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梅洛–庞蒂的思想被认为是后期胡塞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转化为现代哲学的主题，并以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哲学。他不仅仅是胡塞尔思想的解释者，也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
2. 对主客体二元论的批判
梅洛–庞蒂对主客二元论的批判，是建立在过去的现象学家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他在前人对主客二元论的批判中，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这个世界是怎样把自己展现在感知中的。梅洛–庞蒂的感知是一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非纯粹意识的、但可以与主客体沟通的原初的关系，是先于认识和科学的。感知的主要对象是身体，而身体则是人类与外界联系、进入这个世界的通道。梅洛–庞蒂关于身体的特别阐释，是他克服传统二元论的一个主要因素，他认为，身体并非纯粹的实体或抽象的概念，而是肉体与精神的结合。这样的身体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与周围的人、世界产生联系，去观察和发现事物的意义。是一种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精神和身体的合一。
梅洛–庞蒂结合马克思的理论和现象学，提出了对主客体二元论的批判。梅洛–庞蒂认为，这种批判的主体–客体的思考方式，早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对象性”的论述中。马克思以“人的对象”的观念来批判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它们都将事物和人分开，认为物质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是处于心灵之外的，压迫和剥夺了“存在、他人和世界”。这就要求一个新的主体性观念，即抛弃在复杂的物质系统中的先验性的主体性观念，而“人的对象”正是这样一种新的主体性观念。“人的对象”这一概念表明，人类不仅仅是一种动物，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综合的、辩证的存在，其中包括“属人”中的“受动”、“主动”、“激情”以及“沉思”等。一方面，人是在这个世界里，并以对象性的方法来处理事物。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又常常以“人化”的姿态积极地融入到生活的世界中。人的生活，决定了他既具有“对象性”，也具有“主体性”。
马克思超越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论，也是建立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历史语境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是在消解“异化”的概念、强调“对象性活动”的维度上，将“主客二分”加以消解。他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主客二分”的定位进行了剖析，指出黑格尔青年所强调的“异化”批判是基于“主客二分”的逻辑，“异化”批判曾是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市民批判的共同的理论依据。 [1] 马克思在“异化”的运用上深受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影响，两者都有“主客二分”的内在逻辑依据，而费尔巴哈主客主义则偏重于主体的能动，缺少费希特和鲍威尔那样的活力与创新。总之，无论是费尔巴哈，马克思，抑或是费希特、黑格尔和鲍威尔的思想进路，都以“人的本质”作为“主体”。 [2] 然而，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却有很大的不同，而这恰恰是马克思能完成对“主客二分”的超越的关键之所在。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首先是动态的，然后是静态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异化”理论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它们有着相同的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以传统的主客二分为基础的“异化”逻辑。马克思认为，人必须先行动，才能直观和反思已经发生的事情，才能区分存在和意识，区分主体和客体，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实践，是静态的实践，是“结果”的实践，而不是实践活动本身。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下，他所反对的是主客二分的逻辑在先性。马克思在后期以实践逻辑为基础，超越了以主客体二元论为基础的异化逻辑，实现了对传统的“主–客”二元论的超越。
3. 梅洛–庞蒂在“他人”问题上对马克思理论的借鉴
在梅洛–庞蒂看来，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存在，既不应被胡塞尔视为“先验自我”，也不应被视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在此存在”，更不应被视为萨特所谓的“自为存在”；人，终究是活生生的身体存在。 [3] 身体是一座连接着自身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它将自身“为他”的维度完全展现。首先，我的意义不在我自身之中，而是在我与别人的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的关系中，并且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身体构造里。在“我”的身体感知中，可以真正地感受到别人的存在；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的体验永远不会和别人一模一样，我和他人有着无法取代的“差异”，因为承认差异的存在，所以我与他人之间也处于一种冲突和对抗的“执态”。对抗的目标不在于破坏彼此的物质世界，而在于增进彼此“认同”。在一般人看来，它是一种对欲望的渴求，一种被别人“渴望”的欲望。每个渴望并非是一种物质现实，而是某些存在的缺失。所以，任何基于欲望的行为，都是基于尚未存在于世界的某种东西之上的，这种行为，则是人类的自由天性的一个鲜明的表现。所以，这两个渴望被认可的人的生死之战，便是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一次高尚的战斗。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必须得到他所“承认”的那个人的“承认”，才能感到满足。于是，从拒绝战争开始，一种他性或者说社会性已经无意识地潜在于人自身了。
我们的身体存在于世间，“制度”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存在方式。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制度中，我们从中感知、计划和实践。所谓“制度”，就是人与人之间逐步形成的交往形式。制度是形成意义的机制，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现有制度在由事实构成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制度空间。梅洛–庞蒂借助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现象学阐释，将存在主义中的孤立个体转化为社会历史中的“他者”。借助分析历史时间背景下他我相互间的矛盾，解决了这一对矛盾。他说，任何其他人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共存方式或环境，我的生活有一种社会氛围，一种历史氛围。
梅洛–庞蒂在回答他人问题的过程中大量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总的来说，这位法国现象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为梅洛–庞蒂在处理意识与身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途径。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方法，是在笛卡尔的思考模式之外的，一种以直观为基础的反思活动。因此，现象学给予自我意识以重要的地位，并且把主体、他人、生活世界等都引入到了现代哲学的视野中。但胡塞尔的实践性思维始终坚守着还原主义的看法，未能彻底摆脱本质与现象、意识与身体、自我与他人的二元矛盾。所以，他必须重建一种“先验自我”，来综合这个具有一切生活世界特征的现象学世界。在此，梅洛–庞蒂对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以有效地克服现象学方法上的局限性。
其次，马克思关于知觉实践的论述，为梅洛–庞蒂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对他人存在的辩证提供了本体论的支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人的知觉活动是人在对象的世界中的实际行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意识，而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道路和现象学的思考路径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梅洛–庞蒂认为，这两条道路仍然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从人的感性行为的外部层面出发，阐述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基本关系，尤其是对人的生产和劳动的实践；其次，按照辩证法的原则，“理解和解释人际生活的思想”，也是人类“介入”世界的内在表现。梅洛–庞蒂把它看作是一种对前反思的反思。他以“我想”为起点，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之路，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我”的存在，即“身体”。他透过肉体，成为自己与外界的纽带，由内而外地展开，展现了整个社会生命的历史画面。
最后，马克思对人类解放这一历史主题的深刻阐释，为梅洛–庞蒂在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冲突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将他人的问题引入到当代哲学中，是现象学的一大成就，但是，在问题的解决上，现象学却显得很难，因为他与我的问题总是无法得到有效的解答。因此，梅洛–庞蒂积极地向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靠拢，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他与我的关系。他主张把“他者–我”这个貌似矛盾的哲学问题联系到现实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两者的互动，就能消除“他者–我”的本质界限，从而在历史的大熔炉中“共存”。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历史并没有否定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中，人们对世界、生活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所以，他们之间常常会出现分歧和矛盾，有时候还会演变成一场恶战。梅洛–庞蒂直言：“所谓历史，基本上是一种斗争——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斗争，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人类生存条件造成的斗争。” [4]
4. 结语
梅洛–庞蒂从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出发，试图解决西方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的问题。梅洛–庞蒂在现象学的基础上，试图对以往的回答进行超越，不仅如此，他还在此基础上阐述关于身体的“感觉”和“情欲”两方面，这是以往现象学所忽视的。在这里，梅洛–庞蒂借鉴了马克思关于身体存在方式的论证，马克思对身体存在的哲学方式的论证是一种不同于现象学的反思路径，对梅洛–庞蒂有着重要的影响。 [5]
梅洛–庞蒂一直以现象学的观点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他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两大学说入手，以克服现象学本身存在的“他我”的悖论。但是，这种以现象学为依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在认识辩证法时，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距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马克思在此重点论述了“实践”在人的理性中的建构功能。任何一种理论，只要立足于无尽的实际经验，经过不断的批评与修正，就必然会朝着更加合理、科学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整个历史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从一种直接的非理性的经验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这种理性认识又不断和发展的实践经验产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新的理性认识。但是，在梅洛–庞蒂看来的历史，虽然曲折，但绝非是向前发展的。他说，历史和人体一样，不能用实物来比较，但可以用某种艺术来做对比。历史是无法浓缩为一种清晰的科学理论的，只有人类的审美才能感知到。换句话说，历史从不揭示绝对真理，只有隐约的直觉感受。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一感受凸显为鲜明的革命纲领，而在其他的历史阶段，它却是含糊不清的人生意图。这样，整个历史生命就变成了一种变革与和平的交替，它不是一种持续的革新，也不是一种有序的重复，而是一种既能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形态、又能打破这种状态的运动。
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追随者，梅洛–庞蒂渴望像胡塞尔一样，用某种“前科学”的先验力量，去消除来自历史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从而探寻到历史意义。在他看来，这种能探寻到真正历史意义的力量来自于艺术直觉的把握能力，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来自于历史无产阶级的辩证理性。因此，梅洛–庞蒂也更为依赖这种非理性的直觉能力，而这种与现实相对的非理性能力只是一种空想。他不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中，这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在遭遇真正的社会生活时，就会被打破。这也是梅洛–庞蒂在后期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