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类作为社会一切行为的主体说明人能够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随着人的各种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认知能力，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起着主导作用。马克思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无论对社会环境的变革还是自然环境的改变都具有不可否定的影响。二战之后的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复苏的如此之快？正是因为战后的人力资本的贡献，人力资本是被公认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内生动能。改革开放之久中国政府花费在教育上实体上的投资逐年增长，这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同时也使得中国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然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比较落后，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未能得到有效发展。强化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紧扣新时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选择。
资本的概念最初是源于经济学，一般是指被生产出来不具有消费性质而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及用于再生产的事物，比如厂房、机器设备。资本可能并不仅限于上述这些简单的事物但是就其广泛的作用机制来说是能够服务于与未来并能够在未来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外延概念，在现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显示关键型资本。广义上，人力资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的不断增长使得个人的生产力能力得以提高并同时促进个体和和社会的总的财富的形成。人力资本作为生产的重要组成，对人的能力的投资会使国民经济增长 [1] [2]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构之一，虽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投资，但是教育所带来的最终回报是不胜枚举的。在美国社会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要比实体资本的回报率更胜一筹。然而，教育的投资回报并不是没有其它影响因素，政治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均影响教育的收益率。不仅仅是教育和实践上的投资，健康，营养以及人口流动等投资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也是被认为改善工人的生产力的重要的指标体系 [3] ，早期的研究者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经济利益同时也会有非经济利益呈现，比如，竞选投票会有更多的参与者，家庭的计划选择更具理性意识以及对于经典音乐和文学著作的更高的赏识，这就延伸了对人力资本的更深的理解。现阶段对人力资本理解不仅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可被看作为一种提高生产的方法也可以是人类发展的目标 [4] 。经济增长只有实现人的发展机会和能力才能是被看作有效的，发展是通过人们有机会实现自身的发展，以人的自由的实现看待发展而不是聚焦于经济数量指标。根据劳动力供给需求理论，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助推高质量就业，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5] 。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整体经济增长和当前国家所有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积累有很大关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临界现象，经济行为有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且导致效率提升速度放慢，因此，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是区域经济追赶的必要条件 [6] 。民族地区和内地发展地区的收入差异和民族地区内部的城乡居民差异都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的表现，基于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异。
纵观国内外文献，其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集中于研究人力资本的概念性拓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的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五类。一、针对教育和健康投资的后期回报；二、人力资本发展的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三、人力资本与就业收入质量的关系；四、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五、人力资本积累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目前少有研究能够建立促进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适用机制。其次，结合民族地区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来研究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进而对追求人力资本的非经济利益目标的研究更是少有。因此本文的中心思想定位于藏族传统人文历史背景下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结构的源头探索以及为适应现代化人力资本结构，研究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创新机制。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人力资本
资本的概念最初是源于西方经济学，一般是指被生产出来不具有消费性质而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及用于再生产的事物。资本可能并不仅限于上述这些简单的事物但是就其广泛的作用机制来说是能够服务于与未来并能够在未来创造价值。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外延概念，在现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显示关键型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要追溯到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指出“通过教育、学习和培训获得的才能是需要成本支出的，而这种成本支出实际上是对人的投资，这些才能既是个人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广义上，人力资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的不断增长使得个人的生产力能力得以提高并同时促进个体和和社会的总的财富的形成。人力资本作为生产的重要组成，对人的能力的投资会使国民经济增长。
2.2.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指对人的各种能力的形成上的投资，是通过在人的教育、医疗、健康、培训、劳动迁移能力上的投资积累，人的各种能力实现分化和专业化，从而使个人的生产力和社会总财富得以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合理化会使该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兴起，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临界现象，经济被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且导致效率提升速度放慢。另外，对于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也可以是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不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追逐的是一种非经济利益的人力投资。
3. 藏族社会人力资本结构
3.1. 历史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藏民族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宗教文化，在近代史上有过其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所谓政教合一是指政权和教权统一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在格鲁政权统治下，最高的统治者是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政府官员分为僧官和俗官共同管理西藏内务 [7] 。僧俗两官的遴选都要求有基本的书法、编译和藏式计算能力，俗官一般是世袭的世俗贵族，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而这些教育就包含书法练习、语言编译和计算能力。书法的练习是因为在府内要求需要有良好的书法和文才以政治书信的来往；语言编译能力的要求是政府和外界交流所需，等同于现在的国际翻译；具有计算能力的人才被应聘为财务部门。如此看来，近代西藏政府职员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按照政府的职位需要来决定的。近代西藏的民间组织包括农民、牧民、商人、小贩和其他手艺人，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农民通过耕种来维持生计，牧民则通过养殖牲畜来维持生计。两者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就是会耕农和放牧，兽医的角色并不是牧民自己充当着，而一般是在寺院学过医学的僧人。商人和小贩一般都充当着两个区不同 域间的投机人，他们可能会有传统的商业头脑，通过买卖牲畜的副产品和农业经济作物维持生计。另外，如果这些商人和小贩在不同的民族间的产品交换中充当中间人，那么他们必定还要学会其他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掌握可能是以后他们可持续投机的优势。手艺人和因自身所从事的事业类型不同，具备不同的手艺和技术，这些手艺都是因为民族文化所需衍生出来的，因此，手艺都具鲜明的民族特色。民间组织的特点是该主体都没有受过任何上层教育和现代的这种学校教育。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藏民族最具特殊性的是宗教因素。由于宗教有它自成体系的教学，藏族人出家为僧的历史已有1300年久。近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的条件下，格鲁三大寺院组织有权管理西藏的政务。因此，在近代西藏，寺院组织为独立的组织区别于民间组织。出家为僧的藏人可以被理解为非经济利益的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出家为僧就意味着放弃世俗条件，为了自己和众生而修法悟道，僧人在寺内学习的医学便是民众患病医治的主要依托。传统的藏族家庭一般每个家庭中都会有一位出家为僧，其目的就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而非获得经济利益。
3.2.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演化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民主制度替代了西藏的旧有制度，庄园经济和地方领主世袭制度也随之消亡，藏族社会组织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的政府内部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确，地方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士没有如此能力胜任政府职务，此后国家大力实施少数民族骨干培训计划，目的就是能够充当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公务人才。另外，西藏的民主改革以来，中央大力支持西藏的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民族双语现代教育的普及是民主改革以来藏族社会出现大量的本土具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 [8] 。藏族社会制度的转型导致了藏族社会组织关系的变化，组织关系的变化使得藏族社会的结构得以重新调整。因此，现代社会的藏族群体结构呈现六种组织分化，分别是农牧民、公务员、事业人员、寺院和尚和服务人员。农牧民组织依然是提供其他五种劳动人口的来源，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农牧民群体人口日益增张，这就形成了农村和牧区的富余劳动力。另外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和推广使得这些剩余劳动力有了转移之所，这在农区社会更是能够体现，农区由于除了耕作收割季节，其余时间段基本是处于闲暇状态，家庭人口过多，生产收入不变，劳动力过剩，因此会选择转移到其他行业。高级中学和职业学校的建立更是发生这种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一些有远见的家庭会从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目的是以后能不在从事农业牧业，而是在成为公务员或者事业人员。这种劳动力转移投资的底层逻辑是比较利益 [9] 。近年来，藏族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有了明确的新的方向，那便是家庭选择投资孩子的教育和健康，这种比较利益同时也削弱了藏族孩子从小出家为僧的宗教动机。这种蜂拥而至的教育投资需求，使得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不足，且教育质量也受到全新的挑战。
4.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发展机制
4.1. 市场嵌入社会文化模式
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受益与西方工业改革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都是文明的体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先盛行的，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资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劳动力专业化分工。市场经济制度和文化当属西方的文化，是适应西方工业文明的经济制度。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上的一部份，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与社会文化而存在，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 [10] 。
4.2. 民族文化、人力资本和劳动市场三者相互作用机制
现代藏族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转变更多的是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恰好也适用于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转变机制，市场的比较利益牵动着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转变。然而这种结构抓变的进程相当缓慢且效率低下，市场而是需要嵌入在民族社会文化各体系下才能可持续的形式推动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图1表示这种相互机制。
Figure 1.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ethnic areas
图1.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开发机制图
藏族社会由于其历史社会文化制度，社会阶层的固化，自然而然经济结构也呈现几乎不变的情形，由此，民族文化可以是经济停滞不前的阻力。实然，经济发展也必须要依托民族自身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是教育的结果，依此，现代文化发展就需现代教育。自从民主改革以来，藏族社会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首先是农牧民团体受到了教育和培训，逐渐参与到社会管理和治理中，这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其次是民族自身的文化变迁使得藏族社会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多样化抉择和追求个人幸福权。这种文化变迁能够激励现代人力资本的发展。再次是由于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影响，藏族社会也不断地在调整自身内部结构，以更能适应社会生活和实现个人价值。劳动市场吸引藏族现代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使其投资主体对人力资本投资更具合理化配置。根据社会不同的劳动市场需求，人力资本的供给侧结构根据市场结构优化升级，这样市场经济制度文就易于嵌入民族社会文化中，同时文化又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壮大。
5. 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民族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发展能力不足又具体体现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未能实现现代化发展和投资结构的固化，从市场嵌入社会文化的视角以及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民族文化激励和市场导向是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适用手段，文化激励和市场导向的机制可以运用在以下三点。
5.1. 提升民族地区现代文化教育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人才差异最主要表现在地方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现代教育文化发展程度是造成人力资本短缺、积累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公共部门应在民族自身优秀文化发展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加强民族地区现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5.2. 扶持民族地区本土种子企业发展
地方种子企业是地方自发的企业，极具有地方特色，是地方依托地方市场需求而出现，如果加以外界的轻微扶持和培育地方种子企业很有可能会成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铸就地方劳动市场的供给，吸引地方人口转移就业，更多的地方特色企业和延伸的产业链使得社会劳动迁移变成可能，从而也发展了地方人力资本。因此，公共部门和社会各界应该激励地方种子企业的安全发展，提供政策环境保障。
5.3. 持续民族地区开放共享格局
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自身文化的内部发展，其二是外来文化的传播。在全球产业链价值背景下，民族地区也应该改变封闭的状态，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创造全球市场价值。充分促进社会文化交流，持续缩减知识差异和能力差异。可选择的战略有加强民族地区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ZD2022164)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