呈显著负相关(r = −0.33, p < 0.01)；群际接触水平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 = 0.44, p < 0.01)；整合策略与社会文化适应无显著相关(r = 0.07, p>0.05)；分离策略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同化策略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 = 0.18, p < 0.05)；人口学变量中小学阶段学生构成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 = −0.17, p < 0.05)。
Table 3. Correlation among intergroup contact,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social acculturation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3. 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社会文化适应、人口学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
注：变量编码：性别 = 1，接触水平 = 2，整合策略 = 3，分离策略 = 4，同化策略 = 5，社会文化适应 = 6，家庭居住地当地居民构成 = 7，小学阶段学生构成 = 8，初中阶段学生构成 = 9，高中阶段学生构成 = 10。
3.5. 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接触水平此一指标计算中包含了接触数量与接触质量，因此后续建模使用接触水平作为接触情况的指标，不分别赘述接触质量与接触数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Zhao等人(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温忠麟等，2005)，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选择模型4，将样本量设定为5000，置信区间为95%，以小学阶段学生构成为协变量，分析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分层回归分析表明，当控制了小学阶段学生构成的作用后，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和分离策略的预测作用均达到显著水平，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427, p < 0.001)，对分离策略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327, p<.001)；分离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288, p < 0.01)。当同时考察群际接触水平和分离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的预测作用时，发现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仍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371, p < 0.001)，但回归系数降低，由0.427变为0.371。
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程序检验显示，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大小为0.0053，ab = 0.0053，BootSE = 0.0029，区间(0.00, 0.01)不包含0。控制了中介变量分离策略后，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仍显著，区间(0.021, 0.053)不包含0。a × b × c’的符号为正，所以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之间发挥了互补型中介效应。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见图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paration strategy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social acculturation
图1. 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
3.6. 整合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
将整合策略分为低分组(Z ≤ −1SD)、中间组(−1SD < Z < SD)和高分组(Z ≥ 1SD)，再分别进行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回归分析。群际接触水平×整合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ΔR2 = 0.042，(ΔF(1,134) = 7.64, p < 0.01)，说明控制了小学阶段学生构成、群际接触水平和整合策略的主效应后，群际接触水平 × 整合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简单效果检验显示整合策略低分组群际接触质量对社会文化适应没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105, p > 0.05)；整合策略中间组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471, p < 0.001)；整合策略高分组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754, p < 0.01)。当整合策略从中间组提升至高分组时，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随之增强，β值增大。说明整合策略调节效应的作用是增强群际接触水平对文化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得分越高正向预测作用越强。整合策略对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见表4。
Table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social acculturation
表4. 整合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群际接触数量、群际接触质量、群际接触水平得分均显著高于理论均值，说明维族学生在高校内和汉族学生的接触频率、程度良好。面对以汉族文化为主流的高校学习生活，高校课程、社团、体育活动、志愿活动等为维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提供了许多相互交流、接触认识的机会，这也说明了丰富的活动是促进不同民族间接触交流的方式之一。本研究发现男女生在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上有显著差异，男生与汉族学生的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同时，与前人研究一致(王亚鹏，2002)，维族学生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依次是整合、同化和分离。少部分同学采取同化策略，即拒绝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但愿意融入汉族化。另一值得注意的适应问题是“学习困难”，反映在英语课程难度大，这可能与维族学生接触英语时间短、英语应用范围狭窄有关。在穗生活或文化对维吾尔族学生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学习氛围上，高校浓厚的学习氛围可提高维吾尔族学生的学习动力；由于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从小生活的地区不同，文化熏陶有较大差异，不同的生活习惯是维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群际接触水平越高，维族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越好。因此，鼓励积极的群际接触有益于维族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维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群际接触水平越低，越会采取保留本民族文化特点和拒绝与汉族群体接触的分离策略，从而降低社会文化适应水平，导致适应困难。维族学生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下进入以汉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内地高校求学，必然会面临许多挑战。许多研究表明越多接触另一群体，越有可能显著提高对该群体的喜爱程度(Berry, 2001)。如果双方逃避互动，导致群际接触水平降低，少数群体对汉族的接纳程度也会降低，此时维族学生更容易采取分离策略，这种消极的应对策略进一步导致维族学生产生适应困难。因此，积极鼓励维族学生与汉族成员接触，鼓励汉族成员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有利于双方更好地适应高校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发展。
群际接触水平 × 整合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说明整合策略是影响群际接触和社会文化适应关系的积极因素。整合策略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增强群际接触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强度上。它被认为是四种文化适应策略中最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既能保留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又能处理好和目标群体的关系，做到主动融入目标群体。因此，鼓励少数民族学生采取高倾向性的整合策略，提高群际接触水平可改善其社会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跨文化群体必须面对的挑战，它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罗平，等，2011)。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个体压力的来源之一，与个体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原本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改变，心理层面会因接触新文化环境而产生焦虑、威胁感等消极情绪，或是对外群体产生认知偏差，这些都是文化适应过程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关注跨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探讨影响文化适应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完善文化适应理论，对提高跨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从少数民族学生角度，主动与汉族成员和汉族文化接触，增加接触频率，但同时保留本民族文化特点、采取整合策略有助于更好适应新生活。从高校等组织的角度，鼓励交流，为少数群体和汉族提供接触机会，提高群际接触水平，可以帮助少数群体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其次，鼓励展现少数民族优秀特色文化的活动，为汉族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提供平台，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群体采取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来应对以汉族为主流文化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