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匈奴是中国古代史料记载中，最早建立游牧政权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就和中原汉民族产生交往交流，并日益加深，这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完成的标志 [1] (P. 24)。在此过程中，双方往来互动频繁发生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而匈奴归义人群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关史料和考古材料证明，该时期的匈奴归义人员，在汉匈碰撞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他们的存在，汉匈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趋增多、交流逐渐深化、交融不断加强，同时也促进了西汉中原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碰撞交融进一步加深。
学界关于西汉时期匈奴归义人群的研究成果，大多着眼于其归附西汉的具体史实梳理和考证，鲜有专文论及在汉匈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匈奴归义人群发挥了何种作用。本文拟将这一时期的匈奴归义人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出发，在捋清匈奴归义人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西汉时期的汉族和匈奴之间的依存互动关系，发掘该时期匈奴归义人群对汉匈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推动作用。
2. 各色匈奴归义人员及其子嗣
西汉时期，有不少匈奴贵族因受到政治斗争牵涉，不得不归附西汉，也有一些是因在对西汉军事行动中失利，被俘虏而降附的1。这些匈奴贵族并非只身一人，而是带领其治下部众一同归附，如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归附西汉。根据林幹统计，截至宣帝末年，除去在历次战役被俘归附的匈奴兵士，仅跟随首领一同归附西汉的匈奴部众就达十余万人 [2] (P. 90)。因同西汉作战被俘的匈奴兵士更是不可计数。
匈奴贵族归附西汉最早开始于文景时代。据《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最早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是匈奴相国韩颓当和韩婴，二人为高祖时投降匈奴的韩王信与韩国太子后代，生于胡地 [3] (卷93《韩信卢绾列传》P. 2636)。汉文帝前十四年(前166)，韩颓当和韩婴率众降汉，文帝封韩颓当为弓高侯、韩婴为襄城侯。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冬，有7位匈奴王归附汉朝，被汉景帝封为列侯，他们分别是安陵侯于军、垣侯赐、遒侯隆彊、容城侯唯涂卢2、易侯仆䵣、范阳靖侯代和翕侯邯郸 [3] (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PP. 1018~1021)。这是有记载以来匈奴贵族第一次较大规模归附西汉。冯金忠《汉景帝时匈奴诸王入附考》认为，景帝时期，匈奴七王归附西汉，是由于匈奴内乱 [4] 。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景帝继位后，匈奴趁西汉爆发“七国之乱”，欲同赵王合谋入边，但被西汉中央及时粉碎 [5] (卷94上《匈奴传上》P. 3764)。由此可知，景帝时期汉匈交往是较为密切的，而于军诸王亦有可能是近塞的匈奴王，所以他们在斗争失败后选择归投西汉。除此之外，归附匈奴的燕王卢绾后裔卢它之于景帝中五年复归西汉，被封恶谷侯。
西汉时期匈奴贵族第二次大规模归附西汉发生在武帝在位时期，此期间有诸多匈奴归义人员被封为列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于河西地区大破匈奴休屠王等部，俘虏数万匈奴部众。匈奴单于闻得此事，欲召诛浑邪、休屠二王，二王恐惧，为全性命，欲率其部众归附西汉。在此过程中，浑邪王计杀休屠王，统合浑邪、休屠二部，共计四万余人，归附西汉，汉武帝设五属国来安置其众。浑邪王杀休屠王后，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和其母阏氏、弟金伦跟随浑邪王一同降汉，没入宫中，为黄门养马。金日磾因善养马得到武帝垂青，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常入侍左右，甚得宠信，后其三子金赏还迎娶了昭帝权臣霍光之女。浑邪王本是驻牧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王。浑邪王归附西汉后，被封为漯阴侯，封邑在平原县。
此外，在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中，匈奴官员占据很大一部分，他们大多数是在同对西汉作战时被俘而归附西汉的。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一役中，就俘虏“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3] (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P. 2931)。这些人中，亦有因在后来帮助西汉对匈作战因功进侯者，如校尉仆多，因随霍去病于“河西之战”建功，被封煇渠侯，《通鉴》胡注称“仆多本匈奴种，来降汉” [6] (卷19《汉纪十一》P. 631)，故“仆”姓亦成匈奴内附诸姓之一。根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武帝时期还有赵信、赵安稽、桀龙、复陆支、伊即轩和渠复絫等匈奴归附官员为西汉立有战功，因而被进封为列侯。另外，武帝时期卫律，为长水胡人，清人王先谦经过考证，认为“律父盖胡人，降汉，为胡骑而屯长水” [7] (卷54《李广苏建传》P. 3961)，故卫律当为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后代。
匈奴贵族大规模归附西汉第三次高潮发生在汉宣帝在位时，由于其内部存在多方政治势力相互倾轧，最终引发“五单于争立”。“五单于争立”初期，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与握衍朐鞮单于不睦，便率领其部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投降西汉，被封为归德侯。宣帝五凤二年(前56)和三年，匈奴乌桓屠蓦单于子王定和謼连累单于因在“五单于争立”中失利，率众投降匈奴，分别被封为信诚侯和义阳侯。
呼韩邪单于虽在“五单于争立”中胜利，但并未实现对匈奴的统一，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转攻呼韩邪单于，其不敌，转而南奔，郅支单于占据单于庭。宣帝甘露元年(前53)，为郅支单于所败的呼韩邪单于，接受贵人左伊秩訾王献计，“入朝事汉，从汉求助” [5] (卷94下《匈奴传下》P.3797)，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西汉，以示归附修好之心。《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二年前往五原塞，西汉以极高礼节对其进行了接待，令其“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5] (卷94下《匈奴传下》P. 3798)，同时还举行了“聘礼”3之仪。
呼韩邪单于归国后，得到西汉物资和兵力援助，使郅支单于不敢继续南攻，匈奴进入短暂的南北对峙时期。直到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西域校尉甘延寿斩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才得以重新统一匈奴。重新统一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为保持和西汉良好的关系，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 [5] (卷94下《匈奴传下》P. 3803)，西汉将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自此匈奴与西汉重新“修文而和亲矣”。需要指出的是，呼韩邪单于附汉和亲，和西汉初年汉匈“约为兄弟之国，结和亲”虽都是汉匈之间友好往来，但其意义不可等量齐观。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论赞中对此形容为：“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5] (卷94下《匈奴传下》P. 3830)。显然，在班固眼中，西汉初年汉匈“约为兄弟之国，结和亲”是“卑下而承事”，呼韩邪以下，汉匈“修文而和亲”则属于“威服而臣畜”。班固此言虽未跳出中原传统史家桎梏，但却对汉匈对峙中双方此消彼长的关系精准概括。
3. 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担任高官
根据阎步克研究，西汉官制处于“爵–秩二元”时期，即由西周“爵–食”制到后代品秩制度的过渡时期，故爵位较高的贵族仍担任有官职，而列侯一般在朝中担任重要的军政官职，所以匈奴因归义而封侯者应均在西汉朝中任有官职4。
3.1. 匈奴归义人员在西汉担任武职官员
根据《汉书·景武昭宣成功臣表》所示，归义匈奴贵族往往担任武职，如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曾“使轻骑兵弓高侯(韩颓当)等绝吴楚兵后食道” [5] (卷40《张陈王周传》P. 2060)。可以说，韩颓当率领轻骑精兵截断吴楚粮道一举，是平定“七国之乱”的重要节点，而此举之所以能成功，除周亚夫高明计谋外，韩颓当出色的骑兵指挥也发挥了较大作用。韩颓当之孙韩说，先后被武帝任为横海将军、游击将军等职，在西汉对外作战中屡立战功。另外，前文赵信、赵安稽、桀龙、复陆支、伊即轩和渠复絫等匈奴归义者，在西汉对外作战中立有战功，显然其是在西汉军中任职的。
西汉对跟随匈奴贵族归义而来的部众，一般会挑选其中精于骑射之人，编为属国骑或编入驻守三辅胡骑之中。如《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骐侯驹几“以属国骑击匈奴，捕单于兄侯” [3] (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P. 1049)，由此看出，属国骑是西汉缘边的重要武装力量。另外，属国骑平时还担任“侦侯”之责，居延汉简“以食斥候胡骑二人五月尽” [8] (P. 291)即是明证。除了编入属国骑外，还有部分精于骑射的匈奴部众被统一编入到西汉禁军里。其中，长水校尉和胡骑校尉就负责统领由匈奴人组成的胡骑禁军。这些被编入禁军的匈奴部众，一般承担宿卫长安、三辅之责，如武帝征和二年(前91)，在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就曾矫招发武库之兵和长水、宣曲胡骑对抗武帝。此外，他们还会被征调出征，如宣帝神爵元年(前61)，西北羌人动乱，赵充国及其子赵卬“将期门佽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 [5] (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P. 2976)，其中，八校尉负责配合金城太守清缴隐匿山间的羌人，疏通道路。
可以看出，大部分归义西汉的匈奴人员，都被任为军队武职，或编为胡骑军队。这与匈奴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有极大关系，我们知道，匈奴部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3] (卷110《匈奴列传》P. 2879)，自小善于骑射，而且匈奴骑兵作战是以轻骑突袭为主，和西汉大规模骑兵战阵战法不同。这些在西汉担任军职的匈奴归义人员，自然将这种匈奴骑兵战法在西汉军队中推广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战法在西汉对外作战中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如霍去病轻骑突袭休屠部即是其中一例。可以说，匈奴归义人员的加入，不但拓宽了西汉军队的兵源、丰富了西汉军队战法、提高了西汉军队的战斗力，还大大加深了汉匈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学习互鉴，对更新西汉军事制度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2. 匈奴归义人员及子嗣在西汉担任非武职官员
除担任军队武职外，还有部分匈奴归义人员担任皇帝侍臣和文职官员。上文所述，休屠王太子金日磾自幼随母没入宫中，为黄门养马，后因养马肥壮，得武帝青睐，长时间担任侍中驸马都尉一职，常“出则骖乘，入侍左右” [5] (卷68《霍光金日磾传》P. 2960)。其子金赏，宣帝时被任为太仆，专司宫中舆马与马政，元帝时迁为光禄勋，掌管宫中门户戍守。此外，景帝时归义的唯涂卢之孙唯涂光，武帝太始三年(前94)曾出任太常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常秦时作“奉常”，景帝时改称“太常”；负责掌管宗庙礼仪，其下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和太医六位令丞 [5] (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P. 726)。可见，太常在西汉是专门负责皇家仪礼祭祀之官，另考西汉首位太常由博士叔孙通担任，显而易见，担任此职的唯涂光应深谙中原汉文化。
不但如此，西汉武帝朝晚期爆发的“巫蛊之祸”中，也有着归义匈奴人员子嗣参与。从《汉书·武帝纪》来看，征和二年(前91)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 [5] (卷6《武帝纪》P. 208)。此处和江充一同从卫太子宫中掘出巫蛊的“按道侯韩说”，即韩颓当之孙，因击破东越封按道侯。此时韩说官任光禄勋，所以他可以带领江充前往卫太子处发掘巫蛊，后被卫太子以江充同党诛杀。考察《汉书·景武昭宣成功臣表》可以发现，至少有五位归附西汉的匈奴诸侯后代因“巫蛊之祸”被杀，分别是遒侯陆则、容城侯唯涂光、襄城侯病己、散侯董贤和康侯卢贺(卢它之后代) [5] (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PP. 639~652)。由于史籍缺载，遒侯陆则、襄城侯病己和散侯董贤三人在“巫蛊之祸”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不得而知，但容城侯唯涂光曾任太常，总管西汉一切礼仪祭祀之事，而所谓“以蛊祝诅”恰恰就是其执掌之责，所以唯涂光应和所谓“以蛊祝诅上”有所关联。康侯卢贺则是因“受卫太子节，掠死” [5] (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P. 641)。前文已述，卫太子对抗武帝所发之兵就由归附匈奴人组成的长水胡骑。可以说，在整个“巫蛊之祸”中，一直存在着归附西汉匈奴人的身影，可见其已融入到西汉政治环境当中了。
另外根据统计，西汉派往匈奴使臣有名姓且见于史籍者共有54人，其中就有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上述卫律即为当中最著名者，对汉匈政局产生了较大影响。据前文，卫律之父归附西汉后，被编入长水胡骑，又考《汉书·李陵传》“律生长汉” [5] (卷54《李广苏建传》P. 2457)一句可知，卫律应是卫律父亲归附西汉后所生，所以卫律自小生长在长安附近，得以有机会结交李延年。后李延年受宠武帝，举荐卫律出使匈奴，这极有可能是因卫律为“长水胡人”，对匈奴文化更为了解5。但其从匈奴归来，恰逢李延年因事被诛，卫律恐受其牵连，便重新依附匈奴，匈奴单于封其为丁零王，统领依附匈奴的丁零部众，常在单于左右为其谋划。
通过梳理发现，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因其长于胡地，本身具备良好的战斗素养，且有着丰富的养殖牲畜经验，故一般被任以武职或在宫内畜养马匹，较少有担任西汉文职官员之人。相反，这些匈奴归义人员后代，因生于汉地，自小接受中原汉文化，故与他们祖辈不同，除了个别世代为将的家族外，基本都在西汉担任偏重文职的官员，唯涂光即是其中代表。随着汉匈之间交流不断深入，可以说匈奴归义人群及其子嗣逐渐融入到西汉政局当中，同汉民族在政治上进行了较为深刻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的形成。
4. 匈奴归义人员推动了汉匈交融进程
归投西汉的匈奴贵族，融入中原政治体系当中之后，加深了西汉用事者对匈奴的了解。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就认为匈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 [9] (P.134)，这显然是对匈奴的一种误解。而随着匈奴贵族屡屡降汉，西汉对匈奴的了解就较为客观、全面了，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冒顿单于兼并诸部后，“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3] (卷110《匈奴列传》P. 2890)，即使按照贾谊所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计算，冒顿单于时期匈奴人口也有一百五十余万人。由此看来，匈奴归义群体为西汉带来了诸多关于匈奴的具体信息，不但增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还进一步推动了双方交融的进程。
前文所述“巫蛊之祸”中所用巫术，学界普遍认为是由匈奴地区传入 [10] ，而传入途径很可能就是匈奴归义群体。《汉书·戾太子刘据传》记载，江充是通过指使胡巫将偶人埋于太子宫中，来构陷卫太子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太子无法自白，只得“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 [5] (卷63《武五子传》P. 2743)。另考《汉书·西域传》亦可知，此种巫术在匈奴地区亦十分盛行，武帝“轮台诏”中曾提到匈奴与汉作战时，就有“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 [5] (卷96下《西域传下》P. 3913)之举。王子今《西汉长安的“胡巫”》指出，长安地区盛行的部分“巫蛊”形式，就是对匈奴巫术的模拟，并进一步推测，江充任用胡巫办理“巫蛊”案件正是基于此点 [11] 。无论是匈奴“巫术”在长安地区盛行，还是江充任用胡巫构陷卫太子，都是汉匈文化互鉴互融的体现，而匈奴归义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跟随匈奴贵族归附西汉的匈奴百姓，除被编入属国骑和三辅胡骑外，其余均被西汉安置于“缘边五郡塞外”(又称“河南地”，大致位置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至鄂尔多斯一带)。根据武沐考证，陇西属国是安置休屠部属国，安定属国和五原属国则为浑邪部属国，上郡、西河属国应为屠各部所在的属国 [11] (P. 77)，故该地区成为两汉时期重要的多民族交往杂居地区。定居此地的匈奴部众，自迁徙至此，至西汉末，逐渐和该地区原有的中原汉民族形成杂居错处的格局，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也渐渐接受并学习了中原的农耕技术，由原来的游牧生产方式转变为半农半牧，或农耕生产方式。《汉书·地理志》对其描述为：“水草宜畜牧，凉州之畜当为天下饶……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之应，贤于内郡。” [5] (卷28下《地理志下》P. 1645)可以看出，匈奴部众定居此地后，对该地农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游牧民族先进的畜牧技术和中原发达的农耕技术在这里有机结合，形成了“畜当为天下饶”和“谷籴常贱”的局面。
1992年至199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巴彦淖尔文物工作站对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纳林套海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45座墓葬。相关专家根据墓葬规格和陪葬品数量将其分为两期，第一期大致是由汉宣帝至汉平帝时期；第二期大致是王莽执政时至东汉初，挖出共400余件形制不同的陶器，其中有5件人俑，均为小眼大鼻形象，M10、M24出土的人俑还头戴尖状风帽。考古报告《纳林套海墓葬》认为这5件陶俑是胡人庖厨俑和胡人打水俑。从目前学界对汉代画像石研究情况来看，为区别北方游牧民族部众和中原汉族百姓，汉代画像石一般会将北方游牧民族部众塑造成高鼻、小目或深目以及头戴尖状风帽形象。报告进一步推测，西汉中晚期的朔方诸郡，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匈奴人，他们和当地汉族人口交融共存，并承担起庖厨等家内杂物 [12] (P. 10)。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部野。” [5] (卷64下《匈奴传下》P. 3826)结合该条史料和纳林套海墓葬出土多件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可以认为西汉中晚期的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大多和匈奴有关，是对匈奴人形象的描绘。又考虑到巴彦淖尔至鄂尔多斯一带，西汉时期设有朔方、五原、定襄诸郡，自武帝起，就多次进行“移民实边”。由此可见，纳林套海墓葬群出土的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无疑是投降西汉的匈奴部众和缘边五郡的汉族百姓友好交流，互动共存的重要物证。
不但如此，当时还存在中原汉文化通过匈奴归义人复归匈奴而传向匈奴地区的现象。如赵信在投降西汉后，吸收学习了大量中原文化和习俗，其再次归附匈奴后，将这些学习的中原文化带去了匈奴。2009年，俄罗斯和蒙古国联合组成的中亚联合科考队对位于蒙古国南戈壁省瑙木冈苏木的巴彦布鲁格西汉要塞进行考古发掘。蒙古国学者德·察京道尔吉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断定该处西汉要塞即“赵信城” [13] 。从《史记·匈奴列传》对匈奴习俗记载来看，匈奴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 [3] (卷110《匈奴列传》P. 2879)。而且，武帝后二年(前87)，匈奴内部对如何抵御西汉进行了探讨，其中丁零王卫律提议应穿井筑城，囤积粮食，令投降匈奴的汉人进行驻守，这样可以有效抵御西汉来袭，但被匈奴大臣们以“胡人不能守城”为由否决。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匈奴人应还是遵循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尚未完全掌握筑城技术，所以该城有很大可能是由来自中原汉人进行建造的。A.A.科瓦列夫《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要塞遗址(汉受降城)的考古发掘及西汉时期外部防御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该城址出土遗物，并且提出了和察京道尔吉相左的观点，即该城应是西汉公孙敖所筑受降城 [14] 。该遗址出土大量被暴力肢解或锐器劈砍过的人骨遗骸，并出土有部分汉式兵器，发掘者据此判断该处城址为西汉所筑城址。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北至窴颜山赵信城而还” [5] (卷94上《匈奴传上》P. 3769)。结合该条史料与巴彦布拉格要塞发现位置来看，可以大致判断，该城址极有可能是赵信城遗址，而发现的人骨遗骸也极有可能是在漠北之战中，同匈奴兵交战时受伤战死的西汉兵士，察京道尔吉的观点显然具有一定道理。以此论之，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要塞遗址无疑是赵信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后，在匈奴社会的一次有益尝试。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出，“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紧接汉魏在西晋末年黄河流域及巴蜀盆地出现了‘十六国’，实际上有20多个地方政权，大多是非汉民族建立的。在这大约一个半世纪(304~439年)里，正是这个地区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是汉族从多元形成一体的一幕台前的表演。而这场表演的准备时期早在汉代开始，匈奴人的‘归附’即是其中的一幕” [1] (P. 27)。综合全文可知，西汉时期的匈奴归义人员在汉匈双方交往过程中确实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促进了双方彼此了解、推动了双方彼此互动、加速了双方彼此交融，是十六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从史书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匈奴归义人员有高层的匈奴诸王及其子嗣、也有中下层匈奴官员以及底层的匈奴部众。他们在投降西汉后，或成为西汉重要大臣，影响着西汉政治局势；或凭借其出众的军事天赋成为西汉杰出的将领，帮助西汉稳定内、外部局势；也有融入到中原百姓的生活当中，碰撞出新的文化内涵。磴口县纳林套海墓葬群出土的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更是匈奴和汉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NOTES
1本文所论述的“匈奴归义人”，并非完全为匈奴族人，还包含部分西汉早期依附匈奴的汉族人后代，如高祖时投奔匈奴的韩王信和燕王卢绾后代。他们虽为汉族人，但却生长于胡地，本身就是汉匈互动交融的生动写照。
2《汉书·景帝昭宣元成功臣表》记作“容城携侯徐卢”，据清人王念孙考证，“容城携侯涂卢”应是“容城侯唯涂卢”之误。“唯涂”为姓，“卢”是其名，其孙唯涂光《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载。
3聘礼为古代天子招抚诸侯、使臣之礼，据《礼记·聘义》载：“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君亲礼宾，宾私面私觌，致饔饩，还圭、璋，贿赠，飨、食、燕，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通过对比宣帝赐予呼韩邪单于礼物来看，其地位确在西汉诸侯王之上。
4翻检《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可以发现，归附西汉的匈奴贵族，有一部分被封为列侯，其原因可从“敦煌酥油土木简”81D38·3简中知悉，即“□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两千石，赐黄金五百”，缺字处学界一般认为是“降”字，“石”为“户”字之讹。据此，朱绍侯判断此简当为武帝时期所颁布“击匈奴降者赏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归附西汉的匈奴贵族被封为列侯。
5西汉派往匈奴使者，大多情况会优先选用对匈奴风俗了解的大臣，如江充为赵国邯郸人，与匈奴接近，一定程度上了解匈奴风俗；又如王乌，为北地人，其因对匈奴习俗十分熟稔，为匈奴单于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