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和帝至顺帝时期，随着鲜卑、乌桓等民族的南下内迁，东汉对移居在北方边郡内外的部族的羁縻与管理成为关系到东汉王朝安危的重要问题，东汉固有的行政体系无法全面应对边郡多变的情况，因此汉庭提高了对这些部族的重视程度，强化了度辽将军与护乌桓校尉的职能，并设置了辽东属国以管理鲜卑、乌桓等东北边疆民族。东汉中央与马续、耿晔等边吏的积极治理，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鲜卑的崛起，暂缓了鲜卑各部统一的进程，达到了威抚鲜卑、乌桓，全力平定羌乱的施政效果。东汉对鲜卑的积极治理，推动了东北边疆的开发与边防的巩固，利于当地的生产发展与社会安宁，有利于中原地区与东北边疆地区的交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Emperor He to Emperor Shun, with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Xianbei, Wuhu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tie-up and management of the tribes migrat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northern border counties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concer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inhe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ould not fully cope with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the border counties.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therefor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tribes, strengthened the functions of Duliao General and Huwuhuan Xiaowei, and set up Liaodong Shuguo to manage the northeastern border tribes such as Xianbei and Wuhuan. The positive govern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border officials such as Ma Xu and Geng Ye slowed down the rise of the Xianbei to a certain extent, temporarily slowed down the process of unification of the Xianbei, and achieved the effect of pacifying the Xianbei and Wuhuan and pacifying the Qiang rebellion. The positive governance of Xianbei by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frontier defens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peace, facilita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regi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
1. 引言
东汉中期，随着与东汉交往的深入，鲜卑、乌桓等民族的活动范围逐渐向西、向南扩展，许多塞外部落向塞内移居。东汉对移居在北方边郡内外的部族的羁縻与管理成为关系到东汉王朝安危的重要问题，东汉固有的行政体系无法全面应对边郡多变的情况，因此汉庭提高了对这些部族的重视程度，派驻专职官员、机构对他们进行监视、统御 [1]。
2. 度辽将军与护乌桓校尉职能的加强
度辽将军，西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初置，中郎将范明友因率军渡辽水平辽东乌桓起事，故以此为官号。宣帝时废止。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汉庭为安定北边，应允北匈奴投降、求亲之请。这一举措使得南匈奴不满，“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 [2] (p. 2949)。为孤立北匈奴、压制南匈奴、监视北匈奴投降至南匈奴的降者、防止南匈奴勾结北匈奴叛乱，稳定北部边防，维护边郡太平，永平八年(65)，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 [2] (p. 2949)。和帝末年，由于东汉的多次讨伐与鲜卑的兴起，北匈奴衰亡，防止南北匈奴交通的任务已经结束，度辽将军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度辽将军并没有被废止，反而作为东汉重要的边地管理机构得以强化，与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等共掌东汉北部边防诸事，相互配合管理、节制鲜卑、匈奴、乌桓及西北诸羌等。安帝元初元年(114)成为常设之职，“银印青绶，秩二千石。长史、司马六百” [2] (p. 3565)。“自置度辽将军以来，皆权行其事，今始以邓遵为正度辽将军，此后更无行者也” [2] (p. 2958)。任命在朝堂拥有政治实力的邓遵为度辽将军，度辽将军的“真”官化地位得到了提高，处理边地事务的自主权得以提高，能够因时、因地、因俗地解决好边地事务，涉及北方各个游牧民族之间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大多数都有度辽将军参与解决 [3]。随着度辽将军政治地位的提高，其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六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使匈奴)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参拜度辽营屯守” [2] (p. 2987)，度辽将军的存在不仅对南北匈奴，对包括鲜卑、乌桓在内的所有东北族群都是威压。
和帝以后，随着鲜卑活动范围的扩大、势力逐渐增强、与东汉的关系时好时坏。在臣服于东汉、接受护乌桓校尉管理的同时，为获取生存物资，鲜卑亦会劫掠边郡，抢夺财物，甚至烧官府、杀长吏。东汉初期的太守、护乌桓校尉已经无法全面处理与鲜卑复杂多变的关系，护乌桓校尉职能的加强能够弥补东汉对鲜卑监管的不足，便于更为妥善的处理东汉与鲜卑、乌桓等东北诸族的关系，实现对鲜卑及其活动地区的羁縻统治，巩固东汉北部边防，维护北方边郡的安全与稳定。这一时期度辽将军开始参与对鲜卑的军事行动，度辽将军设置的初衷是防范南北匈奴相互勾结，破坏北方边防，扰乱北方边郡。但自北匈奴远徙、鲜卑据其故地后，鲜卑成为度辽将军的主要防范目标，监视、阻止鲜卑与乌桓、匈奴交通，与护乌桓校尉、边郡太守等配合，平定鲜卑、乌桓等北方部族的叛乱成为其主要职能。当护乌桓校尉、边郡太守等地方管理机构出现反击不及时或者不能抵御的情况，就需要度辽将军配合地方管理机构，共同抵御鲜卑入寇，维护东汉对北方诸部族的羁縻与管理，护卫北方边郡安宁。如安帝永初三年(109)，渔阳乌桓联合右北平胡千余人寇掠代郡、上谷。秋，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与鲜卑大人丘伦、南匈奴骨都侯等率众七千反叛，寇五原，与五原太守在高渠谷激战，汉军大败，杀五原郡长史。东汉“乃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等击，大破之。无何乞降，鲜卑走还塞外。是后乌桓稍复亲附” [2] (p. 2983)。元初六年(119)，“鲜卑寇马城，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击破之”。建光元年(121)秋，鲜卑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共同起讨伐鲜卑，解除了马城之围。
东汉时期，州刺史成为位于郡上级、拥有广泛自主权限的地方行政官，拥有固定的治所和众多的属官，还掌握兵权。特别是在民变频发、诸羌叛乱的安顺时期，州刺史在辖区范围内拥有军事、民政两方面的绝对权力。鉴于西汉末年、东汉初期地方割据势力与周边民族勾结给国家带来的威胁，必须分散地方官的权力，由专属管理机构代领职权管理边郡诸族。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共同执掌鲜卑、乌桓等边郡民族诸事，各自掌兵、相互制约，分散州刺史的军权；互不统属，相互配合处理边郡民族关系，成为防止地方势力膨胀、长官权力过重威胁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
东汉和帝以后，随着北匈奴西迁、鲜卑势力逐渐在北方扩展，度辽将军与护乌桓校尉的职能也随之加强，度辽将军开始兼领鲜卑、乌桓诸事，配合护乌桓校尉打击鲜卑入寇、处理北方民族关系、平息叛乱。度辽将军与护乌桓校尉的相互配合与制约，弥补了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的不足，限制了地方势力的过度膨胀，有利于东汉维护政权统一、边郡安宁。
3. 辽东属国的设置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部降汉，朝廷“乃分徙降者于缘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4] (p. 2934)。西汉设属国安置匈奴降者，并由属国都尉负责管理，这些附汉的匈奴人在西汉规定的地区游牧生活，可以保留他们的原有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但必须服从属国都尉的管理。属国都尉最初只设置5个，由中央负责民族事务的典属国统一管辖，后来内附的民族逐渐增加，属国都尉也随之加设，且不再归典属国统辖，而是由郡太守分管。东汉时期，光武帝在建武初期废除了郡都尉及郡兵，但在边地情况不同，采取了“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的措施 [2] (p. 3621)，属国都尉正式成为管理其他民族的特殊建制。安帝时期羌族、西南夷活动激烈，东汉将大部分精力都集中于凉州、益州等地，属国都尉大部分也设置在蛮夷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1。在南匈奴、乌桓、鲜卑迁居的边郡，设置辽东西部都尉和之后的辽东属国以及西河属国进行管理2 [2] (p.193、2982) [5] [6]。
安帝永初年间，在西北，“四夷之乱，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 [2] (p. 2994)，东汉疲于应对诸羌之乱，无暇兼顾东北地区，此时东北边郡的安稳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东北，鲜卑势力日渐炽盛，已经严重威胁东汉东北乃至北方边郡的安定。对东汉来说，此时武力征伐绝不是处理东北民族事务的上策，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控鲜卑、乌桓等民族关系，安置南迁的鲜卑、乌桓诸民族，更为了能够集中主要力量镇压羌乱，设置了辽东属国。辽东属国都尉与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及使匈奴中郎将相配合，参与对鲜卑的军事行动，分化、瓦解鲜卑各部的联合，共同维护北方边郡的稳定与安全。
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辽东属国“别领六城” [2] (p. 3530)。其中昌辽(即昌黎县，今辽宁省义县)、宾徒(今辽宁省锦州市北、义县南)、徒河(今辽宁省锦州市北)三地原属辽西郡；另外还有险渎(今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东)，无虑(今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东南)，房县(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附近)是辽东郡所辖，辽东属国辖境大致为今辽宁省西部与南部部分地区(见图1)。度辽将军在五原郡曼柏(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护乌桓校尉治所在上谷郡宁城(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北)。辽东属国的设置在空间上填补了东汉对于东北鲜卑、乌桓地区的管控。东汉也充分地运用了辽东属国的战略地位，以侦察匈奴、鲜卑之动静，在东汉与鲜卑、匈奴之间建立了缓冲地带，有效的避免了鲜卑与匈奴联合侵扰边境的情况。辽东属国向西可与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联成一线共同拱卫东汉北边，对鲜卑、乌桓、匈奴等北方诸族进行全面掌控、管理。遇有反叛，即与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相互配合出兵平叛。顺帝阳嘉时，鲜卑寇掠辽东属国，护乌桓校尉耿晔“于是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 [2] (p. 2988)，以辽东属国为驻防地，抵御鲜卑的频繁抄掠；向东亦可配合辽东、玄菟等郡县辖制鲜卑入寇。段颎为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颎即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颎，颎於道伪退，潜於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颎。颎因大纵兵，悉斩获之” [2] (p. 2145)。
Figure 1. Liaodong Shuguo location map [7]
图1. 辽东属国位置图 [7]
辽东属国是东汉在特殊时期根据地理位置、地缘关系等情况设置的行政区，是东汉解决鲜卑、乌桓等民族大规模南迁至东北边郡问题的理性尝试。迁居至辽东属国的鲜卑各部，与汉族杂居、交往，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鲜卑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变革。东汉中期，辽西鲜卑大人其至鞬能够组织较大规模且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反映了鲜卑社会正在走向联盟状态，社会组织结构也逐渐改变。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辽宁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发现的鲜卑遗迹是公元二世纪初到二世纪下半叶的鲜卑墓葬典型。在这一时期的鲜卑墓葬中，石器基本不见，骨器的种类和数量均有所减少，铁器的使用范围更为扩大。除了马具、武器之外，还有铁制的生产工具。与扎赉诺尔的鲜卑墓葬相比，鲜卑部落的不仅贫富差别更加明显，而且男女分工的情况也清晰明了。这时期的鲜卑墓葬反映出鲜卑各部落在先进汉文化的影响下进入较高级的部落联盟阶段” [8]。属国制度尊重各民族“故俗”，有利于边郡的社会安宁与稳定，有利于调解东汉与鲜卑的民族关系。
4. 马续、耿晔等边吏对鲜卑的治理
东汉初期，在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思想的影响下，儒学成为治国的主流思想，儒生入仕参与治国理政，极力推崇偃武修文，主张以和为贵，处理民族关系以“修文德以来之”为主 [9]，反对大动干戈，“公卿选儒，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 [2] (p. 2893)。在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影响下，东汉中期的边防思想日趋保守，处理与鲜卑、乌桓等东北民族的关系时多以消极防御为主，许多边吏对于边防政事既缺乏长远考虑又不熟悉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军事素养不足，难以领兵出战，保境安民。“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击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显中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阵” [2] (p. 2986)。但并非所有边吏都如此不谙边事，熟稔夷俗、文武兼备的边吏亦不绝于史书。
还有在东汉许多大臣看来“夷狄”之所以归附东汉，皆因对“中国珍货”有所需求，但不可否认边吏个人德行及其对边地的治理情况是直接影响边地诸民族对东汉态度的重要因素。如种暠过世后，“匈奴闻暠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望见坟墓，辄哭泣祭祀” [2] (p. 1829)，这是种暠凭借妥善处理与匈奴关系赢得的尊重与爱戴；马续、耿晔威服边地，均在率军出征后接受过鲜卑、匈奴的乞降，守护了东汉边郡的安宁。陈龟认为东汉边郡频繁被劫掠，朝廷无法压服诸部族，皆因“将帅不忠，聚奸所致” [2] (p. 1693)，陈龟意识到边吏对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并建议东汉朝廷“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则善吏知奉公之祐，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 [2] (p. 1693)。
马续出身世家，其叔公是光武朝在边地赫赫有名的伏波将军马援、其父马严官至将作大匠、叔父马敦官拜虎贲中郎将、兄马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马援在光武帝时期与羌、乌桓、鲜卑等交往最多，处理民族关系有着丰富的经验，对于归附东汉的羌、氐等民族施以封王受印，稳定边地紧张局势。马援反对消极应对其他民族的入寇，认为尽可能和平争取周边民族的归附，以改善生活条件、“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等措施吸引周边民族移居、降服。马援虽病死前线，但他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思想传承了下来。马续主张积极抵御鲜卑、乌桓入寇，赞同对鲜卑、乌桓、匈奴等归附者“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 [2] (p. 2961)，这些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是对马援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进一步总结与升华，加之马续“典边日久”，对边郡诸事非常熟悉，因此在处理与鲜卑、乌桓等民族关系上更能够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安帝元初六年(119)秋，鲜卑入寇马城塞，杀长吏。时任中郎将的马续，鉴于东汉与鲜卑互市、封赏依旧无法满足鲜卑需求及鲜卑自元初二年频繁入寇东汉边郡的情况，积极配合度辽将军邓遵，分别率三千积射士及南匈奴军队3 [2] (p. 2956)，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合，出塞追击鲜卑并大败之，获人口、牛羊、辎重众多。这次对鲜卑出塞作战的胜利，压制了鲜卑入寇的气焰，震慑了鲜卑诸部。永宁元年(120)，辽西鲜卑主动率众投降贡献。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反叛，联合南匈奴围困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征发边郡兵及鲜卑、乌桓、羌胡兵，打败吾斯。马续赞同并遵行“开以恩义，令相招降”的策略，“南匈奴右贤王部抑鞮等万三千口诣续降” [2] (p. 2961)。永和六年(141)春，马续为彻底平定南匈奴左部叛乱，稳定并州、凉州、幽州、冀州的局势，率鲜卑五千骑兵与吾斯在谷城激战，斩首数百级。永和后期，鲜卑多次追随马续出兵剿平南匈奴、乌桓叛乱，这与马续对鲜卑武力征讨与恩义招降有关，梁商亦称赞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说明马续深谙处理与鲜卑、乌桓、匈奴等民族的关系之道。除却马续治理有方，使得鲜卑愿意追随东汉出兵，还有一点就是阳嘉年间其至鞬死后，鲜卑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对东汉抄掠差稀，又回到各自为政、松散的部落时代。缺乏有向心力的领导，鲜卑各部力量无法集中，物资短缺的鲜卑，只能再次依附东汉，助东汉打击反叛，通过以往邀功赏赐的形式获取所需财物。
耿晔，自永建元年(126)任护乌桓校尉至永和元年(136)因病辞去度辽将军的十年官职生涯中，主要是与鲜卑、乌桓打交道。耿晔任职期间，鲜卑在其至鞬带领下，屡寇汉边、不断骚扰南匈奴、玄菟等东汉周边地区，势力炽盛。耿晔在永建二年(127)春、六年(131)秋冬两季带领郡兵及南匈奴、乌桓兵出塞打击鲜卑，大获全胜，鲜卑“乃率种众三万人诣辽东乞降” [2] (p. 2988)，“自后频出辄克获，威振北方” [2] (p. 724)。耿晔能够联合南匈奴、乌桓孤立鲜卑，在鲜卑势力正盛之时及时率军打击，维护了东汉边郡安全、稳定，维护了东汉的声威。种暠，历任益州刺史、使匈奴中郎将、辽东太守、度辽将军等边地要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羌、鲜卑、乌桓等民族来往频繁之地任职，有相当丰富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与策略。种暠通过“宣恩远夷”，向边郡乃至更远地区生活的民族宣扬东汉的恩义与德行 [2] (p. 1827)，使这些民族畏威怀德，实现“边方晏然无警” [2] (p. 1828)。种暠任度辽将军时，鲜卑与南匈奴各部、乌桓等联合入寇并州、凉州。种暠“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 [2] (p. 1828)，采取先恩抚招降，继而武力镇压的方针，妥善处理与鲜卑、南匈奴等的关系，边郡各族皆“诚心怀抚……由是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皆来顺服” [2] (p. 1828)，边郡得以短暂安宁。还有如“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复叛，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俱战殁” [2] (p. 2987)。建光元年(121)夏，鲜卑与高句骊反叛寇辽队(今辽宁省海城市一带)，“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殁于陈” [2] (p. 2815)。
北方边吏的正确任用、管理是东汉维持在东北鲜卑、乌桓活跃地区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他们在当时尽可能完善地去执行朝廷所制定的恩义招抚与积极防御相结合的治理政策。为抵边患，这些边吏不仅要设法以和平方式与鲜卑、乌桓、羌胡等民族交往，更要在恩抚招降无果时亲率军队通过武力解决鲜卑、乌桓等入寇边郡的问题，这些边吏在处理东汉和鲜卑、乌桓等民族之间的关系，维护北方边郡稳定、安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适时、适宜的情况下作出的处理与各民族的决策，是当时处理边地事务比较妥当的方法，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东汉对鲜卑实施的治理政策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鲜卑的崛起，暂缓了鲜卑各部统一的进程，达到了威抚鲜卑、乌桓，全力平定羌乱的施政效果。
NOTES
1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十一个属国，其中广汉、蜀郡、犍为、张掖、张掖居延、辽东六个属国均为安帝时期设置；剩下的上郡、西河属国是和帝时期设置；安定属国在光武时期、金城属国在和帝时期、酒泉属国在安帝时期已经存在，具体设置时间没有明确记载。
2关于辽东属国设置的时间，王钟翰认为应是设置于汉安帝时期，而程妮娜认为目前缺乏可靠的证据证明辽东属国在安帝时期设置，不排除光武帝时就已设置；张国庆认为辽东属国是安帝时在辽东西部都尉的基础上置建的。参见王钟翰、陈连开：《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程妮娜：《汉魏时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设置与治理》，《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后汉书》记载，永元十六年(104)十二月，“复置辽东西部都尉官”，李贤注：“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在辽东郡昌黎城也”。根据李贤注考订的地理位置，安帝时所设属国都尉应该是辽东属国都尉。光武帝时期安置内附的乌桓主要是“委主降掾史……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见《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93页；《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3积射士：汉代寻迹而射的兵士。《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引李贤注：“汉有迹射士，言寻迹而射之。积亦与迹同，古字通也”，第29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