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自尊是针对于某一特定客体，即自我本身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态度(Rosenberg, 1965)，是人们适应自己所在环境文化的一种心理机能，是个体对自己所在的有意义的环境中作为有价值的一部分的理解和体会(Greenberg, Pyszczynski, & Solomon, 1986)。青春期正是身心发展巨变的时期，是个体自尊发展的重要阶段。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发展的重要阶段，自尊对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自我判断及自我概念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直接关系着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心理健康水平(Mruk, 2013)。
家国“情”“怀”是青少年自尊的影响因素。青少年对家庭的“情”主要来自于父母的关爱。父母关爱是指父母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对孩子的关注和接纳(Lancaster, 2007)。根据依恋理论，与重要他人(父母)的互动模式可以影响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看法(Cassidy & Shaver, 2008)。林崇德和张文新指出，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是对青少年自尊发展普遍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张文新，林崇德，1998)。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会通过情感支持增强子女的自尊(刘宇晋，2020)，父母的认可是与青少年自尊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因素之一(Harter & Whitesell, 2001)。Soest等(2016)在一项追踪研究中发现，青少年自尊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关爱呈正相关。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高自尊的个体大多数有更多的父母关爱和接纳态度，而低自尊的个体往往也遭受更多的父母拒绝和忽视(Herz & Gullone, 1999; Taylor et al., 2012)。
青少年对国家的“怀”主要表现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集体认同，是个体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一种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Huddy & Khatib, 2007)。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是部分地根据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或群体种类来定义的。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梁进龙等对甘肃南部某县城一所高中的123名学生的研究发现，回、汉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均与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梁进龙等，2010)；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能够预测自尊的水平，并且国家认同的预测力更强。Phinney等(1997)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在白人青少年中，高自尊与高国家认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是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涉及从宏观(如社会文化、制度)到微观(如家庭、学校)不同层面(Bronfenbrenner, 1979)。国家和家庭分属于个体生活其中的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那么，家国“情”“怀”是如何共同作用于青少年自尊发展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对早期青少年(初一学生)进行为期10个月的追踪调查，考察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交互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按照整群抽样的方式，在湖南怀化和韶山两个地区共选取8所初中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两次测查。第一次测查时间为2018年12月，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134份。第二次测查时间为2019年10月，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066份。将两次回收的数据整合后，剔除只完成一次测查、答题不完整等无效数据后，参与分析的有效被试为997人。其中，男生539人，女生458人，首次施测年龄跨度为11~14岁，平均年龄为12.19 ± 0.49岁。
2.2. 工具
2.2.1. Rosenberg自尊量表
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用来评定被试关于自尊的总体感受。该量表由10个问题组成，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其中第3题、第5题、第8题、第9题和第10题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测量青少年整体自尊的工具之一，在中国青少年样本中有着良好的信效度(Zhao et al., 2013)。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62和0.674。
2.2.2. 父母关爱问卷
由范兴华，方晓义和陈锋菊(2011)编制，用于测量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的父母关爱缺乏状况，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年内感受到的父母关爱的频率。问卷共8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多”到5“很少”。本研究将各项目反向计分，并把各项目的得分之后作为父母关爱指标，得分越高，代表被试感受到的父母关爱越多。结果显示，该问卷用于本研究的第一次测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944。
2.2.3. 国家认同问卷
由李春玲和刘森林(2018)编制，问卷共包含5个项目测量国家荣誉感和国家身份认同等内容，问卷答案选项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从1“很不符合”到5“很符合”分别赋值为1、2、3、4、5分，答案选项得分相加总分即为变量“国家认同感”，总分越高代表被试国家认同感水平越高。问卷信效度良好。本研究在第一次施测中使用了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632。
2.3. 研究程序
采用纸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实测。在与学校进行充分沟通获得学校支持并获得学生及学生家长的知情同意后进行施测。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担任。首先进行父母关爱与青少年自尊的测查，然后对国家认同的内容进行施测。施测前，主试强调施测结果仅用于研究并阐释保密原则，施测过程中，陈述指导语并详细解释作答方法。问卷当场完成后由主试收回并带走。
2.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首先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然后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Pearson相关分析，再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分层回归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使用Bootstrap分析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水准α = 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显示前后测数据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5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分别为34.24%和36.37%，均小于临界值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使用SPSS21.0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前后测自尊相关显著，r = 0.441，p < 0.01，表明父母关爱与青少年自尊从初一到初二的这段时间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父母关爱与自尊T1的相关为0.491，p < 0.01，与自尊T2的相关为0.293，p < 0.01。国家认同与自尊T1的相关为0.223**，p < 0.01，与自尊T2的相关为0.179，p < 0.01。父母关爱与国家认同的相关为0.132，p < 0.01。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T1代表前测，T2代表后测，下同。*p < 0.05，**p < 0.01，***p < 0.001。
3.3. 父母关爱与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
使用SPSS21.0研究父母关爱与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为了减少变量间的共线性，先将性别、年龄、自尊T1、父母关爱、国家认同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父母关爱 × 国家认同的交互项，然后采用分层回归检验其交互作用。结果(见表2)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自尊T1的前提下，父母关爱(β = −0.091, p = 0.009)和国家认同(β = −0.092, p = 0.003)均对自尊T2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关爱 × 国家认同对自尊T2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091, p = 0.001)，提示在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任何一方较弱的情况下，都会使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更加依赖另一方。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表2. 国家认同的调节效应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对997名初一学生进行为期10个月的追踪，考察了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共同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以及初一时自尊的前提下，初一时的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及二者的交互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初二时的自尊。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教养与青少年自尊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Laible et al., 2004; 周玲婷，2019；潘颖秋，2015；曾庆桂，洪莉，2019)。本研究得到相同的结果，即初一时的父母关爱能够显著初二时的自尊。依恋理论认为与重要他人的互动是个体形成自尊的关键机制，而父母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他人。父母给孩子的爱越多，就意味着孩子从父母处得到的情感支持越多，感受到的接纳越多，因此也就越容易形成安全依恋，并发展出自我肯定的内部工作模式，形成高自尊(Thompson, 2006)。相反，父母关爱缺乏的个体则容易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产生被抛弃感，从而形成低自尊(范兴华等，2018)。
初一时的国家认同对初二时的自尊的预测作用验证了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即个体心理的发展受群体认同的影响。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任何人都属于某一群体，也必然将所在群体的主观规范、价值观等觉知为自我的一个维度(Turner et al., 1987)。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与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对个体的自我认同有着更为突出的影响。很多研究证实，对于青少年的自尊，国家认同是一个比民族认同更为重要的预测因素(崔淼，黄雪娜，2011)。
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的交互对初二时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了家国“情”“怀”的交互在青少年自尊的发展中是一种“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叠加”的作用，即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的任何一方缺失，都会让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另一方。自尊的核心是自我价值感(Coopersmith, 1967; Rosenberg & Simmons, 1971)。发展心理学认为，越是在早期，个体的自尊越是受父母态度的影响，但进入青春期后，随着个体社会性的发展，群体认同对个体自尊的影响在逐渐增大(黛安娜等，2013)。国家认同是一种群体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水平高表明个体对自己国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处于国家环境中自我价值的肯定。一般认为，个体在青春期早期开始形成对国家的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有研究者发现，在我国，初一年级是个体对国家认知和评价水平最高的时期(张蓉，2012)。陈晶对11~20岁青少年的研究显示，11岁国家认同得分最高，14、17岁时下降，20岁时有所回升，但仍低于11岁时的得分(陈晶，2004)。这些结果均说明，在青春期早期，个体对于国家有着最高的认同。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飞跃期，相较之下，个体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反而开始下降，因此，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替代父母对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影响。
5. 结论
初中阶段第一年的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对第二年的自尊有独立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二者的交互有独立的负向预测作用，表明家国“情”“怀”的共同作用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是一种“相互补偿”的模式。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发展特点及促进研究”(编号：20YJA190009)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