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悖论是指导致矛盾的命题，原是逻辑术语，后被广泛借用，用以表示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 [1] 类似于逻辑悖论，悖论叙事同样是讲述看似矛盾的事实，同样面对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两难境遇，但又不同于逻辑悖论，叙事作品因为其假定性、虚拟性和巧合性总能化解看似逻辑的悖论，形成一种特有的叙事方式。电影《悬崖之上》(2021)是由张艺谋执导的谍战电影，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特工们为完成“乌特拉行动”所发生的故事，该片正是在诸多悖论的情节与情感交织下，将矛盾、对立、冲突、选择置于两难之中，让观众在这种看似矛盾与悖论的情节设置之下深刻了解故事所承载的信念，人物所蕴含的情感，以及影片所要表达的意义。
2. 历史真实与电影虚拟的悖论融合
2.1. 情感结构与典型人物的塑造
《悬崖之上》中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在影片开头以字幕的形式交代发生背景，而人物在历史和现实中并没有原型，他们是编剧和导演虚构的“熟悉的陌生人”(别林斯基语)，无论是刚毅不屈的硬汉形象，还是处于人性漩涡的母亲形象，既鲜明独特，又似曾相识观众，观众甚至可以在其他影视作品中寻找到其影子。但是，就像雷蒙·威廉斯所论述的“情感结构”，影片中的每个人物的塑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每个观众的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社会经验的总合 [2] 。因此，片中角色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典型人物，满足了观众的大众审美与期待视野。他们有符合观众认知的诸如爱情、亲情、友情的人性共性，又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共性是革命者的作为“人”的部分的体现，个性则是其超越了一般“人”作为“革命者”的体现。例如片中的人物张兰，她不谙世事，天真而纯洁，总是担心同伴的安危，作为一名特工显然是不合格的；但同时她又是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缩影，怀揣着满腔热血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正是这种矛盾结合的人物塑造，使影片中每个角色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
电影本身就是虚拟与现实融合的艺术，人物是虚拟的，而故事发生的历史却是真实的，“情感结构”是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与人们的价值观相通，影片通过历史真实中的情感经验与几千年积累的情感结构为伏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交织、相互动，从而和观众之间建立起无形的意识桥梁。
2.2. 理性思维与人性纠葛的营造
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是艺术创作中必要又互补的两个元素，在电影创作中对于理性的挖掘，关乎电影意味和内涵的体现。事实上，理性与人性的选择本身就形成一种悖论，在影片《悬崖之上》这类革命题材电影中，如果顺从人性，抑制理性，就会以革命浪漫主义回避对战争苦难的描写，以英雄主义来淡化个体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从而造成现实的失真；如果顺从理性，抑制人性，那么电影便丧失了与观众产生共鸣的手段，而且电影本身也很难做到纯客观、理性的进行叙事。正是在这种理性与人性的纠葛下，此类电影才形成其特有的叙事方式，才具有其更独特的艺术魅力。
生命、死亡、情感、叛逆……这些理性命题的阐释，无不提升了影片的叙事层面的意味，使影片具有哲理性的体现。同时每个人物又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性下必然存在“缺失”，情感的纠葛必然与理性精神产生对立，从而使角色进入到两难的抉择局面中。在《悬崖之上》中，人物在执行任务时总会遇到人性与情感的纠结，例如王郁夫妇向外刚硬的外表下留藏着对丢失儿女的柔软的一面，而这种情感也贯穿影片始终，甚至成为影片剧情推动的关键。因此，理性的“一张一弛”与情感的“引而不发”，看似成就了片中人物的矛盾情绪，实则是无限拔高了人物的表现张力，将理性思维与人性纠葛化解在情感抒发与理性表达的交织之中。
3. 情感抒发与理性表达的悖论交织
3.1. 亲情与使命的对立
亲情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特殊的一种情感，也是一种特殊的羁绊，从中建立起人物之间的联系。在诸多电影中，亲情经常是展示美好的一面，像《我的姐姐》中姐弟两个的互相接受，《你好，李焕英》中母女二人的互相理解，都令观众感动。而在《悬崖之上》中，亲情更多表现为一种束缚。王郁夫妇在执行任务时，刚好在自己孩子走失的城市，两人也在刚降落时互相许下约定：“活下来的去找孩子”，这句话也成为两人间一种无形的束缚，也是最终导致悲剧的导火索。张宪臣遭遇特工追捕的途中，由于寻找到自己孩子的下落而脱离了原定的逃跑路线，最后惨遭敌方逮捕。
或许作为观众，从一种上帝视角的角度看待，张宪臣的做法无疑是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但代入到角色中，则能体会到角色处于情感漩涡中的抉择局面，一面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一面是关系到任务的成败。选择完成任务摒弃血肉情感，那么必然有愧于儿女，选择做一名合格的父亲，那么便有任务失败的风险，无论如何选择，都会陷入到一种悖论式的自责之中，陷入一种道德困境。影片正是通过亲情与使命的对立，随着人物在双重焦虑中的悖论叙事的设置，把观众也带入到这种两难的伦理选择的局面，将道德伦理融合与影片的叙事之中。
3.2. 个人与集体的取舍
《鬼谷子·忤合》中提到过：“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在重大抉择之际，当选择一方时，就难免会舍弃掉其对立面，除了少数乐观主义影片，很少有电影会塑造出能够顾及彼此的完美形象。尤其是革命题材影片中，在个人与集体的取舍方面，电影作为主流媒体，具有“意见领袖”的功能，在塑造正面形象时更多会避开“利己主义”，从而弘扬一种舍生取义的“集体主义”，而《悬崖之上》巧妙地在其中寻找着个人与集体的叙事平衡。
在《悬崖之上》中，“他”还是“己”的选择也是一组悖论设置，通过一系列情节设计，反映出人物的伦理困境和心理反应。特工的行为与求生的本能相悖，在死亡的威胁下，谢子荣选择叛变组织，导致“乌特拉行动”的一次次濒于失败，而特工们与之相反，张宪臣被拷问宁死不屈，被周乙救出后为了保护他的身份选择牺牲自己。楚良为了帮助王郁顺利逃脱，选择主动暴露自己确保任务的成功，他们以个体的牺牲换取集体的成功。《悬崖之上》以平实的手法将英雄主义色彩融入影片叙事中，通过塑造牺牲的英雄群像，与观众进行了情绪感召，通过悲壮的情感基调使观众形成红色理念的认同感，正如片中所阐释的“乌特拉”的含义——诞生于破晓之前的黎明。
3.3. 生存与死亡的抉择
生存与死亡的抉择在现实主义电影题材中是一对常见的设置，《悬崖之上》作为一部正邪对峙的谍战电影，角色在陷入危机时难免会存在生与死的思考，生死观的塑造也是该影片叙事环节的重要部分。生与死的问题从始至终缠绕着人类，就像海德格尔所言，人是“向死而生”的，只有对死足够畏惧才能使生更加有价值，向死而生是实现人生完整性的过程 [3] 。
在《悬崖之上》中，对于死亡的刻画豪不敷衍，影片在开头结尾分别出现行刑的场景：谢子荣在听到身边同伴在枪声中倒下时，浑身瑟瑟发抖，在死亡面前，他抛弃了自己的使命和信念而选择出卖组织，看似在生与死中选择了活下去，但是对于其生的“悬欠”并未终结，谢子荣也在片尾迎来了自己的没有价值的死亡，相比于他的死，张宪臣在被捕后宁死不屈，不断保护着队友的身份，在处刑到死亡的最后一刻，即使身体虚弱、意识模糊，仍然不愿将膝盖屈服于敌人面前。死亡是绝对的，信仰的力量使张宪臣超越生的有限性，同时生与死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向死而生”才能在这组悖论中找到平衡点。
4. 伦理困境与叙事悖论的表达策略
4.1. 利己还是利人——价值观选择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影像化的符号向观众传达主流价值观，但是在电影的光影叙事中让观众产生伦理思考，则是电影叙事更进一步的功能。在《悬崖之上》中，无论是牺牲自己保全队友，还是为了集体舍弃小家，这些看似相悖的选择背后，都是在角色价值观驱动下的行为。通过一组接一组二律悖反的困境叙事来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无形中影响和改变观众的看法和价值选择，引导其走向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道路。
《悬崖之上》中，在影片开始小队刚落地时，几人的对话就已经暗示了影片的结局，在爱情与使命面前，四人选择了后者，为了任务的安全选择分开。“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分开”，小兰和楚良这对情侣为了共同的信仰来到这里，舍弃了陪伴执行任务，两人毫无准备的生离死别，最后楚良的结局也呼应了这句话：为了保护卧底周乙的身份选择服毒自杀，而周乙也在影片向张兰要走了自杀毒药，“我要你活着看到天亮”，周乙更像是影子中的人，心向黎明且怀着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影片中的角色总会遇到两难的抉择局面，在一次次的伦理困境中做出选择，不断发生和解决的伦理困境正是价值观念发挥作用的范畴，《悬崖之上》通过“利己利人”这样一组矛盾进行悖论叙事，奠定了整个影片的价值导向，对于影片的整个悖论叙事提供了伦理价值体系。
4.2. 天性还是人性——伦理观表达
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联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而伦理观是人们对有关伦理的问题的看法和对待的态度。程朱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应当遵循万物之常理而消除过剩的“人欲”，但《孟子·告子上》又云“食色，性也”，人性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就像“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只有达到某个阈值，将人置于人性与天性抉择的困境中，不同选择才能反应所谓“仁义”、所谓“伦理” [4] 。
在《悬崖之上》中，每条故事线都指向这个矛盾。首先是王郁，作为母亲保护孩子是她的天性，当她从周乙口中知道自己孩子在酒店门口要饭时，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先是震惊，再是自责，母性因为长期的积淀喷薄待发，她并不是冷血；在影片最后母子相聚时，她像雕塑般浑身披满了雪霜，可见其爱意之深切，但由于特工的身份难以言表，让王郁一直处于矛盾的漩涡中难以自拔。《悬崖之上》表达了一种超越本性的伦理观，在这里没有人性光环的泛滥，没有过多的爱恨情仇的纠缠，角色更多的是抑制欲望，以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赋予观众更宽泛的道德原则和评价的权利。
4.3. 理性还是感性——悖论性叙事
爱情、亲情是感性的，是相对于人的理智而言的情感，每个人都必然被这些感性因素所限制，成为人与人联系的羁绊，而理性则是人们对待这些情感因素的依据。影片中的角色总是处于感性与理性的纠结中，也正是通过角色的心理斗争进而形成该影片的悖论性叙事特点。《悬崖之上》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弘扬民族大义与英雄主义是其价值体系的主要部分，影片中的角色必然承担着体系内的职责，因此角色更多的是以冷静、压抑的姿态参与叙事。
在《悬崖之上》中，特工们都有感性的一面，尤其是感性思维更加丰富的女性，每当自己安全时，张兰和王郁总会询问搭档自己伴侣的处境，她们的内心更加柔软，却碍于自己的身份无法直接表达；当得知张宪臣被捕后，王郁也只能在厕所伴着水声悄悄哭泣，无法释放的情感不断积蓄，与理性的不断碰撞形成了影片的悖论叙事下的情感表达。无论是张兰望着黎明噙满泪水，还是王郁屹立于雪中如一座雕塑，都使观众在这样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中产生情感共鸣。而周乙、张宪臣与张兰的交心谈话时，也展现了其感性的一面，当谈到王郁和楚良的状况时，张宪臣面对张兰的反问选择沉默，“天亮了就好了”道出其无奈与自责，而周乙也在影片最后呼应了这句话，确保其他人的安全选择拿走张兰的毒药，处置掉叛徒谢子荣，“我要你活着看到天亮”更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承诺。影片中每个角色都是如此，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情感在两者的对抗中表达，通过不可化解的伦理问题使影片的叙事得以悖论性的呈现。
5. 结语
《悬崖之上》作为一部谍战题材电影，在书写历史真实的同时，也不乏艺术性的处理，这种处理不仅体现在画面和镜头语言中，也体现在导演对于影片的整个叙事处理，通过对角色性格的解构，利用一系列相悖的情感符号，建立起道德漩涡中的一个个饱满的人物形象。悬崖之上，危险之上，前进为危险，后退为安全，如何选择？悬崖之上，伦理之下，一念是放纵，一念是隐忍，情感的伸缩，如何把握？在悖论性叙事下，道德伦理的取向尤为重要，它决定了影片价值导向是否正确，情感表达是否彻底，“雪白的花，生在那悬崖”，革命的热血与信仰终究会战胜悬崖之上那忐忑的心。同时，《悬崖之上》为国内主旋律电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不是进行个人礼赞式的表达，而是进行英雄群像的塑造，以更加平易近人的视听语言进行正能量的传递与信仰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