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21世纪，城市化水平提升，人们对其所在的社会公共空间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而语言景观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语言景观这一学术概念是1997年Landry和Bourhis提出的，并认为“某一特定区域内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店标牌和政府楼宇上可视标牌上的文字符号构成一个地域、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 [1]。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景观包括很多，有政府机构制作的官方语言景观，如路名、街名、建筑名等，通常代表的是政府的立场和行为；有商铺店主或企业制作的私人语言景观，如店名、广告牌、海报等。语言景观往往能反应一个地区的社会语言构成情况 [2]。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是蒙古族的聚居区，根据呼和浩特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中，蒙古族占11.57%，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长39.42%。蒙古族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随着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人口的增多，怎样保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人民和平共处是当地政府、公民等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肩负着保护蒙古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蒙古语是当地使用群体最多的少数民族语言，以何种方式保持自身活力并体现出民族特色，与当地政府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紧密相关。本研究拟从语言景观视角出发，考察呼和浩特市的语言使用状况，探析当地的蒙古语活力及其背后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2. 文献综述
(一) 语言景观
语言景观是社会现状的最直接的展现，语言景观也是挖掘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学科建设日益多样化和细化，许多国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特定地区语言景观进行研究，研究的主题多为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多语、英语、全球化、话语分析、空间等。如Stroud & Mpendukana和Peck & Banda从多模态的视角分别探究了语言景观中的多语现状以及不同模态的语言符号的置放和使用情况 [3]。Pietikainen等运用了关系分析理论对北极圈内七个城市语言景观中的濒危本土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论证了北极圈语言景观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和世界语言的层次关系，并说明了这种层级和次序交织共同塑造了北极圈的语言景观 [4]。
我国学者在语言景观方面也取得了丰硕得成就，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大，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尚国文和赵守辉两位学者较早系统引进并介绍了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方法 [2]；学者徐铭、巫喜梅、战菊、刘晓波等人对国内外语言景观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5] [6]，为我国语言景观的研究理清条理和思路。国内语言景观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多语研究、跨学科研究、城市与农村语言景观研究、中外语言景观对比研究、语言权势与地位和意识形态研究、语言景观与二语习得。例如巫喜梅、战菊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了广州非洲街——非洲移民聚居区的多语景观现状 [6]。吴晓梅选取呼和浩特市特定区域的语言景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地区的语言景观具有地区化、民族化、国际化等特征 [7]。如张子烨就研究了安徽省合肥市城乡两地语言景观，就其背后的社会心理，社会认同、语言权势与地位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8]。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性，中外语言景观的对比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张新湲对中日语言景观中的禁止表达语言进行了对比研究 [9]。
(二) 语言生态
语言生态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备受学者们关注，正如该名词本意所示，由“语言”和“生态”两个学科交而成，虽然语言生态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被提出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运用语言生态的观点来对语言进行的研究日益丰富。Haugen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是运用隐喻理论把动植物和其他物种与它们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类比到语言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当中，这是把语言学和生态学相结合的一种研究语言状况的新视角，同时也为语言景观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10]。Hult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调查了瑞典两个城镇商业街的语言景观及其背后的语言政策 [11]。目前，我国鲜有学者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我国某一区域语言景观的语言状况，我国学者杨金龙在《语言景观：生态语言学研究新视角》一文中提到，语言景观研究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某一地区或城市的语言生态环境，对生态语言学学科发展来说是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语言景观研究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12]。
呼和浩特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语言景观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因此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王琪、吴晓梅也以呼和浩特市的语言景观进行了不同的角度的分析，但是分析不够全面，对蒙语的着墨不足 [7] [13]，因此，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的方法，从语言景观的视角窥探呼和浩特市的语言使用情况，尤其是蒙古语的使用现状进行研究，希望本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成吉思汗大街是呼和浩特市北部的交通主干道，地处新城区的核心地带。成吉思汗大街以“成吉思汗”命名，充分彰显了蒙古特色，承载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是呼和浩特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官方命名的特色街。本研究选取成吉思汗大街为获取语料的地点，以成吉思汗大街的路名、街名、建筑名、广告牌、标牌、海报等语言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考察选定区域语言景观的语言使用现状。
(二) 研究问题
本研究探析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大街上的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现状，通过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情况揭示蒙古语在呼和浩特市的活力以及呼和浩特市的语言生态。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
1) 呼和浩特市选定街道上语言景观中语言文字使用有哪些种类？
2) 蒙古语在呼和浩特市的语言活力现状如何？
3) 呼和浩特市语言景观中的语言生态如何？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研究问题为导向，以收集的语料为出发点，采用实地拍照和调查采访的质量相结合研究方法，探析呼和浩特市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现状。借助手机设备实地拍摄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大街两侧的语言景观，获取研究语料并通过计数的方式统计语料中的语言使用情况，是量性研究的过程；通过调查采访当地居民其蒙古语的语言使用情况的过程属于本研究的质性研究过程。
4. 调查结果与讨论
(一) 语言景观的调查结果
1) 语码类型
本研究选取成吉思汗大街两侧的广告牌、路牌、商店标牌、建筑名、标语、警示牌等作为研究对象，共获取语言景观439个。对获取语言景观中的语码进行分类，可将语言景观分为汉语单语、蒙古语单语、英语单语、汉语 + 蒙古语、汉语 + 英语、蒙古语 + 英语、汉语 + 蒙古语 + 英语等共8种类别。
经统计，汉语单语和汉蒙双语的频次最高，各占比33.9%，汉语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使用频次最高，具有最高的可见度；但内蒙古自治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政府要给予少数民族足够的重视，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族人口比重仍然是呼和浩特市的主体。虽然汉蒙双语的占比和汉语单语一样，汉蒙英三语标牌也出现了94次，占语料比例的21.4%，但在收集到的所有语言景观中，没有出现蒙语单语标牌，蒙语作为呼和浩特市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具有较高的可见度，但与汉语相比，蒙语的活力相对较低。
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许多学者认为英语的可见度往往能够展示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俞玮奇认为“英语是具有传递实用信息的功能的通用语，政府使用英语来展现城市的国际化水平 [14] ”。Hult也提到，“标牌上的英文的使用更多的是发挥象征功能，是为了传递一种全球性的价值观” [11]。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向蒙古国、俄罗斯开放的重要沿边中心城市，为了向国外友人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语言景观的制作主体应向这一群体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还有学者认为，语言景观上的英语是时尚、潮流、现代化的体现，如黄斌兰等在对南宁市多语景观进行实态文化研究时认为“商家在店铺招牌或广告商设置英文，主要是为了追求时尚 [14]。”许多标牌的制定者抓住了这一心理，来吸引标牌读者的注意，经统计，英语单语标牌共出现5次，汉英双语标牌出现28次，汉蒙英三语标牌出现94次，英语共出现127次，具有相当的可见度，但是与国家通用语汉语和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语言蒙古语相比出现的频率还是较低的，国际化的水平有待提高。
2) 语言政策视角下的语言生态
《呼和浩特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第一条指出：“要加强本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的管理，保障蒙汉两种文字的平等地位”。相关部门为了保障两种文字的使用标准，管理条例中的第五条明确给出了标准的做法，语言景观制作主体按照标准，规范化的挂放语言景观，既能遵循自治区政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又能美化社会生活环境，营造舒适和谐的语言生态。
经统计，在获取的语料中标准化的语言景观不过半数，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对社会市面上语言文字使用的监管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标牌制作方对语言文字的使用标准理解不够深入，这就需要政府提升监管力度，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对语言文字使用标准的宣传，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语言服务。
该研究为精准地分析呼和浩特市的语言现状，进一步统计了官方非标准化语言景观和私人非标准化语言景观各自所占的比例，私人非标准化语言景观较官方非标准化语言景观而言占比较高。呼和浩特市正处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时期，政府的相关部门应重视起来向私人语言景观标牌制作者给予更多的语言服务，维护相关部门的语言文字应用标准，提升蒙古语语言活力，改善该地区语言生态现状。
官方语言景观作为政府部门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语言景观的非标准化比重仍占有较高比重，标语占官方非标准化的语言景观的比重极高，政府制作的标语起到舆论引导，宣传中央思想，动员公众参与，影响力强。标语作为官方语言景观的一类，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标语制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3) 社会生活环境视角下的语言生态
从我们的生活生态环境来看，语言景观是我们生活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非生态现象主要体现在语言景观的外观状况，在实地获取的语言景观中，语言景观不乏有语码掉落、标牌破损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语言生态环境。
译写质量通常也是语言景观中备受关注的方面，通过深入调查采访5名熟练掌握蒙古语的呼和浩特市民，了解到了他们对蒙古语译写质量的评价。通过调查采访结果可以了解到近些年呼和浩特市语言景观中的蒙古语译写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与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了“公共服务行业要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帮助。”这也是呼和浩特市公共区域语言景观蒙语一些质量得到是市民认可的重要因素。
(二) 呼和浩特市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结果
为了更加清晰详细地了解呼和浩特市语言景观状况，笔者又在市民中调查了呼和浩特市的语言使用情况。本研究共调查35人，其中女性有26人，男性9人，年龄分布多集中在30周岁以下，有17人，30~39岁3人，40~50岁6人，50岁以上9人，民族分布调查数据与呼和浩特市人口普查数据具有一致性，汉族人数最多，蒙古族数量排第二。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使用人口也是最多，汉语语言调查不具有特殊性，所以本研究在此主要针对蒙古语进行调查，进而可以窥探语言景观中蒙古语的功能。
1) 呼和浩特市蒙古语使用能力
本研究共调查35人，受访对象中蒙古族占比22.9%，其中有75%的蒙古族居民具备蒙古语的听说技能，剩余的25%的蒙古族居民则对蒙古语是完全不能理解，不具备听说读写技能。全部受访对象都能用汉语正常沟通，对自己的汉语水平评价都比较高；至于蒙古语的使用情况就没有汉语那么乐观了，有75%的受访对象表示完全不会蒙古语，而仅有大概10%的受访对象对蒙古语的熟练程度非常好(即听说读写四项技能无障碍)。受访的汉族居民中，绝大多数不会讲蒙古语，会说蒙语的比例仅占4%，但是，受所处地域和环境的影响，这部分受访居民虽是汉族，自身不会讲蒙语，但是一部分居民表达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习一些蒙语，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取一些优势。
据上面数据可知，呼和浩特市语言景观中的蒙古语的象征功能大于信息功能。呼和浩特市居民绝大多数人以汉语进行交流，汉语发挥信息功能的绝对优势。而蒙古语作为该地区的第一少数民族语言，政府制定政策给予其充分的社会突显性，蒙古语与汉语并用，具有同等地位。政府制定了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并用的规范和标准，但结合该地区的实际语言使用情况，蒙古语的识字率低，主要发挥象征功能，这也很好地凸显了蒙古族在呼和浩特地区的重要地位，与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适应。
2) 呼和浩特市居民对蒙古语的态度
受访的呼和浩特市居民对蒙古族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虽然绝大多数人表示自己不会说蒙古语，认为蒙古语学起来难度大，但是调查对象中有超过五分之三的居民认为学习蒙汉两种文字是很重要的，有意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蒙汉双语学校。呼和浩特市居民对蒙古语有如此强烈的认同感与该地区的语言政策是分不开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语言文字条例》中明确指出，鼓励各组公民学习、使用、研究蒙古语，并对学习蒙古语言文字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除此之外，该地区还鼓励学校教授蒙古语，注重培养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兼通的人才。呼和浩特市蒙古语言文字调查的结果也充分显示该地区语言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具有显著的效果，这一实践为我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提供示范。
5. 结论
经调查研究发现，呼和浩特市汉语和蒙古语都具有相当的凸显性，但是，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的活力更强，语言景观中汉语语码的出现比例更高。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应的蒙古语语言保护政策，蒙古语的使用频率仅次于汉语；从语言生态角度来看，官方语言景观更符合规范和标准，但是仍然需要完善和规范。从呼和浩特市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的结果来看，仅有少数居民掌握蒙古语，蒙古语主要发挥象征功能。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结论，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1) 本研究所采用的语料数量不足够大，本研究只选取了呼和浩特市富有典型民族特色的一条街道，语料虽然具有典型性，但还是不够全面；2) 本研究调查采访的对象不够多，虽然符合学术论文研究样本的要求，但想要调查结论更具说服力，调查采访的人数越多越科学。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接下来的研究需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改进，要扩大收集语料的范围，从而使研究语料涵括更加广泛；其次，调查研究的对象要尽可能的多，除此之外，还有对调查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等进行详细调查，对特殊人群要进行深入访谈，以全面了解呼和浩特市的语言景观现状和语言使用情况，从而使调查的结论更具科学性，为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