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埃里希·弗洛姆认为人类生存的特殊境遇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关键，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关键问题。在人类这个物种还没有超越生物的纯粹被动地位时，他们和自然内的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会超越自然之上，不会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也没有理性。随着人类的进化，他们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他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弗洛姆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在真正意义上诞生了。虽然人成为了人，有了自我意识和理性，但是也就此面临着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就需要寻找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个生存矛盾，来摆脱这样的特殊境遇。
Abstract:
Erich Fromm believes that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human existence are the key to 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and modern psychology. When the human species has not yet transcended the purely passive position of living things, they, like all other animals in nature, are part of nature, unable to transcend it, unable to be aware of their own existence, unable think rationally. As humans evolved, they became self-aware, rational, and imaginative, liberating themselves from nature, and only then, Erich Fromm argues, did human beings emerge in their true sense. Although man has become a man with self-awareness and rationality, he also fac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vidualization and loneliness, so he needs to find various ways to solve this survival contradiction, to get out of this special situation.
1. 人的特殊境遇
在原始社会，人类以部落或者宗教共同体的形式生存，这样的形式有利于个体的生存，也造成了他们以集体的方式来认识自身，因而没有个体的观念。人们在这种部落中获得安全感，他们属于有组织的群体，在其中他们有着自己的特定的位置，没有孤独和疑虑。在中世纪，人一出生，他所在的社会等级就确定了，他没有机会实现阶级的跨越，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地理位置的迁移，他从出生就确定了职业，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铁匠的儿子仍是铁匠。行会限制买卖的场所、售价、原材料和技术；学徒和师傅之间有着严格的晋升制度，每一个人都在恰如其分地处在他所在位置。此外人们的精神也被教会统治，教会以“原罪”和“上帝之爱”限制人，因而大众的迷茫与分裂极少。总之，个人、经济和精神生活都受限于种种规则和义务。
直到中世纪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心智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强大的有产阶级，动摇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资本成为把人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力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进一步推动个体化，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它在社会关系、政治制度上为人的自由创造条件，使人摆脱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强调合作、禁止竞争的社会原则让位于个人利益至上、个人活动原则，人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智力和勇气，发挥自己的长处，走向成功之路，并且可以按照自己意愿生活而不必听命于人，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人自由了；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增强，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曾在稳定的社会地位、静态的社会秩序中所享受的安全感、归属感消失了，在激烈竞争中，人成了在自身之外的某种超级力量手中的工具，成了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个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不安。弗洛姆认为中世纪虽然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却给人们非常大的安全感；资本主义解放了个人，使人获得自由，却也破坏了中世纪的安全感，个人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的特殊境遇。对于这种特殊境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有论述，但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变革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1] 。
资本由仆人变为主人，它获得了某种独立起作用的力量，要求按其自身的规律性去支配经济组织，它剥夺了人的支配权，成为掌控人命运的超人力量。发展到现代社会，这种超人的力量将人们引向更大的不安。
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自由对于个人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在这之前，个人“在自由中获益”与“在自由中受害”两个方面的分量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衡的话，那么到了这一时期，自由的积极影响开始减少，而趋向削弱个体力量的因素大大增强，个体更加感到孤立无援。此时，“传统的束缚越来越少了，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取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因为资本高度集中，社会的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本，他们操纵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命运” [2] ，他们感到自身的微不足道。现代消费者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金碧辉煌的建筑面前感到渺小、不重要，商人也不会特别关注顾客的愿望，只想通过话术与暗示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购买尽可能多的但或许他们并不需要的商品。现代个人在政党庞大的权力与规模前感到渺小而微不足道，政治宣传迫使他们失去冷静的思维。现代核战争的大规模杀伤力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惧感和无能为力感。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情形，个人在“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带来的负担中再也无力承受，“他们必须全力逃避自由，除非能化被动自由为主动自由” [3] 。
2. 现代人摆脱特殊境遇的方式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为了摆脱自由的枷锁，免于孤立无援、缺乏安全感的境遇，派生了许多逃避的的心理机制，主要有三种：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
1) 权威主义
这是最重要的一种逃避机制。具体做法就是放弃自己的独立倾向，而去寻找自身之外的他人或者他物，通过与之相结合建立一种新的纽带，来找回归属感和安全感。权威主义在心理学上的表现为施虐—受虐倾向，或是渴望臣服，或是渴望主宰。受虐冲动常见表现为深感自卑、无能为力、贬低自己、自甘懦弱并且不敢主宰事物。受虐冲动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起自我伤害，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受虐倒错” [4] ，指的就是人们在体验痛苦时感到快感。施虐冲动的本质是一个人想要完全支配另一个人，使其听从他的摆布与玩弄，那么他便可以从中获得快感和乐趣。弗洛姆认为这两种倾向或者说人格特质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们都源于个体化过程中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是摆脱这种特殊境遇的病态方式。受虐倾向的人格特质在纳粹意识形态下的下层中产阶级身上表现最为典型。一战后，受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威胁，由此引发他们的恐惧和焦虑，渴望臣服于掌权者，希特勒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而渴求权力的施虐倾向性格则在希特勒的自传中暴露无遗。
2) 破坏欲
破坏欲是指这个世界让我感到无力和孤立，那我就干脆毁了这个世界。那摧毁了世界就不孤立了吗？不是的，仍然孤立，但这是光荣伟大的孤立，因为外在的威胁，已经被我消灭了，这是破坏欲的逻辑。现实中破坏欲无法毁灭世界，他就针对让自己感到威胁又很弱小的对象。他们常常伪装成其他感情、如义务、责任、爱、良心和爱国主义。弗洛姆认为中产下层阶级往往有更强烈的破坏欲心里。他推测破坏欲是生命发展受挫，受压抑而产生的后果。在这里他吸收了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身上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这种本能设法要使个人走向死亡，因为那里才有真正的平静。只有在死亡里人才有希望完全解除紧张和挣扎。破坏性是个体生命力量发展过程中受挫的结果，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的孤独与无力感无法解决时，人们就易将这种破坏性发泄出来” [5] 。
3) 机械趋同
机械趋同是指一个人因为自由而感到孤独，为了克服这种孤独，就把自己变得和大多数人一样。一样的着装，一样的品味，一样的看法，甚至连梦想都一样。即所谓的从众，或者随大流。通过这种做法，人融入了环境，同时也放弃了个性。虽然不再孤独和焦虑，但也失去了自我。“弗洛姆在此所阐明的生活方式无异于海德格尔曾经描述的失去个性的‘常人’形象” [6] ，常人在“日常性”中的沉沦，通过从众行为丧失自我的独特性，消失在集体中，每个个体都“从无此人”，因此起着减轻压力和罪责的作用，没有人承担罪责，也最能够承担其责任。弗洛姆反对这种机械化，像机器人一样的逃避自由的方式，他在《论不服从中》认为阿道夫·艾希曼就是这样机械趋同的代表，他是一个“组织人”，是一个只知道服从指示的异化的官僚。当一个人成为独立成熟的个体时，他拥有自我思考能力和感受能力，他应该有勇气做出自己的判断，对权势说“不”，“通过学会向权势说‘不’这样的不服从行为，人会成为一个自由人” [7] 。
3. 弗洛姆认为摆脱特殊境遇的恰当方式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摆脱原始纽带的束缚后变得孤独、缺乏安全感，表面上他挣脱了束缚，似乎获得了自由，但是这却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为了避免孤独和无助，他们甚至拼命逃避自由。他批判现代人通过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的等建立新的依赖方式，他坚信有一种真正摆脱困境，拥抱自由的方式，即践行一种积极的自由，依靠全面独立的人格，实现自发的活动，也就说依靠自己，尝试自发性的行为，让自己更多从自己身上获得满足。自发行为能够克服因个体化带来的孤独，同时不会牺牲自我的完整性。因为在自发行为中人重新与自然和他人连为一体。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一种自发行为他们在自发表达真实的自我；小孩子的自我表达，思考言谈和随时反映在脸上的感觉，这也是一种自发行为。在自发行为中，爱和劳动是核心组成部分。
1) 爱
弗洛姆认为要达到与世界和他人之间的协调和相互融合，必须要通过爱，正是爱把人类紧密相联，使家庭、民族、国家得以长存不衰。弗洛姆指出“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结合，他将其概括为“那种在东西方历史中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宗教与哲学体系中的理想美德的结合” [8] 。他所说的能使人摆脱异化的爱是一种成熟的爱，是两个人在保有自身完整性、独立性的基础上结为一体。成熟的爱的特征是：给予、关心、责任心、尊重和认识。这种成熟的爱包括父母之爱、手足之爱、情欲之爱、自身之爱以及上帝之爱，通过成熟的爱，人们之间的孤独、疏离就会消失，异化问题便会随之解决。
弗洛伊德把爱视为性本能的表达或升华，将性视为爱的根源 [9] ，这一点在他提出的恋母情结中表现出来。弗洛姆驳斥了弗洛伊德这种看法，相反，他认爱是性的根源，性欲是人渴望爱与结合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异性间的相互吸引远远超越出性欲吸引的范围” [10] 。在弗洛姆看来只从生理上解释人的情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生理维度转入生物与存在维度，从人存在的特殊境遇来理解爱。正是因为爱能够使人们重新结合，摆脱孤独，所以才能用爱来消除异化。
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 [11]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爱的行为中才成为人的关系，他指出“在与对象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过人自己的力量，外部世界对人来说成为实在的，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爱’，才使人真正相信人之外的那个对象世界的实在性。主体和客体不能相分离。” [12] 。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人复归为人本身，以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去行动，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需依赖于人的力量、人的爱，所以要用“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爱能够使得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须、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与抗争的真正解决 [13] 。所以说，爱在弗洛姆那里具有重要意义。
2) 劳动
弗洛姆所说的劳动不是为了逃避孤独的强迫性的活动，也不是想要征服自然，受劳动果实奴役的劳动，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在创造性工作中，人“把自己同物结合起来” [14] ，劳动者和他的劳动对象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和时间结合起来。他会感到一种创造的快乐，比如，中世纪的手艺人，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仍然少数存在，他们拥有创造某物的快乐，一小部分技艺高超的工人仍然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也许是在一个钢铁厂里，也许是一位和复杂机械一起工作的工人，他能感到他在创造，他知道自己工作的计划、创造过程和结果，弗洛姆称这样的劳动为生产性劳动。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的劳动是一种异化的劳动，现代工人逐渐成为机器上的齿轮，把全部生命奉献给经济生活，“如果没有资本，便是个无足轻重的齿轮，但是总是要服务于自身目的之外的齿轮” [15] ，劳动者成了机器式官僚机构的配件，他和他的劳动对象相疏离，因为分工他对劳动的结果不了解，对整个生产过程不更是一无所知。所以弗洛姆提出必须要恢复劳动的创造性才能克服异化。
4. 总结
人的特殊境遇是弗洛姆论述自由、爱、性格、需要、异化等诸多问题的理论前提，是他人道主义学说的起点，也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应该看到弗洛姆通过人的特殊境遇这一前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所做出的有力批判。同时还应看到他提出的通过自发活动，用爱和劳动来摆脱特殊境遇，这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的方式发展自我和世界的想法，颇具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