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允章其人
刘允章，字蕴中，唐河北道洺州广平人(今邯郸市广平县人)。据《唐语林》记载：“刘允章祖伯刍父宽夫，皆有重名 [1] 。”其曾祖父和父亲都是唐朝地位显赫的官员，因此刘允章在年少时，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并深受儒学影响。刘允章少孤自立，在性格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影响下，允章以臧否为已任。正是由于此，刘允章才能在唐末政治风云中独树一帜，发表了许多对国家有利但却得罪同僚与君主的谏言，直谏书就是其典型代表。但在面对黄巢起义军进逼东都洛阳，作为东都留守，且一直以忠臣闻名于世的刘允章却不做抵抗而直接投降，以至其在史书中留下“无耻老贼”的恶名。
刘允章是进士出身，“允章登进士第，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贡举，出为鄂州观察使、检校工部侍郎。后迁东都留守 [2] 。”因此允章得以主持科举。时人有“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 [3] ”的评价。于是当刘允章作为科举考官的时候，自然会将其“文学宗气”带进主持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在科举选拔越来越注重出身与门第等级的唐朝中后期，其“文学宗气”自然使允章与其同僚格格不入。这在科举考试中体现的很明显。
首先，禁止循私舞弊。在刘允章作科举考官时，有郭纁罗虬者打通关节，上下行贿以求中进士。刘允章不受盐铁重利的诱惑，坚决反对郭纁的作弊，“纁竟不就试”。并且在阅卷过程中，不顾同僚的反对和罗虬的威胁，力主将其唱落。“众莫不失色 [4] 。”刘允章以打破官场潜规则这样激烈的方式来禁止循私舞弊，一方面自然体现了刘允章颇高的“文学宗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唐朝中期愈演愈烈的朋党现象的不满。咸通九年，刘允章发榜后奏请遵从古制“诸生及进士谒先师，皆需衣青衿，冠介帻 [5] ”。并要求各地节度使、刺史输钱以治庠序。联系前文中刘允章在科举考试过程中禁止循私舞弊的激烈行为，足见刘允章为国选取良才，不顾个人前途，颇具古儒生气质。在刘允章的眼里，“天庭”与“黎庶”处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个人的前途与命运比起“国家”和“黎庶”的命运来，往往不值一提。这点从其为科考所出的题目《天下为家赋》中亦可看出。
天下为家赋的题目出自蔡邕《独断》卷上：“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称，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故称天家 [6] 。”这在日趋腐败的唐晚期政坛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如时任给事中、翰林学士的杜裔休就进疏弹劾驳斥刘允章，“允章词穷，乃谓与裔休对。时允章出江夏 [7] 。”可见至少在朝堂之上对这种“无君无父”的言论是相当排斥的，也让刘允章离开了政治中心，远调江夏。不过，又有“刘允章题目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体进疏论。事虽不行，时以为当 [8] 。”刘允章出的《天下为家赋》所体现的天才为公的思想，尽管在朝堂遭到抵制，但在民间不乏其支持者。其实，联系蔡邕独断卷和当时的唐懿宗沉迷于佞佛的现实背景，刘允章出《天下为家赋》的题目暗含讥讽懿宗之意，讽刺唐懿宗对天下的不作为。其次，在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刘允章知举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卷 [9] 。”可见刘允章不仅勇于揭露时弊，也是在积极改革弊政。但是，当唐朝的弊病进入到人力难为的境地时，习惯于改革弊政的刘允章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以更激烈的方式向唐懿宗表达自己的抗议。
2. 刘允章与其《直谏书》
刘允章为改革弊政而不顾自身前途安危，最主要体现在就体现在其发表的《直谏书》上。无论是刘允章早期的“直谏”行为，还是晚期的“开门纳敌”，都可以从其直谏书中找出行为依据。
首先，直谏书的发表，是在唐懿宗在位时期。此时处于唐朝中后期，社会频显乱象，人民疲弊不堪。而唐懿宗在位后期则沉迷于佞佛，甚至“短书一封不入，长策伏蒙不收( [10] , p. 928)”。出于对国家和君主的失望，刘允章向唐懿宗上了一封直谏书。在直谏书中，刘允章表明自己的决心：“救国贱臣前翰林院学士刘允章谨冒死上谏皇帝陛下( [10] , p. 927)。”在书中，他自称为“救国贱臣”，他上直谏书的目的在“救国”。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皇帝就代表了朝廷，代表了国家。国家的成败兴衰系由皇帝一身。因此上谏皇帝，督促其振作，是当时“救国”最快捷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救国”并不完全等于忠君。从前文中可以看出，刘允章出《天下为家赋》的题目，其意在讥讽懿宗的荒废朝政。如果允章作为一个忠君的官员，在科举试题中讥讽其侍奉的君主，即使是在忠君观念没有过度强化的唐朝，也无疑是不敬的表现。并且，隋唐时期的忠君观念与宋代及以后的忠君观念也有明显的区别。据隋唐时期的文献《励忠节抄》记载：“夫忠臣者，卑身贱体，唯贤是进，称古帝明王圣主立德行道之事，以励主心，使百姓安宁，而海内无事。思可谓忠臣也 [11] 。”隋唐时期的忠臣的职责即选贤任能，劝导君主。同时，这也是忠于君的表现。但这有个大前提，那就是臣子要有“进事明王”的空间。而如果臣子没有这个空间，那就谈不到忠了。正如武则天所言：“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非至忠也。至忠之臣则先行慈惠于百姓，而后忠正于其君也 [12] 。”可见在隋唐时期，百姓也就是黎庶至少在表面上是处于士大夫所想的第一位的。而忠君比起至忠“慈惠于百姓”来说则要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当忠君与慈惠于百姓发生矛盾时该当如何，武则天说官员应以百姓为先。但实际上，出于个人利益、前途和命运等多方面考虑，大多数都会选择“忠君”甚至是“两个都不忠”，因此，刘允章以百姓为先的选择才会显得卓尔不同。
其次，他在直谏书中写道：“欲以肝脑，上污天庭；欲以死尸，下救黎庶( [10] , p. 928)。”这体现了刘允章死谏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刘允章写这封直谏书的目的，是“上扶天庭，下救黎庶”。这不仅是刘允章写直谏书的目的，同时也是刘允章自身对于朝廷和黎民的态度。在他的眼里，救国救民处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而至于其他的，无论是个人的前途与命运，还是对于君主的效忠方面，都处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当其与救国救民的首要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将其舍弃，这就为后来刘允章叛变投降黄巢起义军埋下了伏笔。然后，刘允章总结了唐朝中后期的弊病，有“八苦”和“九破”。并且希望君主以国家为心，以百姓为本，重整国事。但是遗憾的是，唐懿宗并没有重视刘允章的意见，从史书上看，唐懿宗既没有将刘允章贬官斥责，也没有优诏答之。而直谏书在当时虽然有可能惊动政坛，但对唐朝当时的政局实际影响有限。所以当刘允章满怀悲愤之情上直谏书的时候，唐懿宗是极有可能将其直谏书置之不理的，并且依然我行我素，最终将唐王朝推向趋于灭亡的境地。
从直谏书中可以看出，刘允章发表直谏书，是在其极度失望的情况下作出的奋力一搏：“死一介之命，救万人之命( [10] , p. 928)。”但是当其奋力一搏依然被唐懿宗忽视的时候，其极度失望自然会逐渐向绝望转移。随着唐王朝的局势日趋衰败，当黄巢起义军逼近东都洛阳的时候，其对唐王朝和国君的绝望便成为其开门纳敌的重要因素。
3. 刘允章与其“叛”
3.1. 严峻的外部环境
要研究刘允章“谏”与“叛”行为的分离，就得从反叛当时的背景来分析。首先，黄巢起义军己攻占多个地区，以势不可挡之势逼近东都洛阳。并且黄巢还发布檄文，宣称自己要攻占东都，然后直取长安。此举与各藩镇都不相干，警告他们自守壁垒，勿与交战。这一举措严重孤立了唐王朝，并且成功使东都洛阳孤立无援。其次，在唐朝内部，对于黄巢起义军逼近洛阳的局势，统治阶级内部也意见不一。此时作为唐王朝的领袖的唐僖宗却不知所措。在长安延英殿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时竟泣不成声。宰相们建议放弃东都，扼守潼关。而宦官田令孜在会议之后竟鼓动唐僖宗逃往四川。面对这样的情形，刘允章对于唐王朝无疑是极其失望的。最后，在东都洛阳城内部，无疑也存在着一股投降的风潮。而此时作为东都留守的刘允章却难以阻止。严峻的外部环境无疑在考验着刘允章的选择。最终，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刘允章选择了开门纳敌：“留守刘允章以百官迎贼巢入，劳问而已，里闾晏然 [13] 。”
3.2. 刘允章自身因素
在面临黄巢起义军大军压境的局势时，作为东都留守的刘允章却选择了“开门纳敌”，这不得不让人疑惑。因为从刘允章前半生的经历来看，毫无疑问，他是唐王朝的“忠臣”。无论是在科举考试时以激烈的方式禁循私舞弊，还是输光学钱以治庠序，亦或抱着拼命一搏的决心上直谏书，都是如此。但是当他以开门纳敌的方式叛变投降，迎接黄巢起义军进入东都的时候，其忠臣的形象不仅化为乌有，并且在后世的史书上也留下了耻辱的一笔。而他之所以如此，这与其身上的古儒之风分不开关系。
首先，就是他的“忠君”观念。隋唐时期的忠君观念与宋及宋以后的忠君理念有明显的区别，忠君的前提是“进事明王”，目的是为了使百姓安宁。而再具体到个人身上，刘允章比起他那些忠君的同僚来说，他更加的不“忠君”。而允章的选择是“至忠于民”的一种表现。面对百姓和君主的艰难选择，刘允章最终选择了百姓，黄巢起义军进入洛阳后，“劳问而已，里闾晏然”，但允章也因此在后世留下了叛徒骂名。第二，对于唐王朝的绝望和失望，是其开门纳敌最为关键的推动力。唐懿宗晚期，荒废政事，沉迷于佞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的刘允章自然深感失望，于是力图改变这一局面。在他作科举考官时。出《天下为家赋》，暗含讥讽之意，最终却被贬斥江夏。无法改变积弊的刘允章最终上了一封直谏书，试图最后一搏。但这拼命一搏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依然被皇帝忽视。这使他愈发地心灰意冷。而更令他心灰意冷的是，唐懿宗死后，僖宗即位，朝政愈发的腐败不堪。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的侯昌叶上了一封直谏表，劝诫僖宗停欢罢戏，任用忠良。僖宗大怒，侯以直谏犯上，赐自尽而死。而其表文所论又被认为不合事体，妄奏、毁斥，故事件发生后，史臣讳言其事。侯昌叶其人其事也从正史中几乎消失了。而当刘允章知晓侯昌叶的下场以后，自然而然会使他对唐王朝更加失望。于是当刘允章知晓唐王朝抛弃东都的时候，对唐王朝的态度由失望转变成了彻底绝望，最终作出了开门纳敌的行为。第三，刘允章救国救民目标的实践。前文已经分析过刘允章直谏的行为，可以明显看出，刘允章之所以向皇帝直谏，是为了“救国”，是“上救天庭，下救黎庶”。在“救国”方面，他做过很多努力，从不顾个人的前途与命运，为国选取良才再到上直谏书的拼命一搏，但是唐懿宗的反应令他深感失望。直到唐僖宗时期，侯昌叶因直谏表获罪，更让刘允章对唐王朝失望透顶。而根据前文，当臣子没有了“进事明王”的空间的时候，也就谈不上忠了。于是，对唐王朝彻底绝望的刘允章，为了“救国”，自然可能会产生一种重建新朝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极有可能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刘允章对于唐王朝的腐朽已经彻底绝望，而允章喜欢积极施为，改革时弊。从禁循私舞弊，到输光学钱到纳卷不超过三卷，再到上直谏书都是如此。于是，对于已经大厦将倾的唐王朝，刘允章自认为最好的作为方式就是再建新朝。其二，允章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而“再建新朝”的理念在唐以前的儒家学说中是有依据的，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因此，投奔再建的新朝对于深受儒家影响的唐末士人来说，是没有心理道德负担的，比如同样投降黄巢的大诗人皮日休就是如此。而对于刘允章而言，因为其性格“少孤自立”，再加上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其表现得往往比一般的唐末士人更加剧烈，于是就有了开门纳敌的行为。而在“救民”方面，刘允章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至忠”。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劳问而已，里闾晏然。”刘允章开门纳敌的行为，至少在当时，暂时保全了东都百姓的安危。这对于以救国救民为目标的刘允章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第四，对于黄巢起义军的误解。允章是由江夏直接调任的东都留守，再加上其性格“少孤自立”，对于同僚也不信任，对于黄巢起义军的了解有限。因此他误认为黄巢起义军是苦于国家的“八苦”和“九难”而起义，至少，他对于黄巢起义是不反感的。甚至对于黄巢起义军还有一定的好感。而正因为他对黄巢起义军的误解，所以他才会站在百官首位迎接黄巢起义军的到来，这无疑是他“开门纳敌”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其深入了解黄巢起义军，发现所谓黄巢义军与他救国救民的目标更加不符合以后，允章即悔不当初，移檄各镇节度使以击“贼”。
总的来说，刘允章之所以开门纳敌，严峻的外部环境是一方面，而更多的原因则在于唐王朝的日趋衰败与刘允章救国救民目标之间的矛盾。唐王朝的日趋衰败逐渐使刘允章对唐朝及其统治者绝望，又因为其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再加上允章自身对于黄巢起义军的误解和其性格的“孤自立”，最终，使刘允章由前期一个看似唐王朝的忠臣转变为背叛唐王朝的逆臣。
4. 对刘允章形象问题的思考
在史书中，以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为典型，刘允章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其开门纳敌行为所带来的叛国奸臣的形象。但深入研究有关刘允章的史料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在开门纳敌的行为之前，刘允章呈现的往往是唐王朝的忠臣的形象，无论是其在对其在科举考试中禁循私舞弊，输光学钱以治庠序等行为。但是在开门纳敌的行为之后，刘允章就由忠臣转变成了逆臣的形象，这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评判人物要从全面的角度来出发，虽然开门纳敌的影响很大，但不能仅仅因为这一行为，就把刘允章完全塑造成逆臣的形象。
其次，刘允章逆臣的形象，往往是历史学家带有特定的目的而塑造的，欧阳修就是其典型。欧阳修在撰写《新唐书》时，特别强调“别是非，明善恶”的春秋笔法。而在宋朝，随着忠义观念的加强，以死报君的行为越来越受到提倡，而背叛君主且投降为封建正统所鄙视的起义军的刘允章，自然会被作为反面例子而大加批判。于是欧阳修就刻意塑造了刘允章“无耻老贼”的形象。
刘允章“无耻老贼”形象的传播，与宋代及以后忠义观念的加强有明显的关系。其一，刘允章开门纳敌的行为，即使是在忠义观念还没有过分强化的唐朝，也是一种不忠的表现。虽说“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其君者，非至忠也。”但是只慈惠于百姓，不忠正其君者，肯定不能说是“至忠”，甚至连“下忠”都谈不上。因为“下忠”至少还要求“以死谏主”。从刘允章的直谏书来看：“杀身则易，谏主则难。以易死之臣，劝难谏之主。”可见刘允章并非没有想过“以死谏主”，而是因为就算“以死谏主”，也达不到自己救国救民的目的。
其二，在宋代及以后，随着忠义观念的加强，个人以死报君的行为越来越受到赞扬，而与之相对的刘允章开门纳敌的行为则越来越受到批评，他的其他行为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于是，他为了救国救民的目标最终决定起兵抵抗黄巢起义军的行为便成为“更悔愧”。他冒死上谏的直谏书，也在敦煌文书中，被改成贾耽所著的《直谏表》。甚至在孟称舜的著作《酹江集》中，他也被形容为“只爱金银不爱才，见了文章眼出血，见了金银喜满杯” [14] 的奸臣形象，这与其“无耻老贼”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有关。作为倡导忠义廉耻，士人气节的文化符号，历史学家们对于刘允章“无耻老贼”形象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剖析其由忠转逆行为背后的思考及其历史形象的转变，无疑是更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