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法庭话语研究综述

A Review of Foreign Courtroom Discourse Studies

摘要: 通过对Scopus数据库1966~2022年间法庭话语研究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Chaemsaithong发文量最高；Eades成为最高影响力作者。发文量前三为美国、英国和中国，仅美国具有强中介中心性。发文机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法庭话语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特点。语言与权力、互动角色、法庭口译、历史法庭话语、互文性和(不)礼貌现象是热点话题；语言与权力研究关注权力如何通过语言实施，以及专业背景、语言能力、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如何导致权力的差异；互动角色研究突出法官角色多样性、律师的提问技巧和说服策略、被告的有限话语权与不利地位、证人可信度等话题；法庭口译研究关注译者角色、口译影响因素和口译对法庭影响等话题；历史法庭话语包括17世纪法庭话语特征和早期法庭话语演变；法庭互动互文性研究突出科学引用、书面文件引用等跨文本资源借用、混合和嵌入现象、转述言语和互话语分析。(不)礼貌研究包括幽默等常用礼貌策略，以及打断、模糊语、禁忌语和冒犯等不礼貌策略。

Abstract: Based on the Scopus database of courtroom discours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66 to 2022,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cientometric visual analysis and revealed that Chaemsaithong is the author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Eades has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are the top 3 productive countries, but on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trong betweenness centrality. The diversity of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fully reflects the multidisciplinary of courtroom discourse research. Language and power, interactive roles, courtroom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courtroom discourse, intertextuality, and (im)politeness are hot topics in courtroom discourse research. Language and power studies focus on how power is enacted through language and how factors such a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language ability, race, and gender contribute to power differences. Interactive roles highlight the diverse roles of judges, questioning techniques and persuasive strategies of lawyers’ discourse, the limited power and disadvantage of defendant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Courtroom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covers topics such as the role of the interpreter,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mpact of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urtroom. Historical courtroom discourse inclu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17th-century courtroom discourse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courtroom discourse. Intertextuality in courtroom interaction focuses on cross-textual resource borrowings such as scientific citations and written document citations, hybrid and embedding characteristics, reported speech, and interdiscursivity analysis. (Im)politeness in the courtroom includes common politeness strategies such as humor and impoliteness strategies such as interruption, hedge, taboo language, and offense.

1. 引言

作为法律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法庭话语是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规则和程序，由具有不同交际目的的话语参与者主动或被动参加，各自为取得一个符合自己目的和利益的结果，以互相说服的方式而进行的活动 [1] 。法庭是法律语言中最具戏剧性的语境 [2] ，审控辩三方进行着大量口头交流，“对话高度有序但碎片化的性质使法庭话语成为一个丰富的语言研究领域” [3] 。过去50多年，学界对法庭话语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成果丰硕，涉及相关学科领域颇多，胡海娟 [4] 及江铃 [5] 对国内外法庭话语研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总结，肖洒和黄曼 [6] 则专门对国内外法庭话语性别研究进行了述评。然而，已有以下综述：一则没有单独对国外法庭话语研究进行综述，而国外法庭话语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超过国内 [7] ；二则还没有对近十年国外研究进行全面追踪；三则没有采用CiteSpace等文献计量研究工具。因此，有必要对国外法庭话语研究进行系统的科学性回顾。基于此，本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软件，追溯并呈现国外法庭话语领域的热点作者、文献与主题等，以期梳理国外法庭话语的进程与成果，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数据检索

Scopus是全球最大文献摘要与科研信息引用数据库，也是科学文献常用来源。考虑到引文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全面性，本研究以Scopus数据库为研究数据来源，年限设定为1966年10月至2022年12月。首先，以法庭话语(courtroom discourse)、法庭会话(courtroom conversation)、法庭语言(courtroom language)或法庭互动(courtroom interaction)为标题、摘要或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然后，分别再用审判语篇(trial discourse)、审判会话(trial conversation)、审判语言(trial language)及法庭(court)，并入两次搜索结果，整理并建成本研究的数据库。最后，在按相关性排序浏览摘要后，人工剔除一部分不相关文献，获得了1966~2022年期间的688篇法庭话语期刊文献和29,880篇参考文献。

2.2. 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是一款科学计量分析软件，同时可进行可视化分析，快速地对某一学科或主题的大量研究文献进行科学的计量学分析，锁定某一学科或主题的关键信息和核心主题，并能够将文献之间的关系以科学图谱的方式清晰地展现，可视化地展示某一学科或主题研究的热点领域、前沿和未来研究趋势等关键问题 [8] ，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领域。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情况分析

利用Citespace对法庭话语进行作者合作图谱分析、国家(地区)合作图谱分析和机构发文分析(如图1~3所示)，可以反映五十多年来法庭话语领域的发文和合作情况：

1) 从发文作者来看，来自韩国汉阳大学(HanYang University)的Krisda Chaemsaithong教授发文量最多，达30篇，是唯一的发文突显作者。此外，发文量超过5篇的作者还有Sandra Hale (11篇)、Sigurd D’Hondt (6篇)、Jieun Lee (6篇)、Yoonjeong Kim (5篇)、Christian Licoppe (5篇)、Justin B. Richland (5篇)、Barbara Kryk-Kastovsky (5篇)。从作者合作情况来看，该领域作者合作较少，Per Linell与最多作者合作过。

Figure 1. Visualization of the co-author network

图1. 作者合作图谱

Figure 2. Visualization of the co-country (region) network

图2. 国家(地区)合作图谱

Figure 3. Visualization of the co-institute network

图3. 机构合作图谱

2) 从发文国家(地区)来看，美国发文量位居第一，共190篇，占总发文量的28.5%，其次为英国(82篇)、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 (56篇)、澳大利亚(53篇)和韩国(33篇)。国家间合作不够密切，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最多，为14次，其次为中国和英国，分别与其他国家合作8次和6次。美国具有最强中介中心性，发挥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9] ；英国和中国发文量高但中介中心性值不高，瑞典(12篇)发文量不高，但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值；韩国发文量较高，但中介中心性为零。

3) 从发文机构来看，发文数量突出的署名机构类型包括心理学系(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18篇)、英语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17篇)、语言学系(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13篇)、英语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1篇)、社会学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 9篇)、法学院(Department of Law 8篇)、法律部(Faculty of Law 6篇)，由此可见，多个不同学科学者展开了法庭话语研究，以语言学学科最为突出，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也较多。其中，心理学系、社会学系和语言学系作者与其他机构有较多的合作，且英语语言文学系是唯一的引文突现机构，于2017至2019年间出现了引文激增现象。

3.2. 高被引文献分析

在CiteSpace中，两篇(或多篇论文)同时被后来一篇或多篇论文所引证，则称这两篇论文构成共被引关系 [9] 。被引频次高表明文献对于领域相关研究具有重大参考意义，表1是共被引频次最高的前20个被引文献。

Table 1. Highly co-cited literature and authors (top 20)

表1. 高被引文献与高被引作者(top 20)

二十篇高被引文献中，十四本为书，包括多本法律语言学或者法庭话语研究的导论性著作，其中，引用率最高的是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Eades [10] 博士的专著Sociolinguistics and the Legal Process，从社会语言学视角阐释语言在法律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和不发挥作用。Eades [11] 则从社会语言学视角专门分析澳大利亚原著居民的交叉询问，揭示了法庭证据规则所允许的语言机制是如何使新殖民主义对土著人的控制合法化。与该专著属于同一议题的论文 [12] ，重点分析警察对原著居民的词汇策略如何成为新殖民主义控制的司法合法性的核心。2003年，Eades [13] 著作则是论文集的章节，是对第二语言(L2)和第二方言(D2)使用者与法律语言接触时的情况的研究概述。Gibbons [14] 也介绍语言和法律界方面的研究，涉及少数民族、儿童和女性等在法庭审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语言原因。Heffer [15] 以100多份英国刑事陪审团审判话语为语料，探讨了法律专业人士对非专业陪审团所使用话语的性质。Berk-Seligson [16] 将研究焦点转向“司法程序的前端”，即警察和嫌疑人之间的互动，对理解一般法律语境中的多语言性和警察审讯做出了重要贡献。Cotterill [17] 通过Simpson案件分析展现了控方和辩方如何向陪审团讲述不同的故事版本。Cotterill [18] 对90年代末英国强奸/性侵犯和家庭暴力审判的500万字语料库研究犯罪的词汇化和再词汇化，以及参与者和环境、律师和证人之间发生的词汇协商过程。Rosulek [19] 分析了在有陪审团的对抗性刑事审判的结案陈词中控辩等方如何通过沉默、不强调和强调来构建不同的现实。Coulthard和Johnson [20] 的著作由40位专家撰写的论文组成，是对当代法律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和主题的全面高级介绍。Mertz [21] 通过对八所不同法学院的合同课的课堂语言的严密分析来研究法律认识论可能对法律的民主愿望带来的限制，以及法律培训本身是否会影响法律职业的民主化。Coulthard和Johnson [22] 专门介绍了证据中的语言，包括法庭程序的语言和作为证据的语言。Archer [23] 通过分析1640~1760年间英国法庭上的参与者(如法官、律师、证人和被告)的话语角色的变化来加强我们对历史法庭语言的理解。Maryns [24] 利用第一手对口译员、面试官和决策者的实地采访、观察的人种学数据，研究了庇护程序中的话语过程及其对确定难民身份可能产生的影响。Blommaert [25] 是一本话语分析领域的专著，系统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原则、理论和方法。Rock [26] 对警察拘留所里的权力交流显示沟通不是简单地转述事实，警察和被拘留者都用明显受到严格控制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谈话来安抚、说服、转移注意力、挑战、移情、学习、影响信心、介绍身份、展望意图、显示隶属关系、提出建议和显示正式性。Conley [27] 通过在德克萨斯州的人种学田野调查和对参与死刑审判的陪审员的访谈，揭示了死刑审判中不可或缺的沟通策略，为理解美国的死刑如何运作提供了创新材料。最高被引文献仅六篇期刊论文，除了前文的Eades [12] [13] 、Cotterill [18] 、Rosulek [19] ，另还有Berk-Seligson [28] 研究表明，法庭中引导性问题的强制力往往被口译员削弱，和Lee [29] 基于对澳大利亚法庭上韩英口译话语的分析，研究了讲韩语的证人所使用的不明确的语言是如何影响法庭口译的准确性，从而对法庭程序产生法律影响。

3.3. 共被引研究热点分析

聚类分析能够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研究领域内各种知识的形成和发展。共被引聚类网络是否有可分析性可通过聚类模块值(Q)和聚类平均轮廓值(S)判断，一般认为Q > 0.3且S > 0.5较为合理，S > 0.7则能令人信服。结果表明，聚类分析共有724个节点，2275条连线，Q = 0.9204，S = 0.9751，这些指标说明聚类效果较好。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结合施引文献标题、关键词和摘要人工核验了聚类标签，最终形成六大法庭话语研究热点话题，详见表2。

Table 2. Co-cited literature clusters (top 6)

表2. 共被引文献聚类(top 6)

1) 语言与权力法律的权力是通过法律应用的细节表现出来的 [1] ，通过语言的运用与控制实施的。因此，语言与权力的研究一直是法律语言学中一股异常强劲的潮流。高被引文献中就有多个研究属于这一范畴，比如Eades [10] 和Rock [26] ，致力于解释法律与权力是怎么通过语言运作的，另有Cotterill [17] 通过著名的辛普森案件揭示了审判如何成为语言权力和说服力的场所，语言如何(再)呈现和(再)构建犯罪；Rosulek [19] 聚焦于律师如何在结案陈词中通过词汇、句法、主题和话语模式来构建现实、达成说服力目标。法庭中语言的运用能够形成权力的控制与操控，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法庭审判是法律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之间的互动，通过语言形成权力的不平等。如高被引文献中的Heffer [15] ，又如Moeketsi [30] 通过分析法庭中言语互动中的问答模式揭示出法律专业人员提出问题，非专业的被告人和证人提供答案，且不可逆转，这给予了专业人士控制非专业人士的话语权力。法庭中非母语者或者其他语言能力低下的被告和证人的权力问题也受到了一定关注，高被引文献中Berk-Seligson [16] 对被指控犯罪的美国拉美裔嫌疑人的警方审讯进行了话语分析，发现嫌疑人对警察问题只能被迫回答同意。另外，Ng [31] 分析了香港法庭中非英语母语证人在交叉询问过程中因语言能力不足而处于不利地位，并影响法庭参与者对整个审判的了解和司法判决；还有Ellison [32] 发现，提问者会采用特殊策略来降低语言能力有限者如儿童和有学习障碍的人的可信度。语言与权力主题的研究还特别关注了特殊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相关的法庭审判，比如高被引文献中Eades [11] [12] 对涉及澳洲原著居民的审判的分析。又比如Prasad [33] 发现，在审判涉及黑人的案件时，检察官结案陈词中的种族主题话语可能引发陪审员的隐性偏见，产生种族之间不公正和不同的结果。除了种族/民族，法庭中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导致话语权力的不平等也是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奸/性侵犯和家庭暴力案件的审判，比如高被引文献中Cotterill [18] 90年代末英国强奸/性侵犯和家庭暴力审判的研究，又比如Matoesian [34] 对强奸案的审判案例的分析揭示了律师通过法庭交叉询问重塑、操纵现实，再次伤害了女性，并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父权统治。还有Conley和O’Barr [35] 对离婚案的研究显示，女性的话语风格使其处于不利的地位，又比如Makoni [36] 以法庭中isihlonipho sabafazi的使用为例，提出这种语言使用形式是一种性别歧视，造成了妇女的语言排斥和社会边缘化；Bogoch [37] 发现，女性法官和女性律师得到的尊重少于男性，对女性专业人员的贬低以及通过法庭上的话语对其行为进行的性别化解释可能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2) 互动角色法官、控辩律师、被告、证人等是法庭审判的主要参与者，各参与者目的和意图的不同，不同的角色间产生不同的互动类型。法官负责组织审判和量刑定罪，是法庭中的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和纠纷处理的裁决者，法官研究重点之一是法官角色和话语的多样性，法庭审判中包含多个流程，其中法官的角色是多样的，法官的话语绝不是同质单一的，Ge和Wang [38] 发现，中国法官话语是指导性、解释性、询问性、评价性和裁决性话语的整合，以实现法官在法庭中多样化的交际目的；Liu [39] 考察了25段中国大陆刑事法庭审判录像，发现刑事审判中法官话语中包含了程序性、解释性、疑问性、评价性和量刑性等多类型话语，这些特征要求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的角色。法官研究热点之二聚焦于法官与法庭各参与者间的交流互动，如律师、证人和陪审团等，法官与律师，被告间的互动集中于交叉询问环节中的提问和回复，如Hobbs [40] 考察了法官与律师互动中的四种提问策略，以此来了解或挑战律师的立场；Komter [41] 调查了法官和被告、律师之间的互动困境以及处理方式和对审判结果的影响。法官角色的研究还突出了法官对陪审员的指导和解释话语，Henning [42] 发现，法官总结中的语言策略、话语结构和修辞技巧是澄清或混淆案件事实和问题的核心，能够影响陪审团评估证据和做出裁决；Lee和Woo [43] 考察了法官的干预是有助于陪审团决策还是妨碍陪审团的独立判断，结果表明，陪审员和法官在量刑和定罪过程中进行合作审议对于双方都是有益处的。律师在法庭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知识结构，受到了重点关注，相关研究通常侧重于律师对答话人的提问技巧以及对陪审团和法官的说服策略，在律师的提问研究中，高被引文献Cotterill [18] 发现，律师倾向于使用封闭式和/或引导性问题，将证人限制在“是”或“否”的答案中；高被引文献Rosulek [19] 发现，律师在总结时，惯用沉默、不强调和强调等方式来构建对事实的表述；另有Hobbs [44] 发现，律师在开场白和结案陈词中注重印象管理，构建与陪审员的共同身份达到说服目的。被告作为法庭中的被指控方，在法庭中拥有的话语权力最低，如前所述，由于其种族，性别等文化因素更是容易受到歧视和控制而处于不利地位，被告相关研究多也围绕其展开。证人对于案件事实认定有重要影响，其庭中发言可信度受到诸多关注，Frumkin等 [45] [46] 调查了目击者的口音、种族背景和年龄因素对于案件处理的影响，其中口音越好、年龄越高和越接近白人血统会得到更多的认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案件的多样和复杂化，专家证人成为法庭中的特殊存在，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案件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意见，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接受度和可信度引起了关注，Tiersma和Solan [47] 根据已发表的司法意见，认为法院已允许语言学家对如说话人的可能来源、文本的可理解性等问题上给出语言学方面的意见，但司法部门对此仍持怀疑态度。Krisda [48] 发现，专家证人不主张自己的主导地位和专业知识，而通过与其他参与者建立关系来构建和协商他们的身份，从而获取信任。

3) 法庭口译存在于证人或被告不擅长或不理解当地(国)本土语言而需要译者介入帮助理解和传达信息的法庭审判中。译者角色、口译影响因素以及翻译对法庭审判的影响是该聚类的核心研究问题。译者在法庭中不是被动担任传话筒，而是法庭中独立的参与者，作为法律程序中的关键人物，译者在法庭中需要保持中立和客观，其多重角色和地位受到了广泛讨论，Hewitt [49] 发现，口译员是法庭办事员而服务于法庭，又通过法庭服务于大众，所以口译员同时又具有服务大众的职责；Barsky [50] 发现，译者在公约难民听证会中发挥跨文化媒介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难民在法庭中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Nartowska [51] 观察到口译员在司法互动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是法庭上的沟通的中介、语言和文化的专家。可见，译者在庭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译者对法庭审判也有重大影响，一方面会干扰问话的意义传达，如高被引文献中Berk-Seligson [28] 研究了口译员削弱引导性问题的强制力而影响法庭审判，Hale [52] [53] 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常省略或漏译话语标记语，使得律师的问话意图和攻击性发生了偏离甚至丧失。同时，译者也会对答话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和控制，Hale [54] 发现，译者在准确解释证人答话的前提下，会不断改变证词的风格，从而可能改变案件的结果，这些对答话人产生了消极影响；Lee [55] 通过对韩语译者在法庭中对证人证据中间接转述引语的翻译倾向进行研究，发现译者将间接引语翻译为直接引语会影响法庭证据的准确性；Du [56] 发现，被告的话语和意义经口译传达后会改变甚至破坏，从而影响到被告的权利和公正审判。译者翻译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法庭环境和两种语言间的差异等，如高被引文献Lee [29] 所示。另外，Vargas-Urpi [57] 分析得出，缺乏专门培训、道德规范或对口译员角色的普遍不了解是影响口译质量的主要因素；译者作为法庭中唯一的语言转换者，具有稀缺的话语资源，为司法过程中译者对其他庭审发言者实施话语控制创造了机会。

4) 历史法庭话语Kryk-Kastovsky是这方面的核心作者之一。Kryk-Kastovsky [58] 系统介绍了历史法庭语言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问题等。Kryk-Kastovsky主要是对早期，特别是17世纪法庭审判话语进行研究。比如，Kryk-Kastovsky [59] 基于话轮转换和社会文化背景探索了17世纪晚期英国历史上的两个著名案件书面审判记录中的口头表达痕迹，主要发现，口头话语不仅可以追溯到复杂称呼语，也可以反映当时法庭参与者的话语策略和权力关系。Kryk-Kastovsky [60] 还探讨了历史法庭中的不礼貌现象，分析了语言结构、语义和语用等维度下的不礼貌模型。Kryk-Kastovsky [61] 关注了17世纪英国的法庭话语中的言语行为，并表明历时性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有用的框架，可以揭示言语行为的可识别性与言语行为使用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此外，Kryk-Kastovsky [62] 还研究了17世纪法庭话语中的会话含义，通过对比发现，书面语与非书面语的使用是沿着无权的被审讯者和有权的审讯者之间的区别进行的。另外，Cecconi [63] 选取《国家审判》 [64] 和老贝利语料库中的例案分析了十七世纪审判中被告在拒绝认罪案件中的面子，被告被要求遵守答辩书，这使他们从审判开始就处于无胜算境地；Cecconi [65] 还分析了17世纪英国法庭上的辩护制度，并探讨了被告如何在提审和审判阶段试图构建自己的话语身份并阐明自己的辩护意见。历史法庭话语研究的另一方面是早期法庭话语演变研究，突出法庭话语的变化与差异，并为现今审判提供参考借鉴，高被引文献中Archer [23] 是代表作。另外，还有Archer [66] 对比现今和早期(1640~1760)法官和被告的互动，发现早期法庭审判中被告会比现在更加积极参与互动，法官与被告间并不遵循问答的形式。作为最大规模的、保存较完整的早期法庭程序语料库，老贝利语料库(old bailey corpus)记录了1620~1913年间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老贝利举行的197,745次刑事审判，因此常被用于历史法庭话语研究，常借助老贝利语料库展开，比如Widlitzki和Huber [67] 以1720~1913年1400万字的老贝利语料库为语料来源，分析了十八和十九世纪英语口语禁忌语和脏话，发现口头脏话频率变低了，而隐藏于书面印刷品之中，女性说话者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禁忌语言；Chaemsaithong [68] [69] 分别选取了1579~1799年老贝利语料库中51和81份开庭陈述来研究律师的互动话语，发现律师们对代词、态度标记、问话和引用话语的使用能够干预陪审团如何看待事件和参与者，且通过指令、共享信息标记、旁白和问话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另外，塞勒姆审巫案是北美殖民地时期一个看似离奇的历史事件，直至今日仍吸引不少学者进行分析，Archer [70] 分析了塞勒姆案中法官的提问策略，发现法官话语策略与现今律师使用的策略相似；Leitner [71] 则发现，威胁是控方指控被告巫术的主要言语行为，具有不同程度表演性。

5) 互文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强调语篇中包含其他人的话语或其他语篇的片段 [72] ，已被广泛用于法庭话语中。法庭中不仅有法律的引用，还有多个版本的叙事，存在着不同参与者对案件描述的多种声音，而且说话者常利用他人话语建构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广泛意义上的互文性，根据分析的是文本表层特征还是内在话语秩序，可以进一步分为互文性(狭窄义)和互话语性，前者指跨文本的资源借用、混合和嵌入，比如Bazerman [73] 讨论了庭审中科学引用对司法推理和结论的影响，并强调互文分析可以作为法庭审判的一种有用工具，以确定其程序是否有效将科学知识用于司法问题中；D’Hondt和Van Der Houwen [74] 发现，审判听证过程中的各种书面文件被广泛引用、引用、转述、总结和重新语境化，这对于准确理解审判参与者如何协商具有具体法律影响的事件版本至关重要。转述言语是一种重要的互文策略，Chaemsaithong [75] 统计了开庭陈述中的转述言语的形式、功能和频率，发现引述他人话语帮助律师构建不同的案件版本并使之具有论证性；Sneijder [76] 发现，荷兰法庭审判结案陈词中存在着直接引语被嵌套入三步修辞结构的方法，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会巧妙利用转述引语改变之前案件陈述的观点。互话语性是一种特殊的互文性，指不同话语风格和体裁在整个语篇系统中的交织，法庭中的互话语性研究将语言内部变化和社会外部因素进行综合考察，Chang [77] 认为，法庭话语融合了劝说体裁特征，其中法官和检察官的五种提问方式引用了中华文化中的道德观点，问题的提出不是为了得到特定信息，而是为了引起被告的悔恨；Zhang [78] 发现，律师通过互文构建自己的两种立场：理性对话和对抗性独白，这两种不同立场影响到法官的判断以及审判最终结果；Chaemsaithong和Yoonjeong [79] 发现，律师的开场陈述和结案陈词这种独白性话语中常援引他人声音，具有高度互文性和对话性，主要具有叙事、(重新)语境化、合法化和解构性四种功能。Ren等 [80] 认为，法律体裁是一种结合不同异质话语运作的混合体，中国律师辩护意见中混合了不同的话语价值观，如法律、道德、治疗和合法化话语，每一种都具有完整性、特定的交际功能和特定的语言结构。还有少数研究者兼顾互文性和互话语性进行全面分析，如Guang [81] 分析了中国法庭话语中的互文性和互话语性。

6) (不)礼貌现象法庭庭审中有参与者使用礼貌语言策略维护自己和其他人面子的礼貌现象，也有较为普遍的不礼貌现象。Lakoff [82] 首次研究法庭交际礼貌现象，提出法庭互动是普通谈话的延伸，因此法庭互动需要礼貌，但在礼貌和信息冲突时以呈现信息为主；Wright [83] 研究发现，辩护人在(不)同意法官的意见、挑战对方律师和向法院提出建议时使用礼貌的话语策略。幽默等法庭中表达礼貌、活跃气氛的手段也得到了一定关注，如Tiersma [84] 揭示了法官在互动和裁决中会改变话语的语气和形式，其中包括幽默、诗歌和隐喻的使用；Hobbs [40] [85] 发现，法官使用幽默可以影响那些采取坚决立场的律师和诉讼当事人，而律师使用幽默可以增加说服力和攻击力。最早关注法庭不礼貌现象的是Brown [86] ，提出女性的不礼貌表达常为委婉的反讽和反问以表达反驳和不同意。Mitchell [87] 研究了法庭中不礼貌的语言和非语言标记以及法庭参与者在叙事中如何产生不礼貌行为。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各种不礼貌言语行为的具体话语策略，比如打断、使用模糊语和禁忌语等。打断是一种常用的直接不礼貌策略，能够威胁和攻击听话人的面子，Liao [88] 研究了中国刑事话语中打断的数量、功能、原因和分布；Hu [89] 关注被告人的发言权和被倾听权，过多的打断可能会使被告无法解释自己，从而侵犯了其合法权利。Janney [90] 研究了法庭语境中的模糊语是造成不礼貌的策略之一。Cooper [91] 分析了性虐待案件中的禁忌语和非禁忌语。

4. 总结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Scopus数据库中1966~2022年期间发表的688篇文献和29,880篇引文参考文献进行网络图谱分析，从发文作者、发文国家、发文机构、高被引文献和共被引文献聚类五方面揭示了法庭话语研究的现状、研究基础和研究热点和前沿，客观呈现了近50年法庭话语研究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研究结果表明：

1) 从发文情况来看，韩国汉阳大学Chaemsaithong教授为发文量最高作者；作者间合作不紧密。美国、英国和中国为发文量前三，美国具有最强中介中心性。发文机构集中于心理学系、语言学系、社会学系和法学系，充分体现了法庭话语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特点。

2) 最高被引的20个文献多为专著和论文集，仅6篇论文。Eades占了4个最高被引文献，且为第一高被引文献作者，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法庭审判。法庭话语研究最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及法庭口译四个方面。

3) 从高被引文献聚类来看，语言与权力、互动角色、法庭口译、历史法庭话语、互文性和(不)礼貌现象是法庭话语研究中的热点话题。语言与权力研究关注权力如何通过语言实施，法律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互动中的权力不平等，语言能力、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如何导致权力的差异等都是这一聚类的热点话题。在互动角色聚类中，法官、控辩律师、被告、证人的话语风格和互动是主要研究主题。法官话语研究包括其角色和话语的多样性，与律师、证人和陪审团等的互动。律师话语研究侧重于其提问技巧和说服策略。被告话语研究聚焦于其所处的不利地位和有限话语权。证人，包括专家证人，其话语可信度是受关注的话题。法庭口译研究发现，译者在法庭互动中具有多重角色和重要地位，在法庭口译中会干扰问话、介入和控制答话，须持中立和客观立场；法庭环境和语言差异，以及缺乏培训和规范等会影响口译质量。历史法庭话语研究热点主题之一是17世纪法庭话语，其中Kryk-Kastovsky为核心作者；之二是早期法庭话语演变与今昔法庭对比，其中Archer的影响较大，老贝利法庭语料库是重要语料来源，塞勒姆审巫案是热点案件。互文性是近年法庭话语研究的热门理论方法，突出法庭审判互动中科学引用、书面文件引用等跨文本资源借用、混合和嵌入现象，转述言语是法庭常用的互文策略。互话语性分析表明，法庭互动是一种结合不同异质话语运作的混合体，是劝说性体裁和演讲体裁的融合，也是理性对话和对抗性独白的杂糅。法庭互动中既有礼貌策略用于维护双方面子，也有各种不礼貌话语现象。幽默是常用的礼貌策略，不礼貌策略包括打断、模糊语、禁忌语和冒犯等。

致谢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刑事诉讼话语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A5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刑事诉讼话语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A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