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就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Review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摘要: 居民的就医行为可以反映出国家的卫生资源配置和医疗政策效果，亦可作为卫生改革的重要依据。本文汇总了国内外关于居民就医行为的研究文献，全面梳理了就医行为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及影响因素，找出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以期给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Abstract: Residents’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can reflect the alloc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resources and the effect of medical policies, and can also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health refor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lated to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methods, research obje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research, and finds the defects existing in the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1. 引言

就医行为(Health seeking behavior, HSB)通常是指人们在感知到身体不适或出现某些疾病症状时，结合自身病情、经济条件、医疗机构类型等，寻求医疗服务的观点、态度和行为是一种极具复杂性的心理和社会现象。就医行为包括患者对治疗手段、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选择，以及对就医动机、求医预期目标和结果的认识与解释等各个方面。就医行为是健康结果的关键决定要素。深入了解患者就医行为的现状和特征，才能有针对性地改革和完善医疗卫生领域和医疗保障制度，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就医需要。因此作者对近年来国内外就医行为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以期给研究者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2. 研究理论和方法

在就医行为研究领域中，权威理论模型大多由国外学者提出，来帮助理解和解释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并提出实现所需行为改变的策略。现如今，比较成熟、被广泛采用的就医行为理论包括：计划行为理论、知信行模式、健康信念模型和Andersen提出的卫生服务利用模型。

2.1. 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这个理论涵盖了影响行为意向的三个因素(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通过行为意向间接地影响实际行为，行为意向与感知行为控制则与实际行为直接关联。

2.2. 知信行理论(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KAP)

这个理论重在说明健康行为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过程，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然后对此建立信念和态度，最终产生积极、健康的行为。认知是健康行为的基石，信念以及态度在其中产生健康行为的内在动力。

2.3.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HBM)

健康信念模型已经成为公认的健康行为理论工具之一。相比与传统知信行模式，HBM的影响因素更为细致，并强调感知对行为决策的作用。该模型认为有五个主要因素影响健康行为：1) 感知疾病易感性以及感知疾病严重性；2) 感知益处以及障碍；3) 自我效能；4) 社会人口学以及心理学因素；5) 提示性因素,了解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成功干预的规划过程和扩大现有的卫生服务至关重要。

2.4. 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模型(The Andersen Model)

基于大量实证研究，该模型在国际医学社会学和卫生服务研究领域被认为是适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研究的主流模型 [1] 。该模型涵盖了四个模块，包括环境因素、人群特征、健康行为以及健康结果，且任意两个模块之间都产生作用，每个模块含有各自的变量。由此可见，该模型对就医行为的分析更加细化，解释力更强。

3. 研究对象

国内外就医行为研究对象主要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特定人口学特征、特定病情、特定地区。

3.1. 特定人口学特征

Ahamed等(2021)、Elizabeth (2022)分别在印度某区调查了老年人口的慢性病发病率以及影响老年人就医的因素 [2] [3] ；于大川等学者们深度研究了大学生就医行为和其影响因素，例如选择医疗机构、医疗保险状况等 [4] [5] [6] [7] 。居住在农村居民的就医行为一直是研究热点，近十年来从未间断过 [8] [9] [10] [11] 。

3.2. 特定病情

学者们对就医行为的研究大多都是针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例如常见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 [12] [13] [14] [15] ；近些年来学者们同样重视了对抑郁症 [16] [17] 、性健康问题 [18] 等心理疾病的探讨。与国外许多就医行为研究一样，大多数学者研究对象都是针对最终接受了医疗照顾的人，对于患病但是不接受医疗照顾的群体患病行为没有给予足够关注。

3.3. 特定地区

对某地区人群的调研能反映出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医疗资源配置，能够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建议。陈瑞雪(2019)调查了北京朝阳区居民的中医就诊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居民选择中医就诊的因素 [19] ；潘匀等(2022)研究了居住在上海黄浦区的居民的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20] 。

4. 影响因素

4.1. 人口学因素

4.1.1. 年龄

不同年龄群体的就医行为存在差异。李前文和季国忠(2022)对癌症患者的就医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癌症发病率明显上升，不同年龄组对疾病的认知和卫生服务利用有明显差异，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更偏向于使用中药治疗癌症。李前文和季国忠提出，年龄会影响就医行为和诊疗方案的选择 [21] 。于大川和李雨晴对广东省3所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就医行为积极性越高。一方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的知识储量与年龄正相关，这些知识储量的提高使得大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健康，因此在疾病发生后选择积极而非消极的就医行为 [4] 。Gerald对卡巴罗莱地区五岁以下的儿童照顾者进行了调查，照顾者的年龄和教育水平与寻求健康行为有很大的关联 [22] 。

4.1.2. 性别

由于性别差别，承担的社会角色也会有所区别，导致就医行为的决策受到影响 [23] 。孙晓燕等(2021)在中国义乌调查了咳嗽个体的就医行为，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就医，一方面是女性更容易受到咳嗽困扰；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男性的男子气概，尽可能不就医 [24] 。Elif和Havva (2021)在对土耳其一所高校调查影响年轻人寻求性健康行为影响因素发现，女性更主动去发现和寻求性健康知识，并且有更加积极的主动就医行为 [25] 。

4.1.3. 受教育程度

张玉等(2020)从分级诊疗的视角研究了居民首诊选择意向，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选择基层就诊的概率大小依次为小学及以下组 > 初中组 > 高中/中专组 > 大专/本科组 > 本科及以上组，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更倾向大医院就医，反之文化水平低的患者倾向去基层机构就诊 [26] 。儿童的就医行为完全取决于家长，研究表明家长的教育状况与儿童的健康寻求行为存在明显关联 [27] 。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对健康信息的认知能力越强，做出理性的健康寻求行为。

4.1.4. 职业和专业背景差异

黎杰等(2018)调查显示，对健康信仰、就医污名、健康素养和就医行为总平均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文科专业、农学专业和医学专业在就医污名方面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学、在职和退休三类人的健康素养得分也有明显不同 [28] 。

4.2. 健康自评状况

4.2.1. 病情的预判

大多数人出现病情耽误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没能准确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石颖(2018)表示大部分痔疮患者对这种疾病的了解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没有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导致90.52%的研究对象出现就医延误的现象 [29] 。黄畅等(2022)对空巢老人的就医行为进行调查，发现自评健康差的老年人有较强的主动就医意识，更倾向于去医院就诊 [30] 。

4.2.2. 健康信念

健康信念是指人们对健康和医疗服务的看法、价值观以及认知水平，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医疗服务使用的理解和对需求的理解；健康信念水平越高，就医延迟率就会越低。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健康信念，可以有效改善健康行为，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31] [32] 。Vikas Menon (2015)等表示，学生们认为心理健康咨询的益处微乎其微，并认为心理疾病会被同龄人视为弱者的标志，从而招致社会的排斥。这可能导致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得不到心理保健服务的帮助，使他们的问题长期存在，并妨碍他们的学习成果和身心成长 [33] 。

4.3. 经济因素

4.3.1. 家庭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往往与消费理念有直接关系，经济水平越高，投资到健康消费中的越多；经济差异也是造成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选择就诊机构时，家庭收入较高的病人更倾向于挑选三级医院接受治疗，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医疗质量而不是医疗价格 [34] 。国内外研究均显示，农村患者的就医率低于城市患者，收入水平的差异是造成这种结果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35] [36] [37] 。学者们表示，应重点关注农村贫困人群的卫生服务利用的经济障碍问题，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 [37] 。

4.3.2. 医疗保障能力

潘力等学者研究了新农合对农民就医的影响，提出新农合虽然有效促进了农民就医，但仍存在一定弊端，办理和报销程序繁琐，很多小病和门诊费用不予报销等问题给农民带来了失望感，降低了参保的积极性 [38] [39] [40] 。Savitha和Kiran (2013)探讨了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一项微观健康保险计划方案对患病家庭就医行为的影响，微型健康保险不仅促进了私营卫生服务提供者对卫生服务的正式利用，而且通过提供保险范围降低了卫生服务的费用 [41] 。王睿和李国飞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建立一个由个人、学校和国家共同承担费用的“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大学生医疗贷款”，使得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得到保障 [42] [43] 。

4.4. 社会因素

居民就医行为与社会服务能力(医疗的可获得性、医疗条件、医疗水准)息息相关。Maritim等(2021)研究了赞比亚卢安瓜区慢性淋巴丝虫病感染者的就医影响因素，指出当地传统治疗师的数量和质量、距离卫生机构较远等因素，阻碍了患者及时寻求治疗 [44] 。在不同级别医疗设施选择偏好方面，除了社会经济特征外，公共交通便利程度、医疗可及性、医疗机构条件对患者偏好也有显著影响，且对低收入患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45] 。黄敏卓等(2019)探讨了浙江和青海居民就医行为，以此两省代表中国东西部居民就医影响因素。在青海省，职业影响居民就诊。这可能是因为工人和管理人士(专业人士)往往比农民和失业人员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更有可能接触到更准确和更丰富的医疗信息，并有更高的可能性使用卫生服务 [46] 。

4.5. 文化因素

这个文化指的不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或者受教育程度，而是一个地区整体的风气文化，当地的传统思想和风气会影响居民的健康行为。一项对阿富汗移民女性的调查显示，许多女性无法获得正常的保健行为，她们常常因为太过尴尬而不敢看医生；受当地文化影响，很多女性谈及妇科问题认为是耻辱的，她们表示“如果一个女孩被介绍给妇科医生，家庭内部就会怀疑她不忠” [47] 。由于农村地区相对比较贫困，大多数居民的思想就是“小病托、大病扛”，这就出现了农村地区“患病率高、就医率低”的局面 [48] 。由此可见，不同地域的人受当地文化影响，对卫生服务的利用一定会有差异。

5. 问题及展望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国内外对于就医行为研究理论和内容已经颇为丰富。但是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仍有待完善的方面。从就医选择来看，国外许多文献都提到了传统医学内容(传统治疗师、传统助产士)，中医药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传统医学体系，然而学者们却对中医就诊鲜有研究。在新冠疫情的治疗当中，中医药再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有必要对就诊中医影响因素多多探讨，有助于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从研究对象来看，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仍然匮乏。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20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量达到23,852,948人，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在校学生数量达到3,139,598人，大学生基数不断扩大的同时，诸多疾病的患病率也在逐渐上涨。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健康状况对我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大意义。探究大学生患病后的就医行为特点和影响因素，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提供更好的卫生服务资源，从而提高大学生健康水平以及提高国家的潜在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