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出身平民的刘邦通过军事胜利问鼎天下、建立了汉政权。从汉初的政权组成结构来看，获封的功臣也主要出身于平民，与之前朝代主要以贵族为主体的情况大不相同。布衣群体最终能够成为将相，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上讲，战国以来政治、文化、思想、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变革，对于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出现有着直接作用。深入了解汉初布衣将相之局问题，不仅有助于清晰的了解秦汉之际的历史变革，还可以探究秦汉之际的社会流动、人才地理分布等问题。总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观察秦汉之际历史及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民国时期一些通史著作对此有所提及，周谷城认为，汉初布衣将相的本质是封建时代的贵族统治被集权时代地主统治所代替 [1]，钱穆在其《国史大纲》认为“秦朝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秦的统一与失败是贵族封建向平民统一的一个过渡，汉兴是平民政权的初创……平民政府取代封建政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2]。1949年以后，在台湾地区的研究中仅见两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大陆对此的相关研究也较为冷寂，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相对较少。从八九十年代起，相关的研究在大陆才再度开始出现，但受制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框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还较为局限，探讨的也不够深入。新世纪以来，涌现的成果逐渐增多，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文字训诂、数据统计、史源学探究等)也更为多样，同时随着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科学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加深，出现了很多利用其他学科视角对此进行研究的佳作。但从整体上讲，与此相关的科普读物较多，国内的相关研究多为秦汉之际及汉初历史研究的从属地位，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著作产生，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强的重复性。
2.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主要研究内容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概念阐释、布衣将相的特点和优缺点、汉初功臣集团的分类、刘邦集团与其他集团的比较研究、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背景与形成原因等几个方面展开。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时，也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另外很多文献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大的重复性，故在本文中对重复或相似的结论不再列出。
2.1.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概念阐释
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探讨，最重要的是应该从布衣将相进行解释，即什么是布衣将相，布衣是其中的核心，了解这个词的字面义和引申义，有助于对相关人群及特征有初步的认识。于春媚采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布衣”一词的含义入手对“布衣将相”进行释义，考证了“布衣”一词从单纯的服饰含义发展为身份含义和人格含义的过程，指出布衣一词内涵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文化地位及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作者还探讨了集社会人格与个人人格为一体的“布衣精神”的内涵，认为布衣精神是平民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典型体现，以布衣为主的刘邦集团打败了以项羽为首的贵族集团，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布衣当政局面，这不仅使布衣的政治地位提高、还推动了布衣的人格内涵 [3]。
李领弟利用归纳统计的方法，统计了《史记》中与布衣相关的词语，指出布衣的政治内涵是平民百姓，而布衣的精神内涵是平民知识分子或平民侠义之士，并提出司马迁的布衣情节与其个人经历、时代环境和继承了前代的思想有关 [4]。
褚寒社采用社会阶层的划分的方法，以俸禄作为社会阶层的划定标准，认为“布衣”是指没有获得当时高爵的人(即比五百石或比八百石以下的人)，这些“布衣”通过军功或是政绩入仕(进到比千石以上官员者)时，就可称之为布衣将相了 [5]。另外，褚寒社还提出布衣将相最早可以推至殷商时代，并认为商朝的统治者具有重民、保民的平民思想意识，且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于平民进入仕途的限制，对于布衣将相在殷商时代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 [6]。
上述研究者通过文字含义、类比统计、标准划定等方法对布衣一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分析，并由此延伸出了布衣的精神内涵等问题，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产生直接而全面的了解。
2.2. 布衣将相的特点与汉初政局
汉初将相多是布衣出身，布衣出身一方面使得他们对于民间社会更为了解，但是布衣出身所造成的文化局限性也是难以回避的，这种文化素质的缺憾性在他们治理国家期间有所展现，同时也影响到了汉代初期的国家历史走向。
韩兆琦围绕布衣将相的下层出身展开讨论，认为布衣出身的特点使他们更能理解下层的疾苦和百姓的意愿，有助于制订顺应民心的方针政策，同时在生活上也能够倡俭抑奢，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在政策上也更原因接受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7]；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他们没有能力吸收和制定带有民主成份的典章制度，只能继承秦制，使专制主义进一步发展。与韩兆琦的观点较为相近，张胡玲认为布衣将相还有着抑制商人、轻贱士人、不服约束等局限性 [8]。宋伟哲高度评价了汉初的布衣集团能够长期施行仁政并且少有骄奢行为的政治觉悟，并从汉初的政治理念角度出发，认为汉初推行黄老之术除了为吸取秦亡教训舒缓民急外，还和自身的权威不足以及政策的易于推行等原因有关 [9]。
袁宝龙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认为汉初君臣上下普遍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但在国家文化缺失的困境下，营造出了汉初多元开放的学术风气，为诸种学说的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10]。黎镜明从平民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特质促进了社会流动，使得社会具有一种进取的精神。而且这种社会状态一直延续到武帝朝，为其边疆经略积累了丰厚的人才基础 [11]。不过，傅乐成则认为从官员的成分入手，指出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政权主要由淮泗功臣集团把持，新政权中多承袭秦朝旧制，使得汉初具有一种暮气 [12]。
2.3. 汉初功臣集团的分类
刘邦通过战争夺得天下后，对有功之人进行了册封，这些被册封者共同构成了汉初的功臣集团。除汉初布衣将相外，汉初功臣集团还包括汉初的异姓诸侯王等。汉初的异姓诸侯王也多出身平民，与汉初布衣集团又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因而在相关时段的研究过程中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汉初功臣集团的分类，学界以分为两类为主。两类分法最早见于台湾学者傅乐成，作者根据成员加入刘邦集团的先后顺序分为由同乡和外戚组成的淮泗集团以及不断加入的杂牌集团，并认为杂牌集团的战功更大，多获裂土封王 [12]。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学者的研究中开始涉及此类问题，吉书时从功臣获封的级别入手，将建汉有功的功臣贵族分为王级和侯级，并认为王级贵族对皇室具有很大的威胁，因此有铲除的必要；而相比之下，侯级勋贵的威胁较小，因而仅削弱实力 [13]。夏增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刘邦与封侯者和封王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主要由丰沛故人集团与归依集团构成的封侯者，是刘邦立于不败之地的智力基础和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而封王者只是双方以纯粹的利益目的结成的联盟 [14]。
陈玉屏则从与刘邦关系的远近分为异姓诸侯王集团、功臣集团、刘氏宗王集团、吕氏外戚集团四类，详细阐述了四个政治集团在秦末汉初的角逐 [15]。另外，纪丽兵则从刘邦集团成员的出身角度进行探讨，将汉初军功地主阶层的社会来源进行了分类，并认为“自耕农、商人、六国贵族后裔、秦之官吏、盗贼、刑徒均为汉初军功地主阶层的几种主要社会来源” [16]。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部分论著将吕氏外戚集团列为汉初功臣的单独一支，但是以上论著对于吕氏外戚集团在秦末战争和汉初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都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或是将其列作淮泗功臣集团的附庸，或是认为其是凭借外戚身份坐享其成却又不安分的阴谋集团，缺少对以诸吕为代表的外戚集团的客观认识和详细介绍。
2.4. 刘邦集团与其他集团的比较研究
对比研究法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通过与当时的其他集团以及和历史上其他的开国集团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发现汉初布衣集团的特征。汉代与之前主要由封国演变而来的朝代有很大的不同，汉代是第一个单纯依靠军事战争而建立的政权；与同时代相比的项羽集团相比，刘邦集团的出身相对低微；在后世的建国集团中，仅明代的朱元璋集团与之相似。最早将汉初的布衣集团与其他集团进行对比的是台湾学者王文发，王氏将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进行对比，认为作为贵族集团的项羽集团不能容纳普通出身的士阶层，因而导致了失败，而刘邦集团以问鼎天下为目的，不在乎用人的出身标准，因而能取得成功 [17]。九十年代起，大陆学者的论著中才出现将汉初布衣集团与其他集团进行对比的论著，曹家齐将布衣集团的刘邦集团和贵族集团的项羽集团进行对比，指出刘邦能最终夺取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以刘邦为首形成了一个具有优良素质的布衣集团 [18]。
在采用长时段的对比研究方面，王子今通过将刘邦集团与同样起于沛谯的曹操集团进行对比，认为两个集团的组成方式不同，布衣白徒出身的刘邦集团多以个人身份追随刘邦，而曹操集团则以宗族势力参与 [18]。付开镜则采用了政治人格理论，将西汉、西晋两个开国政治人物出身完全不同的朝代进行对比，并认为多出身于平民的西汉开国君臣在政治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平民化特征，社会认同性更高，因而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而西晋的开国君臣多出身于新旧贵族，其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卑劣化特征，并且立国不正，社会认同性低，因而国家难以长治久安 [19]。
2.5.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原因与形成背景
秦代废除了自西周以来实行800多年的封邦建国制度而采用郡县制，并且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秦朝由于实施高压统治仅历十余年即亡，因而春秋、战国的制度文化等依然在秦汉之际的社会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探究布衣将相问题的形成原因与背景也是对当时社会面貌的还原。目前关于汉初布衣将相问题的形成原因与形成背景研究成果相对丰富。
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台湾学者王文发，王氏提出秦朝中政治人物虽然多是具有累世名望之人，但是向上的通道并未完全堵塞，而且在平民中也有极强的富贵愿望，并认为汉初布衣卿相之局产生的原因与平民势力抬头、入仕观念兴起以及个人努力有密切关系 [17]。大陆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起步较晚，在80年代学者们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采用阶级斗争与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对此进行阐释。黎雪认为从战国的徒步为将相到汉初的布衣将相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生了变化，秦末战争使农民及其他劳动者有了登上政治和军事舞台的机会 [20]。施丁则认为汉初布衣将相的产生不仅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有关还与私有制经济及阶级斗争有关 [21]。
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领域角度更加新颖，分析层次也了大大加深。卜宪群从对国家的统治以及秩序角度出发，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是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象征与结果，是国家从各阶级中吸收优秀人才，使这些优秀人才上升到统治阶层来参与行政管理的体现 [22]。颜岸青以李斯、白起、苏秦等人以布衣之身成为王侯将相的例子，指出战国中期以来列国的变法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政治参与度，并改变了春秋以前以贵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对从战国中后期起布衣卿潮流的继承与发展 [23]。郑志峰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文通过归纳比较来勾稽出各代社会的整体面貌的特点，抓任了西汉初期的社会时代特征，展示了西汉的社会全景 [24]。
李开元和王子今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现象进行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相应的概念来解释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原因与形成背景。李开元提出了自秦代以来就具有通用性的“军功受益阶层”概念，跳出布衣将相的概念范围，认为在项羽的分封中就已经否定了贵族王政而采用平民王政的军功原则，并指出汉初布衣将相本质上就是“西汉初期的军功受益阶层” [25]。王子今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提出了“功臣崇拜心理”这一概念，认为这是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得以形成的原因 [26]。
从上述相关的研究可以看出，各位研究者的对于布衣将相形成的原因和背景角度较为丰富，得出的结论也多有不同，可见布衣将相的形成原因及形成背景交纵复杂，需要用多重视角来看待这一历史问题。
3. 相关研究的成就、不足与展望
3.1. 相关研究的成就总结
目前，学界在“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诸多问题上的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从学术的发展脉络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
首先，关于研究的系统框架基本上已经构建完成。学界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研究已经跳出了单纯的字面意义，而是追寻其背后的引申义甚至是重新定义，给予了这一问题更大的探讨空间。
其次，“内外同时发力”，内部的分类与外部的对比。学界注意到了刘邦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将其内部进行分类；同时也逐渐的认识到刘邦集团的特殊性，总结其特点与优劣，进一步的进行横纵对比。横向与当时的其他集团(如项羽集团)进行对比，纵向与历史上其他的开国集团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比寻找差异性，进而凸显其特殊性。
与此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原因与背景时，将其放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动态的研究与分析，注意到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存在的复杂性，逐渐突破了相对固化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视角，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
3.2. 相关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3.2.1. 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
虽然涉及“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尚未出现。相关论文也多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较为简单的概括和旁及，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而且结论的重复性较大。在此期待未来产生对此问题专门性的研究著作问世。
3.2.2. 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有待扩展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本质上是汉初功臣发生身份转变和社会地位上升的问题.自西周以来，诸侯王多是凭借血脉相承而来，但是在秦末汉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发生了改变。自陈胜起义开创布衣为王后，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平民布衣能身至诸侯王成为这个时代独特的光景，布衣为王的观念在秦汉之际存在着明显的在社会中逐渐演化的倾向。陈胜、楚怀王、项羽、刘邦四个政权在历史发展中是一脉相承的，但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从布衣将相以及刘邦集团范围内进行研究，缺少对同处于秦末之际的陈胜政权、楚怀王政权、项羽政权以及这三个政权中功臣集团的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打通这几个政权间的壁垒，以发展的眼光才能了解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看到布衣将相在秦末汉初几个政权间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3.2.3. 对原始史料《史记》的挖掘还不够深入
在现有的研究中，以《史记》其他篇目对汉初布衣之局进行佐证的论著尚显不足，仅有陈其泰采用《樊郦滕灌列传》对此进行了旁证分析 [27]。但仍有很多篇纪传可以作为佐证和例证，较为典型的当属《张耳陈馀列传》。张耳和陈馀二人是秦末之际历史变革的参与者，也是社会观念变化的受益者，二人均为布衣出身，最终也达到了将相和诸侯王的地位，不过也因在获封不均中而反目成仇。从《张耳陈余列传》中不仅可以看到两人身份上的变化，也能看出张耳和陈馀以及传中其他人对于布衣成为王侯将相这一观念的变化。另外，笔者通过《史记》与《汉初布衣将相》进行对比，赵翼的转抄并非完全遵循原文的，如《史记》中记载王陵、夏侯婴分别为县豪和沛厩司御，但是《在汉初布衣将相》中却直接写为白徒；在战国将相中除了范睢在《史记》明确记载为“家贫无以自资”外，其余均未提及身世，但是赵翼却将均记载为徒步而为相或白身而为将，这些都是可以从史源学角度以及历史书写角度进行探究的重要问题。
4. 结语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代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但从时间上讲又距离战国时代不远，因此战国和秦两个时代的制度和风气等在秦末汉初的社会中均有所体现。赵翼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为我们打开了观察汉初政治的窗口，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探究秦汉之际大变革的切入点。通过对汉初布衣将相问题的进一步延伸，我们得以看到自战国以来社会氛围、阶级流动、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面貌特征及变化历程。虽然现有的研究已经从很多角度对此进行探讨，不过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在此也希望有更多的相关领域的论著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