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双循环格局内涵及路径
1.1. 双循环格局的内涵
新格局下“双循环”内涵的实质是改变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发展格局，维护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安全，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增长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 [1]。从根本上讲，双循环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中国经济中技术与市场两头在外的现象，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即提升国内需求)和国内的技术(即强化国内技术创新及其转化应用)。当下，必须改变过去长期依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思想，集中力量解决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与高质量发展不匹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核心技术缺失、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较慢等问题。以期在稳定、畅通、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促进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提高我国参与全球化的价值，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调发展。
运用双循环新格局发展格局，应对疫情冲击与贸易逆全球化。本次疫情因为时间长、跨度大，在多个重要经济体迟迟得不到稳定控制，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显现。其次是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趋势就有所抬头，随着大量人流物流的减少，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更加严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1.2.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有效路径
1.2.1. 持久拉动内需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2]。拉动居民消费具体有如下几条路径。
1) 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必由之路。
第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的收入，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增收方面，完善农资产品价格稳定机制，确保农产品产销两旺；增强农民务工务农技能；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大财政补贴投入，以补偿农民因自然灾害等遭受的利益损失。在降本方面，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降低其在医疗、医保、医药等“三医”方面的费用，减少“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
第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收入被更为均等地分配后，基尼系数下降，内需增加，就可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3]。一方面，增加居民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报酬占比；另一方面，完善收入再分配比例，缩小收入不合理分配、城乡分配以及层级(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分配的差距。提升消费环境，开拓消费渠道。
2) 积极创建优良消费环境，为扩大消费保驾护航
为持续扩大消费需求，有效刺激消费潜力，应拓宽多样消费领域，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弘扬积极的消费文化等，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第一，从供需两个层面发展与建设新兴消费领域(如“老龄化”消费)和消费工程(如信息消费、消费金融)，从而实现消费升级。第二，加强消费品的安全立法监督，严惩“黑心”产品、“宰客”、泄露或贩卖个人信息等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第三，开拓农村消费渠道。针对农村消费的堵点，充分发挥当前电商、物流网络等发展优势，加快提升农村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要将电子商业服务体系及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向乡(镇)、村延伸拓展，在推动农村农产品消费的同时，打通城乡经济交流和要素流动通道。
1.2.2. 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及区域协同治理
区域协同治理是在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为实现整体竞争优势提升的现实需求。追求区域协同发展的治理思维，将政府与政策的功能充分前置，既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努力探索各种形式的政府合作与体制机制创新的有效空间。
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往往对应于更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 [4]。这意味着，后者作为前者的实现手段，承担着区域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管理和维护的重要任务，所以需要引入区域协同治理的整体思维，并将制度安排、组织协调、主体培育、空间规划等职能充分前置，以确保区域协同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新重点。
2.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重庆市和成都市都是我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接点。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可以成为我国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有效载体，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因此，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是成渝城市群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形成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12个国家级城市群，其中国务院专门为成渝城市群等7个城市群出台发展规划，指导各大城市群协调发展。二是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撑。2017年1月，国务院批复《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规划强调，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培育重点城市群，发展壮大成渝城市群，打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三是发展好成渝城市群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四川重要指示精神的根本抓手。
成渝经济区的定位是将以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共同争取成渝经济区列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共同争取国家编制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共同争取国家加大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在生产力布局上加大对这个地区的倾斜和支持，进一步承接国外及东部优先发展区的产业转移，共同将成渝经济区建成国家新的增长极。增长极的经济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回波效应，二是扩散效应。前者使资本与人才不断向增长极聚集，并导致外围地区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后者则借助核心地区的快速发展，通过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对其他地区的促进、带动作用，提高其他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周围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消费水平，引发周围地区的技术进步 [5]。在短期内回波效应应强于扩散效应，地区差距扩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会出现逆转。因此，在增长中的区位选择、产业选择以及经济活动方面注重强化空间经济的扩散效应，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进特定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又能够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传导到周边落后地区，带动后者共同发展。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新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快车道。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不必说，许多省市政府间双边经济合作协议的频频签署，反映出打破行政区划，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以及优惠政策向西部倾斜，将促进成渝经济圈进一步融合与发展，由此，建设成渝经济圈将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之后所创造中国第四大增长极的务实性举措，必将对西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带动效应。
成渝两地各具优势，重庆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工业实力雄厚，交通四通八达，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成都拥有高度繁荣的商贸业，成都–绵阳–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强劲发展，是西南地区的科技、金融和文化中心。相对其他西部地区，成渝两地具有科技教育实力强、人力聚集、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好等优势。成渝经济圈的构建，可以将分散的局部地区优势迭加为综合经济优势，使被行政区划分割的经济联系重新沟通；使整个地区相关的企业或行业有机联系，形成协作生产力。同时，形成生产要素有效聚集的机制与通道，使人流、物流、信息流得以加强，从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进一步形成更大的协作生产力。
3.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发展成渝城市群
3.1. 消费角度：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双循环提供动能
扩大内循环需夸大内需来提供动能，需大力促进国内消费，实现消费升级。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长居住人口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农村地区消费呈现较为缓慢的增长速度及较低的占比。在乡村振兴及双循环格局的战略背景下，提高农村地区消费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问题。
城镇作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紧密连接，在城乡一体化中迸发出顽强的活力，是推进乡村振兴及扩大乡村消费的必经之路。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实现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向以县城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应以结构调整为动力，并采取一些新的思路：以农村城镇化为支撑，增强县城城镇功能，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探索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模式，完善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体系，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以“扩权强县”的改革为契机，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调动县级政府发展城镇经济的积极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方向无疑是成渝一体化发展，而成渝一体化发展是成渝经济圈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首先需要促进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破解一体化发展难题。川渝毗邻地区一般指在行政地理区划上交界的川渝两省市地区，四川省涉及到6个地级市17个县，重庆市涉及到13个区县。这些地区横亘在成渝两个超大城市之间，是成渝两大城市发展中的“被边缘化”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被形象地称为“中部塌陷”地区。显然，没有这些川渝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和经济跨越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渝一体化发展。
3.2. 产业角度：培育支柱产业，培养重点产业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内循环”必然带动区域产业格局变革。基于对未来一个较长阶段全球经济形势的判断，我国需要在关键领域、关键产业、关键环节实现产业链的内部完善，逐步降低这些环节的对外过度依赖。而这种国内产业链的完善不可能由我国某单一的经济区域来实现，也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单独完成全产业链的最优配置。因此，越是强调经济“内循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就越显得重要，区域间的空间结构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就越显得重要。
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成渝经济圈内各城市子群的优势特色产业，大力促进子群间的产业融合与协作，促进各子群的优势产业向集群化发展，实现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协同、共生发展；构建适合网络化发展的成渝经济圈城市群治理机制，提高城市群整体的聚合力，形成实现良性发展的空间格局。
依托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市，立足比较优势，促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提升竞争能力，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逐步形成若干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和优势产业发展基地。重点发展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能源化工、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特色旅游产业，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成渝经济区产业发展将形成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北老工业基地互补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结构，形成以能源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工业和绿色食品工业等四大优势产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
4. 结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趋同发展。具体而言，要在中西部内陆地区以大城市或城市集群为载体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完善区域内部产业协同机制，推进产业更加合理地集聚与分布，带动周边地区趋同发展，同时通过完善内陆地区高铁系统、互联网+、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便利资源流通与共享，完善沿海内陆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空间布局，“缩短”内陆与沿海的地理与经济阻隔，加快形成“板链拉动”的发展态势，推进全国一体化建设，实现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推动内陆与沿海地区均衡发展，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