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在官网上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并对当前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深入解读，公报指出：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流动人口增长69.73% [1] 。以上数据显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更多的农民工在此期间人户分离比例严重。2022年3月18日，《工人日报》刊发文章《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简述了当代农民工的困境与挑战。
上述可见，当前有的城市清退超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正陆续返回农村，建筑工地的城市务工主力是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现在仍处壮年，40岁左右，不过将来也会到被清退的年龄。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第二代农民工仍然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旦到了被清退年龄，他们的出路在哪？毫无疑问，第二代农民工有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选择。第二代农民工中有更多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部分已在县城购房，不少人有一技之长，而且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逐渐增强，以及县城提供越来越多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从而为进城农民家庭提供更多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可能。不过，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第二代农民工还要返回农村。换句话说，只要保留了第二代农民工返乡的通道，第二代农民工就并非不得不要有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他们可以依据自身进行选择。国家也因此没有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以及中国也就有了应对“未富先老”困难的办法。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社会发展迅速，“未富先老”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发严峻，农民工的一些超龄化、身体状况的不确定性、整体受教育程度低等现象逐渐成为了阻碍农民工继续发展的“门槛”。因此，在这个人户分离的流动视角下，农民工的福利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和需要重视，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融入社会发展，身份地位也逐渐向市民化迈进，但是，在享受养老保险时仍无法与城镇职工的福利待遇保持一致，这也间接导致了农民工在往后养老阶段得不到基本的福利保障，届时基本福利仍靠每个月仅仅的百来块钱养老金作为生活支出。因此，农民工当前的社会福利问题已经与农民工今后的养老问题相衔接，如何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福利保障问题？如何积极应对农民工市民化高质量发展问题？以及农民工养老问题成为了我国目前应该积极考虑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农民工社会福利保障的基本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巨大的流动人口形式涌入城镇，去追寻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期盼的“城市梦”，“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就有实无名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这一新兴词汇的提出，也伴随着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随之产生，当时对农民工的界定就仅仅是指从事非农产业的民工(农村籍户口)；相较于以前，新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更全面、更完备。据报道，我国目前许多行业都以农民工为主体，其中建筑业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务业的60%都是农民工，农民工进城以自己的劳动谋求生活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低廉的人力资源，为城镇的建设、繁荣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民工总是处于受歧视的社会地位，沦落为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要在城市为超龄农民工创造更多机会，让城市变得对超龄农民工更友好，让其可以继续依据自身的状况和资源，自行判断是否继续选择再就业，以及留多久，由农民工自行决定是否返回农村养老。既然当前国家还没有经济实力为超龄农民工提供退休保障，当前中国的制度就需要保留超龄农民工的选择空间，就需要有对超龄农民工友好善意的制度，就需要具有弹性的制度，而不能简单地为了管理方便，为了防止意外，以及以保护农民工生命安全为理由，实行对超龄农民工不友好的制度，将超龄农民工拒在城市这个最重要的就业获利市场之外。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一些地方的建筑业“清退令”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城市，超龄农民工的选择空间还包括农村。加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超龄农民工友好的农村制度，核心是允许农民工进城，同时允许农民工返乡。允许农民工返乡的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要限制资本下乡，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2] 。部分农民工进城后，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这样的获利机会应当由缺少进城机会的留守农民工获得，而不能让资本挤占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小农户和老人农业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允许农民进城，限制资本下乡，以保留不愿或者不能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返乡退路的制度，可以称之为“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正是这种体制给农民工尤其是超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了选择空间，超龄农民工因为有农村这一退路保底，就敢于在城市选择就业转型。城市是创业的地方，是冒险的地方，是过好日子的希望；农村则是保障，是保底的地方，也是退养的地方。
就社会发展而言，农民工这样一种群体的存在既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又是抑制着社会发展的“大手笔”。起初，更多的农民工虽然只是拿着廉价的薪资在社会的最底层推拉打滚，但也是除了在农村务农的另一条出路。在国家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和“农村城市化”双重道路作用和基本拨款、投资、口粮等社会保障得不到满足时，农民依靠地方政府少有的社会扶持和自己的力量兴办了大批规模的乡镇，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工浪潮”问题 [3] 。但是，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加之交通不便带来的大量人口变迁，直接造成了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产生这样问题的根本其实就是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得不到满足，所以更多的农民选择了外出务工来维护其基本生活保障，而对于政府每年所给的基本土地补贴、山林补贴等基本且薄弱的福利保障外，很难保证农民对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加。因此，外出务工是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既能保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最主要的是还能学成一手技术；哪怕就现在来说，外出时间相对较长的农民工也算是技术型人才，这对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积极响应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思路是有效且充分衔接的。
20世纪末，农民工虽然掀起了浪潮，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少利益，当时对农民工称呼足以说明这样一种现象所得到的反响，比如最多出现较多就是“万元富”、“万元户”等。虽然这样的称呼在当时看来更多的只是对农民工外出的一种认可，但是其实也间接地流露出是对农民工这样的身份认同。21世纪初，更多农民工身份就不是那么的认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了当初提出的“农民城市化”日益矛盾化，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但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教育质量的不稳点，造成了较多70后、80后的年轻人出现了厌学现象，甚至还有学不会、不会学、会不学的问题。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完全不感到惊讶，因为很多农民工子女在看见家长在每年外出回家后都是“风光满面”，造成了很多90后的认识畸形。以此就导致了21世纪初的“杀马特”、“精神小伙”、“厂妹”等年轻农民工称呼，也正是这样有名无实、花样百出的称呼让外界改变了对农民工的看法，从曾经的致富之路到现在的“苟活”，从曾经的“质产”到现在的“量产”，无一不是在对当下的农民工敲响警钟。但就目前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觉得这样一种群体正在慢慢走下“神坛”，必须依靠其他方式来继续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问题。
因此，现如今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已成为当今一个十分沉重、令人伤感的社会话题。虽然国家在倡导城乡一体化，但是前有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在人们内心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响，就更别说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转变。由于社会分层的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城市人口对农村户籍人士存在歧视、打压等现象，就业机会也在变得苛刻。针对以上农民工社会福利保障问题，本文主要以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现状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福利再探索与养老问题的衔接，以及分析如何实现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障一体化的可行性路径。
3.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福利保障问题现状：农民工福利与养老问题的 共通性和传导性
农民工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缔造者。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提出就已经预示着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让这一步伐变得相对缓慢，因为福利国家和国家福利有着本质区别，正如精准扶贫时期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箴言。农民工市民化是应对社会人口流动重要举措，是解决农民工城乡差距的根本保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每万人中人户分离人口数据为49276，占比49.3%，流动人口数据为37582，占比37.6% [4] 。两项数据相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直接翻了一番，再加上当前人口年龄规模变化的天平是迈向老年人的，这也直接把生活生存的压力转到了70后、80后，这样一类群体生在农民工时代，恰逢赶上国情变化的时代，就出现了出生时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老年时为了养老别无选择的现象。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福利与养老问题：
3.1. 基本生活
除了自改革开放后就涌现的70后、80后农民工外，再到21世纪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90后、00后，无论是曾经的农民工浪潮时期还是现在农民工市民化，他们的生活都是艰难的。就年龄处在20世纪末的农民工而言，当下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在如上文所述的人生与农民工时代接轨，当初的为了生活而打工到现在为了养老而打工。虽然近年来部分地区建筑类、矿资源开发等行业已颁布了关于农民工从事高危系列保障问题的“清退令”，主要涉及到的是超龄、健康和技术要求等方面问题，但是面对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压力，更多的超龄农民工则是通过老年转型来转变自我就业取向和价值目标。而新生代农民工就没那么幸运了，既没有技术的加持也没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样一种消极状态下他们的行为表现中体现出来的就是“问题农民工”，甚至在市民化进程中表现得举步维艰，无法正常较快地融入社会。
吃苦一年只为逢年过节风光满面，风光满面只为子孙后代晓之以理。从一个来自农民工家庭的视角和自己真正到工地做实践的履历来浅析农民工背后真正的生活保障，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稍微有所为的就基本让孩子产生了“打工不也能赚钱，赚得还不少”的认识盲区，以至于当时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民工出现厌学的现象更为严重；当然，这样的观点仅停留在农村，再加上很多农民工觉得自己现在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低，对后代进行教育的时候并不理性，反而是任其发展，在这样状态下学校成了教育的一把手，家庭老人成了孩子的启蒙老师。
这个时候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福利其实就已经把农民工自身继续教育社会化的福利保障体现出来了，隔代教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大难题，农民工家庭还被迫选择隔代教育。记得当初经常听到的就是农民工对孩子教育“三连问”：“吃饭没有啊”、“考了多少分”、“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哈，过年给你买糖回来”，想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怎能拥有较好教育资源，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除了从家庭教育反映出农民工的福利待遇问题外，农民工自身的生活保障也未得到满足，价高味淡、生活简朴、工作条件恶劣等问题也是农民工在异地生存弊端，完全违背了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城市化”道路等制度。所以新时代农民工在不断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条件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努力迈向市民化步伐，但是为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促进农民工转型、新生代农民工再社会化，构建其完整的基本生活福利保障体系。
3.2. 工资福利
农民工的工资福利主要包括的是基本工资、节假日福利。这里的基本工资其实完全跟福利不沾边，只是劳动成果的一种形式，保障了农民工的基本生产和发展；而农民工福利就仅体现在节假日福利中，但是这些都主要是体现在物质的精神慰藉 ，比如端午节送粽子、中秋送月饼、国庆加餐等，这种福利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虽然国家已健全了系列关于农民工薪资保障、与城镇工同工同酬、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等制度，但是对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时政的农民工而言，不能及时了解用工细则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在农民工看来都是小事，在工资协商方面才是矛盾的导向，拖欠工资问题是农民工最常见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最常见的问题。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劳动争议处理还有待完善，一调一裁两审制对普通的农民工来说是根本吃不消的，因为真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没有免费、专业的法律资源来进行正当维护；况且如果真到了最后审判阶段，农民工往往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结果多数情况下都是放弃，因为家庭责任和时间成本让他们承担不起。这也是农民工在工资福利方面的弊端，基本没有福利保障。
3.3. 继续教育社会化程度
人口流动是农民工发展的最大特性。在家庭教育得不到保证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变迁就成了农民工教育福利问题。很多农民工每年外出都把幼儿幼女带在身边，在他们看来外地发展的教育资源优于农村，系列政策的颁布让农民工子女在异地求学的难题得到了阶段性解决，但是这样的教育资源只占少数，在部分相对发展较好的地区才有提供异地求学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对于农民工来说确实也算是福利了，虽然并不是福利的享受者，但是这也给携带小孩外出的农民工解决了子女教育问题。
其实，教育福利问题不仅只表现在农民工子女、特殊人群等群体，也不仅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教育福利方面。农民工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类重要群体，而农民工自身的教育福利是继续教育社会化的教育保障，很多学者在谈及农民工教育时是忽略其本身的，也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与其在老年阶段花费昂贵的费用和诸多的人力资源开展系列教育福利，还不如从根本出发，赢在当下，展望未来。在现在这个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规划，农民工返乡创业一直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因此，加快推动农民工继续教育社会化为其返乡创业创造条件，为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添砖加瓦。
3.4. 自身条件
由于农民工在外基本都是从事苦力劳动，很多行业都基本属于高危职业，如建筑类、矿产开发、煤产开采等，特别是有些关于化学合成研发之类带药性的行业，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就仅能去干哪些最基本的苦力活，但是由于自身局限，未能及时或者是有一定防护后意义不大的行为后造成了身体状况异样。还有就是煤矿开采过程中有害气体的挥发，以及周围的恶劣环境给农民工造成了内外双重隐性伤害；建筑类行业的损害就比较直接，只是这样的伤害程度大，也较难以接受。以上这些都仅只是部分行业的危险分析，简而言之就是农民工在长期以来的从事高污染、高危险系数行业，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农民工身体都已经大不如前，甚至出现了很多奇形怪异的疾病，不足以再承受一些高强度、高风险的转型行业，可能更多的就是在离家近的地方搞一些环卫作业等工作养老。
农民工虽然就业范围较广，但是在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们还想继续贡献自己就只能从事那种低薪时长的工作。所以，经种种情况分析后很多农民工都选择了回归农村，继续开展农业事业，当然，这在一定程度存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其实在目前这个时代背景下农民工想要依托传统农作方式来比对在外打工的福利保障是有较大差距的。
3.5. 社会保障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主要有医疗保障、职业待遇保障、劳动安全保障和养老保障等诸多保障问题 [5] 。由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城乡差距仍是当下农民工与城市人口的主要矛盾，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对农民工提出了市民化这一主要举措，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城乡差距，保障民生 [6] [7] 。
总的来说，由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较大，跨省医疗政策的实施确实给农民工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 [8] [9] [10]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先驱力量，必须建立完善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11] 。乡村振兴战略也给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目前，短视频盛行的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衔接，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上。虽然在形势上对农民工的基本保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解决了主要问题，但就福利而言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4. 大转型：农民工社会福利与养老问题的有效衔接
上文也提到，笔者生长于农民工家庭且有过真正到工地做实践的履历，现结合自身经历与访谈对象的交流内容，对农民工的社会发展进行深入剖析。
由于发展较为落后和人力资源的限制，没有赶上20世纪末的农民工浪潮，三七村很多村民直至21世纪初才踏上农民工之路，这就造成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超龄农民工发展较晚。
2000年~2010年是当地农民工发展的雏形，这十年当地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家庭条件也有所变化，可能表现得最为直接的就是家庭住房的修建，在没出外出务工之前，很多家庭的住房都是老一辈摇摇欲坠的木屋，亦或是泥土搭建的土屋。但是经过十年的变化，崭新的建筑逐渐增加，从十年初的木屋到十年末的砖房，从十年初的搭伙过日子到十年末的衣食无忧……，这些都足以表明农民工进城给家庭、给当地经济带来了质的变化。2011年~至今，除了国家提出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外，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福音；一方面切切实实减轻了农民工对于子女上学费用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工子女的福利，因为在上个十年期间还有家庭存在供不起子女上学的案例。所有都在变化，都在欣欣向荣的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暮年，即将面临的就是应对养老问题。这些超龄农民工该何去何从？他们的养老路在何方？
其实，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虽然多地均已颁布了关于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但解决农工就业问题是民生之本。因此，超龄农民工的转型之路也就随之产生，清退的目的不是让农民工失业，而是为了保障超龄农民工的身体状况和人身安全，也出台了许多超龄农民工的再就业方案，比如一些保安、宿管阿姨等体力消耗较低的工作。然而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以上职业基本都是针对城市环境，对农村而言根本不存在类似职业，真是到农村发展时，资本主义的体力消耗并不亚于建筑类行业。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更多的农村超龄农民工的转型之路就是重操旧业——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提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福利保障，促进新时代农业劳动机械化、规模化发展。除了就业问题外，还有医疗保障问题和养老问题。医疗保障问题主要是涉及异地就医看病能否报销养医疗费用，目前虽也实行跨区域报销，但基本都是垫付，然后再回到参保地报销，其实这也是当前医疗保险报销的一个弊端；很多农民工都是在就医的时候报销，而先垫付后报销的繁琐流程、单次额度不是很大和时间长了会忘记报销等局限都没有给社会流动较大的农民工带来福利，甚至出现只交没用的尴尬局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只交没用”造成了群众参保率低的惨淡现状。养老问题是当下的热门话题，更多的学者把问题专门划分在老年群体中，殊不知超龄农民工也是即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的重要群体之一。
超龄农民工的福利保障问题也不自觉的与养老问题进行有效衔接，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当然也存在超龄农民工依靠当今网络盛行的短视频进行创造也维持了升生计。以老刚为例，他在当地外出进城务工算比较早的了，也算半个文化人，能基本跟上社会的发展，跨世纪开始在外主要从事货车运营工作，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行列，当时就从农村转向了乡镇。在疫情爆发之际，回到老家修建了新房(前两年老大(哥)也刚修建)，从此之后便在农村老家定居，开始了养殖行业。当问到他为什么不外出？为什么不在街上要回农村时，他说年纪大了就在家搞点劳动养老，一天还轻轻松松活得洒脱；自从回到农村老家后，乡镇上的房子也几乎处于闲置。其实这样一种想法是很多超龄农民工的内心独白，只是想着这两年“还能干、还有要”就继续在外奔波，真到年龄超标干不了了的时候就会直接想着家里的土地，那个养老的地方。所以，当下要解决的不仅是农民工福利问题，也不仅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问题，而是把超龄农民工福利问题和养老问题进行有效衔接也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振兴本就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推动农民工就业转型，提高超龄农民工就业，保障“就业–养老”体系是拓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必须把超龄农民工转型就业与养老衔接起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解决时代“双老”难题，全面引领乡村振兴。
5. 实现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障一体化及其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乡有别养老保险制度到现在的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制度的连续变化；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解决城乡不平衡的主要矛盾是实现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一体化的战略基点。尤其在超龄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本文提出探索超龄农民工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障一体化极其路径的可行性分析，主要为解决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后疫情时代超龄农民工就业困难和社会福利保障等问题。
5.1. 城乡建设双向驱动
城乡建设是现代化的驱动力。在乡村振兴中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以城市发展引领乡村建设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有利保障。日本作为发展较为突出的国家，国土规划方面就拥有建立法律体系、派遣支边、发挥农协基本作用等先进经验来推动城乡建设 [12] 。把握时代“两大变局”，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总目标。
坚持“资本下乡、产业进城”这一双向驱动，主要针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和企业下乡带动乡村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充分把“走出去、吸进来”落到实处。精准扶贫期间的易地扶贫搬迁就是一个典型，不仅给建档立卡户提供了优质的福利保障，与此同时，还给予事故多发地的农民同样的优惠福利政策；最主要的是在易地扶贫搬迁点建设产业链，解决了搬迁点绝大部分农民就业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实施，很多农村资源也在逐渐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5.2. 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新时代国家推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拓展产业发展路径，增加产业产品销路。把城市的先进性与农村的产业结合起来，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产业产品多样性，既要明确产业融合与产业化的区别，又要认真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作用。土改是城市资本力量融入乡村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在保障农民的收益的同时把资本力量最大化的融入乡村土地改革，把农村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其实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应加大重视超龄农民工群体，这样的传统产业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再结合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就基本可以实现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农民工来说是就业转型的好方向，对资本主义来说，既有人力资源的保障也有产业技术的支持。因此，要想为农民工全面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把产业资本化进行适当的调度，融入新时代元素，创新社会资源，完善产业保障体系。
5.3. 合力推动三位一体
农民工返乡就业亦或是返乡创业都是为了更好的追求生活的更高水平，同时也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尤其是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超龄农民工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方面是主力军，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返乡就业根本没兴趣，他们现在外出务工与传统的务工理念不同，传统务工理念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原因是为了享受生活、追求梦想。
针对超龄农民工而言，由于城市力量社会资本的融入，使农村土地改革变得更具多样性，功能也更全面；而农民工也可以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来解决养老问题，再结合国家在乡村振兴中兴起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可以最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工超龄化问题。通过资本主义、养老体系和国家政策三者合理推出农民工的“三位一体”新模式，不仅解决超龄农民工问题，也为国家排忧解难，更重要的是促进乡村振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站稳了脚跟。
5.4. 畅享多元共治共赢
建成全民覆盖、城乡统筹、保障健全的多层次保障体系，有利于实现“共治、共享、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展产业优势，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资源共享，以达到多元共治、合作共赢的完整保障体系。由国家主导、资本融入、农民创新等多元主体来倡导社会福利保障达成共治共享共赢的根本实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