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文献综述
国际组织，又称超国家组织，是国家间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和任务，根据共同遵守的国际条约而成立的常设性组织(Schiavone, 2008) [1]。国际组织是发展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交往合作的纽带，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发展，调节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超国家层面的主体，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其语言政策“已逐渐成为影响世界语言政策的重要因素”(Neustupny, 1997) [2]，是“当代语言政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需要多维度、多领域研究”(赵蓉晖，2022) [3]。学者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多为某一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介绍性研究，如Neeley (2013) [4]，Borjian (2014) [5]，戴曼纯(2017) [6]，方小兵、冯茜芸(2018) [7]，张治国(2020, 2022) [8] [9]，阿衣西仁·居马巴依、赵留(2021) [10]，赵运(2021) [11]，方小兵(2022) [12]，这些研究多与语言的选择、使用和具体规定及其体现的各组织的宗旨、章程等相关。此外，突破个案研究的局限，张治国(2019) [13] 采用定量法调查了各类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共性及差异；张慧玉、谢子晗(2020) [14] 研究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官方语言选择的普适规律。而对于中国周边国际组织及其语言政策的研究尚为空白。鉴于此，本文对我国周边国际组织进行简要梳理，明确周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在语言政策领域中的定位，从东南亚地区出发，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为例，基于斯波斯基(2011, 2016) [15] [16] 的语言政策三成分和语言管理中国际组织域理论，整理和分析东盟语言政策的特点以及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启示。
1.2. 理论基础
语言政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语言政策是明文制定的关于语言的重要准则和规定；隐性语言政策即“语言文化”，体现语言态度、立场观点和语言意识形态(Schiffman, 1996: 24) [17]。显性或隐性语言政策制定的选择，一般与实用性、经济性或象征性等不可分割。
斯波斯基(2011) [15] 提出语言政策的三个组成成分：语言实践，即可观察的语言行为和语言选择；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语言管理，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它们之间既相互有关联，又独自存在。其中，语言管理是了解和实施语言政策的关键，因为它可以“通过少数人的语言措施来影响或改变多数人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张治国，2020: 31) [8]。
“域”是执行语言管理的充分条件，是语言交际过程中所在的社会空间。斯波斯基(2016) [16] 将社会语言生活分为十个常见的社会组织(即语言域)：家庭域、宗教域、工作域、公共域、学校域、司法与医疗卫生域、军队域、政府域、语言活动者群体域和国际组织域。每个语言域都包含三个特点或成分：参与者、地点和话题。并且每个域中都有自己的语言政策，这些语言政策既有自己内部的管理特点，也有受外部影响产生的其他特点。
2. 中国周边国际组织概况
中国周边可以从不同角度审视：范围上，有小周边、中周边和大周边之别(李开盛，2019) [18]；地理位置上，有陆上周边和海上周边之分；区域划分上，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国际组织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中介”，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平台作用。周边外交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居于首要地位，而周边国际组织是实现我国与周边国家外交的重要载体和路径。
2.1. 周边国际组织的分类
中国共有20个周边国家，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聚集着众多类型的周边国际组织，可分为次区域国际组织、跨地区国际组织、中国及周边国家参与的多边组织或机制以及会议和论坛类国际组织四种类型，具体如表1所示。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s peripheries
表1. 中国周边国际组织统计表
次区域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主要分布东南亚、中亚和南亚等中国周边次区域。东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简称“欧亚联盟”)等是中国周边次区域国际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湄公河委员会(简称“湄委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简称“澜湄执法中心”)是围绕澜沧江和湄公河流域开展的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中心是中国与东盟10国建立的以促进双方经贸、文化和教育等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区域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包括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周边之外的国家，例如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除了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和日本等周边国家，还有美国、加拿大、智利和秘鲁等美洲国家。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参与的新兴多边组织或机制，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东亚峰会、亚欧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等是周边会议和论坛类国际组织，促进实现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2.2. 周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定位
国际组织成立之初是为了解决区域性或国际性问题，实现共同的政治经济目的。其中，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来自各个国家，工作内容涉及不同领域，其官方语言和通用语也有存在差异。可以说，语言问题是国际组织开展工作中避免不了的。张治国(2021) [19] 通过研究指出，语言是各个国际组织必须考虑和面临的一个挑战；语言与国际组织参与关系密切，是影响国际组织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周边国际组织是中国周边外交、多边外交以及大国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的聚合点，其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制定影响着中国及周边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应给予一定的研究重视。
2.3. 周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对中国的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总体而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对于中国来说，在积极开展双边和周边外交的同时，多边外交即国际组织仍然是一重要的突破口，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国际社会话语权的重要平台。周边国际组织推动我国构建周边新型国际关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以及更好地应对周边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等(张贵洪，余姣，2022) [20]。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可为我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提供国际视野和实践参考，了解、研究和应用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组织大家庭，以便扩大中国及汉语的影响，加快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张治国，2019: 51) [13]。据此，东盟语言政策的研究将有利于为全面发展我国同东南亚地区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深化互利合作构建重要的语言信息平台，从而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性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3. 东盟语言概况和语言政策
3.1. 东盟的定位及发展历程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ASEAN)，1967年8月7日，东盟发起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五国首脑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并发表《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盟成立。随后，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相继加入。秘书处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是服务于东南亚十个成员国的行政机构。
东盟自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在提升整体实力以及建立对内和对外经贸等合作机制上稳步前进。1992年1月，正式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2007年11月20日，东盟10国元首在新加坡签署了《东盟宪章》(《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这是东盟成立40年来第一份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明确规定东盟的发展目标、原则和地位等；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通过愿景文件《东盟2025：携手前行》，为东盟未来十年的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东盟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推动东亚地区的整合，对实现东亚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其他国际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机制如东盟“10 + 1”、东盟“10 + 3”、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此外，东盟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韩国、美国以及欧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
3.2. 东盟国家的语言概况
东盟国家由三百多个民族、一千多种语言和数十种宗教信仰构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的地区(陈兵，2020: 44-45) [21]。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语言多属于以下四大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或南亚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又称“德拉维达语系”)。东盟10国的语言状况如表2所示。
Table 2. Language situation of ASEAN countries
表2. 东盟国家语言状况统计表
由表2可见，在10个成员国当中，有7国将英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可见全球化推动英语在东南亚的影响与发展；新加坡有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多达4种官方语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使用的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的印尼语可以说是“一种语言，两个称谓”(罗杰，2004: 284) [22]。
根据上文提到的四大语系，其中，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族下的西日耳曼语支；华语、泰语、老挝语和缅甸语分别属于汉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侗台语族和藏缅语族；马来语、印尼语和菲律宾语分别属于南岛语系中的印度尼西亚语族和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高棉语、越南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泰米尔语属于达罗毗荼语系南部语族。
3.3. 东盟工作语言、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是“通过各种条约、声明或宪章来体现的”(斯波斯基，2016: 278) [16]。《东盟宪章》第34条规定“东盟的工作语言为英语” [23]。这里，宪章中明文规定的是显性语言政策。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而是合乎逻辑的。虽然东盟地处亚洲，但其主要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是“国际组织语言政策象征性和实用性两种功能”(张天伟，陈练文，2022) [24] 中实用性的体现。使用英语作为其工作语言，考虑到了需要为所有东盟成员国提供一个公平的合作与竞争环境，也强调了东盟作为一个外向型区域组织的身份，促进了东盟与外部伙伴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关于东盟的官方语言，宪章中虽未标明，但默认同工作语言一样是英语。马来西亚现任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Ismail Sabri Yaakob)提议将马来语作为东盟的“第二官方语言”，以“将马来西亚的国语提升到国际水平”。据此，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刊登评论指出，这已经不是马来西亚第一次提议在东盟赋予马来语某种官方地位 [25]。2017年，马来西亚时任总理穆罕默德·纳吉布·阿卜杜尔·拉扎克(Mohammad Najib Abdul Razak)提出过类似的提议：应将马来语设为东盟的“主要和官方语言”。有近乎一半的东盟人口以不同形式的马来语交流，在东盟以外的东帝汶、斯里兰卡等国，也有马来语的使用者，马来语是“东盟地区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26]。印尼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部长纳迪姆·安瓦尔·马卡里姆(Nadiem Anwar Makarim)公开呼吁印尼政府及人民共同努力将印尼语成为东盟官方语言之一 [27]。印尼语具有历史、法律及语言等优势，是东南亚国家使用最多的语言，有一定的条件可以成为东盟各正式会议的中介语言。
教育域是东盟实施语言政策的一个领域。尽管《东盟宪章》中没有明文规定各成员国教育合作中教育语言的选择，但在教育实践上，承认英语的实用价值，尤其体现在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东盟的语言政策是含蓄的，但有促进各成员国各自的民族语言和英语(Kirkpatrick, 2017: 12) [28]。以东盟大学联盟(ASEAN University Network，缩写AUN)为例，这个由东盟成员国建立的亚洲的大学联盟，通过促进东盟各国确定的优先发展领域的交流学习与合作研究，加强东盟高校之间的合作 [29]。随着东盟的1997年和1999年两次扩张，目前该联盟的成员数由最初的13个增加到目前的30个：印度尼西亚4所，菲律宾3所、新加坡3所，泰国5所，马来西亚5所，文莱1所、越南3所、老挝1所、缅甸3所和柬埔寨2所 [30]。在东盟大学联盟的统筹下，区域教育合作已经实施了包括学生流动、学术合作以及机制体制建立等一系列活动(Choltis Dhirathiti，张成霞，2013) [31]。其中，语言无障碍是各大学之间完成交流合作项目有效实施的前提。据悉，每所大学都有开设用英语教授的课程，以帮助促进流动、吸引交换学生和外籍人员参与学习。
3.4. 中国–东盟语言实践
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在东盟对话伙伴中，我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同东盟商谈建立自贸区，第一个明确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 [32]。语言相关问题在合作中一直备受关注。
2009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关于建立中国–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出，“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与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中国–东盟中心自2012年初起，就与北京语言大学协商，在该校合作建立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中心，充分发挥北语东盟留学生作用，推广东盟的语言、文化和艺术，帮助形成学生的东盟意识，促进东盟一体化 [33]。2013年12月18日，中国–东盟中心与北京语言大学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在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中心，顺应区域国际形势的发展，符合国家积极开展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首届中国–东盟语言文化论坛于2021年9月25日在贵州贵阳举行，该论坛以“面向社会发展和国际理解的语言文化”为主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指出，“加强语言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有利于促进形成谋发展、求幸福的共同合力，希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语言文化工作者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激发语言文化交流合作新活力，增强语言文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对语言文化发展的驱动力” [34]。可见，语言文化是中国–东盟交流与合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根据《中国–东盟合作事实与数据：1991~2021》显示，中国高校开设了东盟10国官方语言专业，东盟国家建设了30多所孔子学院 [35]。其中，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7个东盟国家已经把汉语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
4. 结论与展望
中国将“周边是首要”作为发展外交关系的布局与方针。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大格局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周边国际组织为我国开展周边外交提供了重要平台。东南亚地区处于“一带一路”的海陆交汇地带，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东盟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积极利用和发挥以东盟为代表的周边国际组织的作用，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已成为世界通用语和东盟唯一的工作语言，我们应该警惕英语语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建议学习借鉴欧盟，吸纳更多的区域通用语作为东盟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改变唯英语独大的语言趋势。
周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从语言的角度深化我国对全球化的认识，提高周边国际组织、周边外交和全球治理的参与度，提升汉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及汉语进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外交以及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周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将是我国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以东盟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将为未来东亚、南亚、中亚等我国周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