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王符(约公元80~167年)，字节信，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著有《潜夫论》，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各个方面，是王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惜时爱日”的时间道德观是王符第一次提出来的新命题。时间道德是指一定社会用以调整个人之间，以及个人、集体、社会之间在时间关系上的行为准则，时间道德观就是人关于时间关系行为准则的反映、认知和情感态度的倾向 [1] 。笔者试图在农耕的社会背景下，探寻王符的时间道德观，挖掘时间对人之存在的道德维度意义，为时间伦理的存在和建立寻找理论依据。
2. 农时：时间管理的道德依据
华夏民族自古是农耕社会，农耕能够创造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和财富，所以农业是国家乃至百姓基本的经济来源和生存保障。又由于农事活动的时令性，百姓需要按照农时耕作与收获，在此基础上，王符提出了“惜时爱日”的主张，即爱惜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保证农业生产按照四时节律正常进行。与传统的自然时节观念不同，王符创造性地从生产的过程和成果两方面来考察时间，为我们理解东汉时期的时间道德观提供了一个认知的支点。
农时对于农业具有特殊的意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形象描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节奏，《尚书·尧典》有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吕氏春秋·上农》载有：“敬时爱日，至老不休”。《孟子·梁惠王上》中也有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据此可以看出，先贤们均强调爱惜农时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就是要毋夺农时，遵从事物发展的时间规律做事，粮食木材都满足百姓需要，并抓住农牧的关键时机。显然，中国传统农耕模式下的农民对于时间这个抽象概念的认知大都源于外在性的形象思维，对农时的把握会依赖于物候观察和农事活动，随着农民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他们根据农事活动的时间指向逐渐总结出了一年两季、四季甚至十二个月，于是农业生产便有了更详细的指时方式，或者说整个社会就通过农时有了节奏性、秩序性的展开。东汉时期，百姓的时间观仍以农业节令和自然观察为基础，如《四民月令》记载了华北平原丰富的物候信息，尊天重时的方法和思想为农民的农事活动提供了相对应的指导。如正月，“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菑强土黑垆之田。” [2] 也即：正月的土地冰解化冻，地气始通，逢雨水热气蒸达，可以翻土拔除作物陈根，开垦坚硬强地之田，被视为农民垦田的时间暗示。其中的“地气”也可以视为天地所赋自然之灵气，随着时间的变化，作物在阴阳二气的能量转化中萌动，人与自然也在此和谐共生。通过了解东汉季节与节气相对应的农事管理，我们已经发现，自然孕育了时间，农民通过经验式的时间感知来指导农耕实践，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根源于生活的时间观念，可见时间问题在生产方面已经展现出了清晰的规律性。那么，这种时间观有没有一种道德层面的展开呢？
事实上，王符在《潜夫论》中惜时爱日的思想不仅出于工具论目的，这是因为他首先从百姓生存的角度来思考农事活动的生产安排，为农耕经济管理提供了道德依据，因此，还具有目的论意义。王符认为“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 [3] : p. 17)这里提到的“天”，指的是农业生产所依托的自然条件；“天之道”即上天的规律，指的是气候变化的时序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物生长节律，农作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就要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性；“用天之道”则是要顺应气候变更、物候变化，尊天重时，春季耕种，夏季耘田，秋季收割，冬季收藏，这也是一种根据自然资源的生产周期取之有度的表现；除此之外，还要因地制宜，分辨土地的高下肥瘠，使地尽其利。农时具有一维的特性，所以不能逆时而动，要遵循农时。虽然不排除自然的非确定性对农业生物产量的影响，但是又考虑到人对自然的高度依附性，如果人事行为不符合农时也会破坏自然环境，甚至导致异常的气候现象，农事停滞百姓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反之，循天时尽地利，就能六畜兴旺，百果备具，农业生产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亦是富国的根本所在。因此，王符在这里实际上是通过农业与时间的联系建构起一种规则性的秩序，与其说是秩序，不如说是一种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角度考虑而形成的一种原初的道德依据，这也为农业生产的伦理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循此前进，王符又指出农耕对于民性塑造的影响，“故力田，所以富国也。”( [3] : p. 17)因时因地地开展耕作，则仓箱可期，百姓有足够的粮食作为生活保障，民生富足，就会乐于接受教化，化民成俗，进一步就有了“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 [3] : p. 15)由此可见，王符所强调的重农尊时思想不仅关乎国富民强，更关乎人民心性的正面养成。教民必先富民，百姓丰衣足食，才会主动修习礼义，使内心朴素尚善，在这点上，他主要是吸取了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4] 的思想，这也是伦理道德社会化的物质前提。王符还指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 [3] : p. 15)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符对农耕的道德思考和价值评价，在物质前提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化变民心”，民众通过修习礼义使自身的言谈举止符合社会规范，学礼义行忠孝，从而形成内心的价值认同。他先是肯定了遵循自然时序更迭的伦理合理性，又把民性的养成作为社会安定的基。可见，社会伦理价值的建构离不开民性的善化，正所谓“教化行而风俗美”。因此，“惜时爱日”也可以看成是王符对民众道德教化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表态。
3. 日力：时间管理的道德准则
王符继承了“敬授人时”、“敬时爱日”的思想，在传统以物候现象规律为根据的农时观基础之上，提出了“日力”这一具有经济伦理意蕴的概念，他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馀；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 [3] : p. 210)
国家的构成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保障，农作物的丰殖又依赖于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而劳动者的劳作最终又回归到生产时间。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日力”是指劳动时间，“人功”则是人的有效劳动。农耕文明的延续可以看作是自然经济的发展，在长期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人通过自然获取生活资料，可以说在观念领域已经形成了对自然价值的内在体认。正因为如此，人的社会政治行为也只有在自然秩序中才具有正当性。王符把“日力”作为劳动生产的始点，其中的“治国之日”与“乱国之日”则是衡量君主道德行为的主要形式，为人事的运作提供了尺度和依据，具体来看，政治清明而恤民，则时和岁稔，百姓安闲且有富余的劳动时间；相反，政治混乱而扰民，则比岁不登，百姓困忧且没有足够的时间耕作。因此，如果不珍惜劳动时间或者错失劳动时机，就会影响劳动效率从而影响劳动生产量，王符在理论层面上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肯定了人善于利用自然并通过劳动时间提高自身创富能力的伦理价值。那么，“日力”的价值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如前文所述，国之治乱与“日力”之长短有着紧密联系。据此，王符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 [3] : p. 213)在东汉劳动密集型农业的背景下，“日力”凝聚了劳动价值，劳动者拥有越多的劳动时间，就会创造越多的财富，百姓生活富裕就会怀仁义之心，从而守礼尊道；反之，劳动者拥有越少的劳动时间，创造的财富也越少，百姓生活贫苦甚至会生偷盗之念，从而违反道德行为规范。据此不难看出，“日力”的价值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毋违农时，在劳动生产率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增加个人劳动时间以此收获更多的劳动成果，百姓生活宽裕闲暇则会择善循礼；二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排除不可抗力因素，勿夺其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社会可支配劳动时间增加，收成提高，百姓间就会形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王符重视民众伦理道德的教化，通过揭示劳动时间与财富多寡之间的直接联系，从道德层面上把贫富与人之善恶联系起来，指出“民贫则背善”、“贫则阨而忘善”。换言之，劳动时间关乎经济状况，经济状况又决定人之善恶。由此可见，“日力”之长短与人之善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以“日力”为根据提供了一种道德准则。
农耕文明是深植于泥土的文明，“日力”的发挥就不得不以百姓所固着的土地为前提，换言之，“日力”所体现的价值性与农耕土地的空间性紧密相关，只有给予百姓充足的时间，并把他们安放在土地上耕作，才能使农耕的生产方式乃至农耕文明不断形成并最终确立。从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伦理在本质上正是围绕土地建构的伦理，土地天然的“德性”是人之德行的生发点和成立的依据。 [5] 据此可以看出，王符所希求的正是道德能够安放的土壤，他曾有云：“夫土地者，民之本也”( [3] : p. 284)“土地人民必相称也”( [3] : p. 286)，从人与土地建构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人所拥有的财富不只是田间生长的作物，而是土地本身，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耕民族建立起了安土重迁的观念，而土地的无私给予则激发出人们共同的道德情感，滋养出厚重、仁爱的德行，正是这种德行孕育了人心中所具有的道德自觉的能力。
关于王符所提“日力”之意义，正如宗白华所说：“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 [6] 人对时间的感知体验转化为依托于土地的空间认知，这里的土地已经超越了地理属性，升华为关乎道德的心灵情感，并通过与土地的情感互动获得了精神性向的反馈，深化了人对自然和土地的本性认知，实现了空间与情感打通，亦与时间打通矣。
4. 人功：时间管理的道德行为
王符的时间道德观把人的生存实践作为出发点来解析劳动时间，在“人功”与“日力”的关系上，把“日力”和“人功”结合起来，有“日力”，“人功”才能有效运作；有“人功”，农作物的产量才能有基本的保障。那么，如何去理解“人功”？许慎《说文解字》曰：“功，以劳定国也。”所谓“人功”就是人力，即人的劳动。劳动者在从事具体的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实践活动通过劳动时间实现主体向客体的转化，从而产出农业产品，“日力”也就通过“人功”获得了现实性。王符认为：“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3] : p. 222)在“力有余”的情况下，就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到劳动生产中，既能保障劳动成果的产出，又能保证国家的平稳运行；相反，若出现“力不足”的情况，即“一夫耕，百人食之”( [3] : p. 120)，良田沃土虽多，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功”，也会有民饥国贫的状况发生。基于此，王符从国家富强和百姓富裕的角度论证了“人功”的道德正当性。
除了看到劳动时间之于劳动生产量的重要性，王符还看到劳动实践之于劳动生产量的重要性，他说：“今以目所见，耕，食之本也。” [3] p. 329农业生产首先为人提供粮食，而粮食的生产又取决于人的劳动，这也体现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基本需求。王符接着指出：“十种之地，膏壤虽肥，弗耕不获；千里之马，骨法虽具，弗策不致。”( [3] : p. 312)也就是说，若无人耕种，即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会有收获，同理，若无鞭策，即使有千里良驹也不能至于千里。在这里他先是强调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关系，指出生产资料离不开生产者的实践，即“人功”。值得注意的是，王符的这一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精神，或者说，这也代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单向度地依附自然转向以“人功”再造出更适于人生存的自然。
此外，王符关于“人功”的思想在他的人性论上也有所体现。一般地说，人性即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在人性的先验形式中，择善或为恶都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本身。他说道：“故民有心也，犹为种之有园也，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孽。”( [3] : p. 377)王符认为，民众心中的善犹如园林中的种苗，若逢中和之气则茁茂成实，若遇水旱则如化橘成枳，借此指出人的道德本性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那么，如何去维护人之本性？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可以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是因为“人行之动天地”，指出“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 [3] : p. 366)他将“人道”放在与“天道”、“地道”等同的位置。其中，“人道”即人的行为应秉循的客观规律和应当遵守的道德法则；这里突出了一个“为”字，也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合目的的实践活动。如此，王符认为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的行为方式如果是道德的就会促成主体的道德，强调了行对知的塑造，而道德的行为又如何保证？可以说这一过程离不开道德的教化，德教影响民众的道德行为，进一步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意识，从而转变为主动的道德自觉行为。
回归到“人功”的思想，“人功”的实现也离不开一个“为”字。在中国传统这个重农重德的社会，劳动实践具有奠基性。在人将自然生产转化为人工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实践提高了人的劳动能力，长时间的劳动沉淀了宝贵的农耕经验，深化了人的认识，使人更具思想力。据此可以看出，人之存在的时间性凝结为思想力，而教化则是思想力的传承方式。因此，王符反复强调农桑为本，引导民众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是为了实现物质富裕，还有德教的更深层目的；换言之，正是劳动者对农耕生产的投入才给予了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把握自身命运的可能性，而道德教化在其中则充当了引导的作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说王符的时间道德观是社会时间观。如前文所述，社会时间是属于劳动者这一主体的时间，劳动者把所能够感知到的时间作为其实践活动的一种规范性秩序进行合理分配，正是由于其实践的本质，才体现了时间属人的价值禀赋和伦理思想特性。又由于“日力”凝聚了劳动价值，“力有余”会提高农耕的创富能力，富而善，善而安，故将“日力”作为道德教化的准则；“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 [3] : p. 210)，“人功”来源于“日力”，生产时间通过具体的劳动体现着劳动者的存在状态，换言之，是从劳动者的劳动实践来理解生产时间。据此，从农耕到富裕、再到德教就通过农时、“日力”和“人功”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过程。王符的时间道德观流露出对农耕时间的关怀，实际上是对人的关怀，这种由时间意识主导的伦理关怀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