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激的文化特征及文化适应性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Stress

摘要: 应激表现出文化特征，文化环境不仅影响个体对事件能否成为应激源的评估，而且通过塑造人格影响应激反应。文章首先从应激源的评估角度探讨了应激的文化特征；然后以自我构念和自尊人格为例，分析了文化对人格的塑造进而影响应激反应；最后作者提出与文化相容的人格表现出高效皮质醇应激反应和更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标。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文化影响应激的神经机制并结合当前文化混搭的背景讨论应激反应文化适应性的现实意义。

Abstract: Stress shows culture specificity. Not only does the culture influence individuals’ assessment of stressors, but also affects the stress response by shaping the personality. Present study firs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specificity on stressor assessment. Then it analyzes how culture shapes personality and thus affects stress responses, using self-construal and self-esteem as ex-amples. Finally, author proposes culturally compatible personalities that exhibit efficient cortical stress responses and more positive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stress and discuss the relevance of acculturation of stress respons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mixing.

1. 引言

Walter. B. Cannon和Hans Selye (1951)将应激定义为机体应对内外环境刺激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反应。在心理上，个体普遍将应激感知为一种负性感受，如焦虑水平的升高，负面情绪增加。在生理上，应激会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轴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系统(HPA轴)的神经内分泌反应，这两大系统通过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s，包括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的分泌，进而引发一系列外周神经反应，包括心率、血压和α淀粉酶分泌的变化；应激同时导致体内激素皮质醇水平的改变。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应激的认识和研究从简单的“应激源–应激反应”逐渐发展到从“环境–生理–心理”多方面多角度揭示应激反应的特征，强调应激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众多环境刺激中，文化代表了某些特定群体所共享的一系列分散的行为规范和认知 [1] 。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受其所处的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此，不同文化下个体的应激反应既存在着相似性(非特异性)，亦有其差异性(特异性)。

2. 应激的文化特征

2.1. 应激源的文化特征

应激源是指个体所觉察到的环境威胁。环境中的一切变化都是潜在的应激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变化和刺激都引起个体的身心反应，只有外在的变化被个体评估为对自身具有威胁或挑战才能转化为实际有效的应激源。虽然某些应激源会表现出文化一致性，例如亲人离去、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但是大部分应激源会表现出文化差异性。文化不仅能影响应激源事件的发生，也影响人们把特定事件评估为正常的或是应激来源，同时还会加强或削弱应激源对人们的威胁程度。同一事件是否成为应激源，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2] 。有研究者根据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将引起应激反应的事件分为：改变/不改变的应激事件和独立/互依型应激事件。改变/不改变是文化上同生活事件有关的维度。个人主义文化把进步、改变看作是积极事件，认为进步和改变能够提供成长和提高的机会。不变化看作负面的，因为它威胁到进步；而集体主义文化把进步、改变视为对稳定和安全的潜在威胁，不变化说明特定事件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管理 [2] 。独立/互依型应激事件指能够威胁自我对他人的独立感或依赖感的确定事件或条件。日本大学生认为互依型应激事件是非常严重的，会给予其比独立事件更多的控制，欧裔加拿大人则得到相反的结果 [3] 。而在另一项对比引起中美大学生应激反应的事件类型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中美大学生的应激源均由社交恐惧、生存焦虑和角色紧张三个因素构成，然而他们在三类应激源的体验上却表现出差异，具体来说，在角色紧张的多数项目上，美国大学生的应激反应高于中国大学生；在生存焦虑和社交恐惧因素的多数项目上，中国大学生的应激反应又高于美国大学生 [4] 。

2.2. 应激反应的文化特征

文化塑造人格，即使面对相同的应激源，人格的个体差异也会带来应激反应的差异，这些应激反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2.2.1. 自我构念与应激反应

自我构念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所形成的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解释，是文化与行为之间的重要因素 [5] 。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表现为更重视与他人及所处环境的关系，更倾向通过外在的、社会性的特质来定义自我 [6] [7] 。与独立自我构念相比，互依自我构念对社交环境的知觉更敏锐，对他人的评价更敏感 [8] 。行为学和内分泌学数据发现互依自我构念人格在心理和生理指标上(问卷调查和清晨唾液皮质醇)均表现出更高的日常应激水平 [9] 。以日本初中生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拥有互依自我构念倾向的日本初中生在慢性应激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组 [10] 。在一项以日本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互依自我构念青少年在急性应激反应中血压反应和恢复的关系，结果发现具有高互依自我构念的青少年，对关系型应激源的表现出更大的舒张压反应 [11] 。研究者通过特里尔社会应激反应探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自我构念与应激的关系，结果发现，具有高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在应激后表现出更高的皮质醇浓度 [9] 。他们还通过社会评价冷加压反应诱发应激反应，同样发现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的皮质醇应激反应更加强烈 [12] 。通过对急性应激反应的变化率分析发现，互依自我构念个体的急性应激反应呈现出高效率的模式，也就是在应激源出现的时候迅速的反应，并且在应激源撤销后迅速的消失 [13] 。

独立自我构念类型的个体更强调自我的独特性，因而其行为主要参照的是自身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一项以亚裔、非洲裔、欧洲裔、拉丁裔美国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独立自我构念调节环境与生理、心理应激反应水平之间的关系 [14] 。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发现，独立自我构念中的认同水平与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标(即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少的心理问题)显著相关 [15] 。而相比于高独立自我构念，低独立自我构念的美国少数民族妇女报告出更高的日常应激水平，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美国主流高加索文化的社会规范更加强调个人主义，促进了大多数成员独立自我构念的发展，其与少数族裔相对较低的独立文化习俗之间的文化不匹配。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独立自我构念的个体更能适应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表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标。

虽然特里尔社会应激范式(TSST)在不同文化下都能诱发显著的社会心理性应激反应，但是作为诱发急性社会心理性应激的两大关键因素：不可控感和社会评价威胁，却可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成分。由于互依自我构念水平体现的是个体随情景改变自身行为、调节情绪以适应环境、维持集体和谐的能力，可以推断，相比于不可控感，社会评价威胁才是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产生心理性应激反应的主要原因。以特里尔社会应激作为应激源，研究者发现，在中国大学生被试中社会评价威胁是诱发急性应激反应的主要因素 [12] ，并且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缓解集体主义中高互依构念个体的急性应激反应 [16] 。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对社会评价威胁信息有更加敏感的知觉，导致其在心理应激情景下有更高的应激水平，他们也更擅长感知各种社会支持，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对自我进行积极定义，以此提升应激应对能力 [17] [18] 。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不可控感可能是诱发心理性应激的关键核心成分。已有跨文化的研究表明：相对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有更强烈的内控感。Pruessner等的研究使用TSST作为应激源，采用能力和控制问卷测量其自我控制的能力，结果发现对于德国大学生而言，能力和控制问卷的得分越低，其应激反应越强烈，研究者还发现，在运气维度上得分越高的个体，应激任务中的应激反应越强烈，这表明当个体认为外部环境自身无法控制，只能靠运气和机遇时，个体的应激反应越强烈 [19] 。可以推测，由TSST所引发的心理性应激会更多地破坏独立自我构念个体的控制感，使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应激反应。

2.2.2. 自尊与应激反应

自尊是自我人格特质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反映了个体对自我这一特殊客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是影响人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20] 。自尊既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具有文化差异。有学者提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可能反应在自尊上 [21]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尊的来源是培养和表达自我重要的特质，能力，爱好和态度；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的来源是调整、约束自我和保持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 [22]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尊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属性和成就，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关注的焦点可能是更公开的自我方面，如一个人的重要社会角色、地位和重要的人际关系 [6] [7] 。Pruessner等人(1997)以德国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心算任务引发应激反应，采用唾液皮质醇反应作为应激反应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任务中表现较差的低自尊个体有显著的皮质醇反应。Pruessner在2005年进一步对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的应激反应进行了探讨，以心算任务为应激源，以唾液皮质醇反应为应激反应的指标。结果表明，自尊水平能够显著地预测其唾液皮质醇反应，且相对于高自尊个体，低自尊个体在应激情景下的应激反应更强烈 [19] [23] 。有研究者以英国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公众演讲任务诱发应激，发现高自尊个体由应激引发的心血管、免疫系统反应均显著低于低自尊个体 [24] 。上述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研究一致表明，低水平的自尊在一定程度下预测着个体的高应激症状。

与此相反的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Rosenberg自尊量表和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SST)为实验手段，以自尊量表得分、主观应激报告和客观应激参数(心率和唾液皮质醇)为指标探讨自尊与心理性应激的关系，结果发现高自尊被试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反应更为强烈 [25] 。在此结果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发现中国大学生被试在TSST期间，自尊和心率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自尊和心率应激反应之间的联系中，社会认可的需要起到了中介作用，即高自尊个体的社会认可需求较高，对社会评价威胁更加敏感，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反应更强烈 [26] [27] 。

Singelies认为在不同文化下自尊的差异可能受到自我构念的影响，自我构念能够预测自尊水平 [28] 。不同自我构念类型个体的自尊来源是不同的，独立自我构念的个体更看重个人特质，个人的独特性是自尊的重要基础 [7] 。而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更看重他们的社会角色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他们保持稳定的自我和自尊的来源 [29] 。因此，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心理性应激所诱发的不可控感可能会使低自尊个体产生更强烈的应激反应；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心理性应激所诱发的社会评价威胁可能会对高自尊个体造成更加强烈的应激反应。上述研究结果都表明潜在的文化环境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人格特质最终影响其心理应激反应。

3. 文化适应性的应激反应

文化错配理论表明，当种族/族裔群体成员暴露在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时，他们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群体及成员之间持续的接触所引起的文化和心理双方面的变化过程，包括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群体层面的文化适应主要指社会结构、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等内容的改变。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是指个体价值观、态度等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从而对新环境能够最终适应的过程 [30] 。文化适应包含着一系列阶段变化过程：异文化接触体验–应激反应–适应。在异文化的初步接触阶段，应激反应较低，在文化冲突和危机阶段，心理应激达到最高，最易发生文化适应障碍。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应激及适应不良现象，大多与文化差异有关，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从而影响文化适应的有效性 [31] 。例如，Bjorck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了欧裔、菲律宾裔和韩裔的美国大学生在应激评价方面的种族差异，发现当人际冲突威胁到个体自我感受时，欧裔美国人解决冲突的首要目标是移除障碍，维护个性，妥协被认为是放弃个人自由的表现。而对于韩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而言，解决冲突的目标是维护心目中关系的长久和谐紧密，妥协被看作是成熟、得体的表现 [32] 。理解文化差异对于研究不同文化、亚文化个体间的相互适应问题，与文化适应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

在调查了美国和日本老年人的全国大样本后，研究者发现生活在个人主义社会的高独立自我构念个体和生活在集体主义社会的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在大多数健康和幸福感衡量指标上的得分更高 [33] 。还有研究发现高互依自我构念的在德东亚学生的抑郁症状显著高于高独立自我构念的在德东亚学生 [34] 。最近一项研究探讨了皮质醇觉醒反应与移民大学生的自我构念的关系。皮质醇觉醒反应(Cortisol awakening response, CAR)是指皮质醇分泌浓度在觉醒后的30到45分钟内持续上升达到峰值。此后，皮质醇水平在一天中持续下降，在上半夜降至最低水平。虽然目前对于CAR的功能尚无明确的结论，但是Eva等人提出CAR可能反映了个体对即将到来的内外部环境需求的预期 [35] 。对于第一代亚裔美国大学生而言，更高的互依自我构念表现为升高的皮质醇觉醒反应，更高的独立自我构念表现出钝化的皮质醇觉醒反应，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反应出文化适应的慢性压力导致了应激反应系统的去敏感化。而对于第二代亚裔美国大学生而言，更高的独立自我构念表现为升高的皮质醇觉醒反应 [36] ，此结果也与文化背景相适应的自我构念个体表现出更高应激水平的观点一致。

总体而言，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高独立自我构念的个体更能适应社会环境，在应激下表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标。而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在急性应激下表现为快速反应和快速回复的更有效的应激反应 [13] ，在日常慢性应激中表现为更高的应激反应水平，这是对环境更适应的表现。先前的研究表明，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动机和生活经验，这使他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稳定的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自我调节的稳定性使其在应激反应下消耗大量的认知或情感资源 [37] [38] 。因此当应激事件过去时，高互依个体会提升自己分享和感受他人的积极情绪的能力，以获取社会支持和情感资源来调整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表现出快速的应激恢复能力以此适应文化环境。

4. 思考与未来发展

4.1. 应激的文化脑特征

文化塑造着大脑，大脑又建构着文化。有研究者提出“文化脑”的概念：由于世代遗传和行为学习作用，特定文化中的个体形成了对所在文化适应和生存的认知结构及脑工作模式，其作用是使个体在其文化中达到生存和适应的价值最大化 [39] 。Zhu等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fMRI)对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了自我参照判断的对比实验，结果发现西方被试的自我、母亲以及朋友在脑机制上是分离的，中国被试的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变化与自我和母亲均有关联 [40] 。Chiao等启动独立条件和互依条件产生了不同的大脑活动，例如，在一般背景条件下(如：“一般来说，这个句子可以用来描述你吗？”)，个体主义价值观启动会造成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在背景化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启动(如：“和妈妈谈话时，这个句子可以描述你吗？”)导致了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 [41] 。对于受中国和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双文化被试所开展的研究同样发现，西方文化启动增强了母亲和非重要他人与自我的神经差异；而中国文化启动降低了母亲和非重要他人与自我的神经差异 [42] 。这些研究表明，持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们在自我表征的大脑神经机制上存在着差异，主要体现在内侧前额叶的激活程度上。一项元分析的结果表明，与独立自我占主体的西方人群相比，在互依自我占主导的东亚人中，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颞顶交界处(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前扣带回(ACC)以及脑岛区域的神经活动更强 [43] ，而这些脑区被证明与推断他人思想、社会感知、情绪调节能力有关。

在社会心理性应激反应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中，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包括腹侧和背侧)的结构和功能活动都会对应激反应产生不一致的影响。边缘前区内侧前额叶(prelimbic mPFC)更倾向于抑制HPA轴对心理性应激的反应 [44] ，并且像海马一样，调节糖皮质激素分泌的持续时间而不是峰值水平，这表明它的活动涉及到应激反应的终止。抑制边缘前区内侧前额叶或局部注射去甲肾上腺素可增强对心理刺激的心率反应，这与边缘前区PFC抑制自主应激反应的作用一致 [45] 。相对的，腹内侧前额叶(vmPFC)涉及到促进心理性刺激诱发的自主应激反应和HPA轴反应，电刺激腹内侧前额叶会使大鼠的血压升高，并且，该区域的损伤或失活会抑制应激下的心血管反应 [46] ，这表明腹内侧前额叶选择性的参与了应激诱导的心血管调节。可见，内侧前额叶的不同子区域(边缘前区内侧前额叶和腹内侧前额叶)在协调应激反应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边缘前区内侧前额叶会抑制应激反应，而腹内侧前额叶会促进应激反应。内侧前额叶与应激的关键脑区杏仁核、海马关系密切，是应激反应的主要调控脑区之一。由于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激活程度同时受到文化的塑造，由此可以推测应激的大脑活动可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期待未来研究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4.2. 文化混搭背景下的文化适应

文化混搭是指两个或以上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载体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呈现 [47] [48] 。文化混搭是全球化环境的缩影，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即使没有异文化生活经历的个体，也能在本土环境中接触到多种文化元素。文化混搭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注人们对文化混搭现象的接纳程度。由于个体对自我的看法主要是由本土文化环境构建，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会迫使人们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看待自己——“大池塘里的小鱼”，这可能会导致个体对自我的定义、对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看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49] 。在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划分的文化相容性人格——独立和互依自我构念在文化混搭背景下是否还具有其相对适应性，这两种人格在其优势文化背景下还能否表现出更适应的应激反应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当前文化环境所包含的认知和行为规范能为人们提供处理某些现实问题的确定答案，从而为群体成员提供一种安全的认知模式以规避认知风险 [50] 。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on)是指“给问题找到一个明确答案的愿望，无论是什么答案，都比混乱和不确定要好些”，即个体对认知安全感的需求。认知闭合需求越高的个体倾向于对文化混搭采取排斥态度，因为文化混搭往往打破了常规的文化主流规范 [51] 。若将文化混搭作为一种由变化而引起的应激源，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可能有着更高的认知闭合需求，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特征，这也能解释为何集体主义文化国家普遍对于本国传统更加坚持，而对外来文化(如洋节等)更加排斥的现象。

5. 小结

本文从应激源评估和个体的应激反应两个方面探讨了应激的文化特征，文化影响特定事件的发生，也影响人们把事件界定为正常的或者看作是应激的来源。面对相同的应激源，文化通过塑造人格影响应激反应，与文化相容的人格表现出高效皮质醇应激反应和更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标。研究者推测作为诱发急性社会心理性应激的两大关键因素：不可控感和社会评价威胁，可能分别对不同文化个体产生不同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文化影响应激的神经机制并结合当前文化混搭的背景讨论应激反应文化适应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