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渊源
梁漱溟先生曾讲过这么一段话：“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1] 作为与蔡先生同时代的教育家，梁先生的话，无疑是对蔡先生杰出贡献的中肯评价。蔡元培擅长借鉴西方教育思想。例如，蔡元培将德国洪堡教育思想的成果，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对于当时我国的大学教育，开辟出了新道路，提出了新思想与新主张。蔡元培认为，我国的大学学校，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学府，应当在扎根传统儒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糅合西方的成功经验——这便是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2] 。
蔡元培一生深受传统文化侵染，饱学硕儒，认同中庸之道。他曾提到：“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 [3] 。对待传统，他认为所谓“求同存异”，实则也是中庸之道的近代表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飘摇而不倒，正因中庸之道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一。蔡元培秉持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不偏不倚”，不倾向任何一种极端，寻求调和，取其平衡，也许正是他提出“兼容并包”的立场所在。他曾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是如此，蔡元培在北大改革时，对待任何一项校园内老师的主张，蔡元培向来只秉持一个采纳原则：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思想并存，使学术氛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竞争，让学生留有思考，自由选择。这是蔡元培先生思想的智慧与胸襟。在蔡元培提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世之时，钱玄同和胡适等人对白话文学大力推崇，黄季刚、刘申叔等人却仍是坚持守卫文言文学，两方人马，彼此唇枪舌战、口诛笔伐，各不相让 [4] 。在这个时候，蔡元培先生努力让他们和谐并存。通过容纳不同的学术派别，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正是以“兼收并蓄”为基，包罗万象，营造追求学术自由的氛围，革新大学学术的风气。
蔡元培学贯中西，“兼容并包”的思想不仅根植于民族文化，还来源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思想自由之通则”，这一理念使其包容思想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蔡元培一生多次赴德学习，出国学习的经历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一是德国本土的洪堡理念，二是康德的哲学思想。洪堡，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重要奠基者，他认为大学的工作是一种精神活动，需要自由。探索学术，应是坚持思想自由，允许不同的学派发展。教育家洪堡在兴办柏林大学办学经验是，鼓励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坚持引导受教育者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对蔡元培后来的教育改革影响颇大。他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这种主张与洪堡要求学生“献出科学”的观点极为相似，同时为蔡元培先生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
2. 蔡元培“兼容并包”实践基础
2.1. 社会环境——宽松自由
清朝被推翻以后，儒家学说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中国自汉武帝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使学术自由成为可能 [5]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正经历着辛亥革命胜利又复归于失败的痛苦中，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更迭的大变革时期，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为中国革新思想，寻求未来的新路指明了方向。蔡元培先生对待菁英，只看重其是否“积学热心”、“砥志研思”，而其他方面一概不落俗套，不拘一格，致使各学术流派云集北大，学术精神蔚然成风。他们在学术上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为新思想的孕育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中西教育发展的差异使蔡元培认识到变革充满腐败旧式的官僚学府意味着什么，改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倡导“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理念，对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教育强国的期望尤为重要。唯学术是求的德国大学理念将知识视为强盛国家，振兴民族精神的力量，蔡元培也极为认同这种理念 [6] 。蔡元培就是在这种形式之下，大刀阔斧，将北大从“官本位改变到知”的时代，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恢复大学的固有社会功用，强调大学是以知为第一性的。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营造了大学神圣的学术风气，把握了高等教育的精神命脉，为思想的繁荣、学术的昌明提供了滋养的环境。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伫立在历史洪流中，蔡元培先生顺应时代潮流，厘清中国实际的客观需要，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新思想，这无疑给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条新路，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想，革新的行动。
2.2. 现实推动力——北大同仁
北大同仁的支持使“兼容并包”思想得以实行。北大学术派别得以“兼容”，虽然蔡元培的经营之功不可磨灭，但北大诸位志同道合同仁的共同尽心营造和维护也多有助力 [7] 。蔡元培曾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的信中提到：“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 [8] 蔡元培的真挚抒怀，对北大的成就不独居其功，而是将北大的发展归结为各位同仁的“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晚年回忆录中也对各同仁助力表以心迹。“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后，内容始以渐充实。” [9]
蔡元培不是孤立一人，北京大学将蔡先生的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制定了一系列极具推动力的方针举措，加上各级领导、老师的躬身实践，以及蔡先生本人的学识修养、人格与学风的感召力，荟萃了无数人才。蔡先生倾心尽力爱护英才，积极引导这些一时翘楚，与之共同去实践教育理想。依靠着这些人才，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与“大学，研究学问之机构”的主张，终而得以落实和传承。
2.3. 思想深化——蔡元培与林纾论战
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使“兼容并包”的思想得以借机彰显，正因这场论战，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思想诠释才得以扬名，作为大学理念的“兼容并包”才真正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8] 。在当时作为“中国惟一之国立大学” [10] ——北京大学一直是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所推行的系列变革，社会上的质疑声也是从未间断。但正是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将五四前夕北大的高光时刻聚焦于此，“兼容并包”的思想得以深入人心。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发了林纾所撰《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批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对此，蔡元培先生写了《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驳斥了林纾的无理指责，指出北大主张学说上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11] ，并得到了北大内部趋新势力最强有力的支持，此轮的“新旧之争”中新趋势力占得先机。
在当时的过渡时期，社会思潮涌动，新旧思想的交替与更迭，使该论战聚焦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学术有了一种新的思想诠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未来学术发展指明了道路。蔡元培学贯中西，前是清朝翰林，后是留学西欧，在学术流变中，对“新”“旧”的思想都最有发言权。在此次主动地辩驳中，蔡元培指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12] 认同不同学派的并存，思想自由竞争，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得以深化与发展。
3.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诠释与实践
蔡元培的各项办学方针中，最有影响及成效的，便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坚决循“思想自由”之通则，取“兼容并包”之主张。其成果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之贡献，令人只觉高山仰止。可以说，蔡元培不仅奠定了北大的基本传统，也在全国开创了一条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 [13] 。
3.1.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始终坚持，大学应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这意味着，各种学术思想流派都应该得到一片平等的舞台，以求百家争鸣，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如果墨守成规，拘泥于一家之言，思想专制将成为使学术发展的绊脚石。“一己之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说，亦不得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14]
蔡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要求不管哪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便可以听其自由发展。在蔡先生的倡导之下，北大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风气极盛。学术上，不同派别的学者各抒己见，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在这种浓烈的自由风气中，北大涌现出许多进步思想的社会研究团体，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等等。北大的社会研究交流中，穿插着革命思想与封建礼教旧派思想的互相讨伐与交战，这当然也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
3.2.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先生坚持认为，大学校园里教员们的思想，不仅不该受到宗教或政党的拘束，也不该被任何学术权威所禁锢。“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5] 体现了教师学生间自由探讨、严谨治学、竞相争鸣的局面。这种允许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并存，才能使思想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并在讨论的过程中相互印证、完善，直至无限近于真理。这使得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比较与选择，以免学生出现偏激和单调的学术观点，将一个学派或一种观点奉为金科玉律，变革他们“固守己见，因循残缺”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是在淡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当时的中国正驻立于历史的交汇期，风云涌动，势力交错，各个党派都在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努力寻找理论支撑，学术的思潮、舆论的导向是当时各党派站稳脚跟的现实依据。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将学术自由与政治问题划清界限，让北大成为真正“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先生中西贯通，厘清了自己在国外的际遇与自身对政治、学术的关系的认识，把学术自由和政治问题淡化，用睿智的眼光，旁而观之，使得诸般思想理论，自由斗争和良性发展。这样的认识，的的确确使校园的思想得以解放，为北大的发展指引了方向。蔡元培拒绝偏激，坚持“网罗众家”，数年之间，博学大儒们云集北大，使得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各门各派林立，相互争鸣，学术的繁荣使得后进得到激励、创造了人才辈出的校园环境。
3.3. 汇聚英才，网罗众家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还体现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汲取学界各类菁英，汇聚英才，网罗众家，使当时的北大教师队伍呈现出异彩纷呈，人才济济的局面。注重教师的学术争鸣，不论新派旧派，不论激进保守，凡“砥志研思”的学术人才，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博采众长。在当时北大文学院的教师队伍中，这种氛围尤其凸显，既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怪杰”辜鸿铭。刊物中有《新潮》与《国故》的文化对垒，语言中也有“白话与文言文”相争博弈，高谈雄辩。党派中更是门派林立，既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不同党派代表。当时的北大，学派党派自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风气盛极一时。
古往今来，人才济济，风云际会。旧时的春秋战国之所以人才辈出，关键就在于出现了一批大师；稷下学宫之所以名流千古，就在于它当时集中了各领域的人师 [11] 。现代化的大学，就应当拥有一批在专业领域造诣高深的学者，他们不仅代表了学术专业的前沿水平，更是学科发展的瞭望者与领头人。蔡元培先生推崇学术，爱惜人才，在北大躬耕实践中，力求酝酿出一种宏大的氛围，网罗大师，培养骨干，延续和涌现一批大学问家、科学家来推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使中国的大学向现代化迈进。
4. 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建国后，我国教育事业曾受国际国内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近数十年来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喷涌而来，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些许拔苗助长的倾向。为了加快配合市场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不少学校在设置专业和细分课程时，很多实快餐性质的内容进入了大学课堂。不可取之处在于，仅注重专业应用和技术操作，缺少理论基础和学科研究，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科研学术的建设，不利于对教育质量和内容的深入研究。当今，一些学校的高等教育现状值得深思，如果不加以改变，极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的科学、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遏制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4.1. 大学精神的重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
拒绝功利主义，回归大学本真。大学作为“精神家园”和“理想灯塔”应发挥其固有之功效，而不应迎合社会的功利需求，丧失人文精神，缺少人文关怀。
大学精神的重建，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支撑。不仅体现在教者“授业解惑”，更体现在精神之涵养，品格之修行。中国古代的大学强调“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重人格的养成，经明行修，修己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而近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办学理念则提出“所谓大学，就是有志于学术研究的精神生活”、“学术自由，精神独立”，这也是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的价值定位。
在改革北大时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清楚明晰地诠释了大学的本质和定位，也一针见血地点透了大学的功用，开拓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变，促进了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人学等传统大学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理念转型。从此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序幕正式拉开。蔡先生的理念起到了培育新风、广开民智的作用，引导了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现代化。
4.2.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囊括大典，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里，时代需求也不可忽视。而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时代的交汇期，在这个重要的阶段，革新教育思想，发展教育强国显得尤为关键。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我们深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时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我们指引了光明的方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我们需要广泛借鉴他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再与我们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加以良性结合，创新符合于当下时期发展的新生思想；革除旧弊，打破思想牢笼，扩大世界教育事业的繁荣共进，从而将我国建设为文化教育强国。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与科技，立足国情，汲取先进教育思想，聆听不同的震耳声音，发扬我国优良传统，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可以说，如果没有蔡先生之囊括大典、兼容并包、倡导思想自由的胸襟气度，就没有北大的革新发展。不结合社会与现实的需要，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能会来的更加迟缓。正是因为时代的需求，“兼容并包”思想的提出，为当时学术蔚然成风的新貌带来了可能。当今高校的整合中我们更要坚持“兼容并包”的思想，囊括大典，学术自由，包容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和风格，海纳百川，以成就学问之大，思想之深，为建设文化强国而奋进。
4.3. 思辨学与术的关系——“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思想自由包含着学术自由，蔡元培将“学”与“术”理解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 [16] ，学是根本和基础，术是枝干和应用。
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坚实基础教育的功底，因为“学”是基本，无论是任何阶段的教育，我们都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提升，强调“学是根本和基础”。蔡先生曾认为基础教育就像是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专业教育则是地皮之上林立的楼台亭阁；地基不牢，广厦不成。
另一方面，蔡先生认为，大学“治学”，应当坚持对“高深学问”进行不懈钻研，继而培养高素质的专业翘楚；而专门学校则是以“治术”为主，通过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提高人们从事不同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与专业素质，以培养各行各业国家所需的技术人才。这和我们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是十分相似的，结合时代的发展历史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社会向前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当今的时代，“兼容并包”思想历久弥新，历史的激荡中逐渐蜕变为一种精神符号，象征着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追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足迹，既包含了对大学发展之路的理性探索，同时也包含了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情感寄托 [8] ，给当下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新的方向。结合历史与现实的需要，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被不断地赋予时代的新意，改革浪潮下，蔡先生的躬耕实践，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和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仍有许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