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近百年来影响范围最广的乙类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自2019年底悄然出现,直至今日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作为全球性赛事顺利开展,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将时政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个体政治态度的塑造。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耦合促使新闻报道进入民众视野的手段更加多样,形式更加丰富。如何在汹涌的话语洪流中聚焦和分析有价值的话语类别、凸显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引导人们对新闻报道的内涵进行思考,成为如今媒体传播研究的关键。
本文将从报道角度、报道内容、情感基调等方面,解读中外主流英语媒体在奥运报道中构建框架、引导舆情的方式,同时探求如何塑造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2. 文献综述
2.1. 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Bateson于1954年提出,他将“框架”界定为“交互式消息集的空间和临时边界” [1] ,创造出由框架、元传播、关系传播、生态传播等构建而成的“泛框架论 [2] ”。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于1974年将“框架”定义为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认为其是个人对事件或信息的“设定、感知、辨识和标识”的工具,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基础模型 [3] ,并将此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创造出“框架理论”。Gitlin (1980)在戈夫曼的基础上,将框架与媒体相结合,给出了一个更明确的定义:框架就是“关于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并强调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 [4] 。Gamson (1989)将框架建构看作一个积极的、与文化息息相关的意义生产过程并指出,“框架是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线索故事,为一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 [5] 。Entman (1993)认为“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 [6] 。综上,“框架”既是人们对事物已形成的认知框架(frame),也是对事物进行加工,选择与凸显其中的特定内涵、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过程性框架(framing)。
2.2. 新闻框架
“新闻框架”这一概念是框架理论与媒体呈现新闻文本结合的产物,是新闻媒体选择性处理新闻事实的依据。这些框架在构建的过程中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事件的本身性质、媒体与编辑的立场、态度等。潘忠党(2006)指出,新闻框架分析由框架理论衍生,在框架理论原有理论基础上加入跨学科元素,形成了多学科和多取向交叉的领域。在此视野下,框架分析可以分三大范畴:话语、话语的构建及话语的接收 [7] 。黄旦(2005)认为,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最终产品以文本或话语形式体现,且该生产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须将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语境中 [8] 。而这一特定语境由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互动场景构成。
2.3. 奥运赛事舆论研究
“奥运会”作为最高形式的全球性体育赛事,其相关报道中存在许多舆论与政治意识斗争。周庆安(2008)强调,对于奥运这类对外传播事务,需要纳入公共外交的视野之中;并通过以西方媒体对“冷场”问题报道的事例,点明西方媒体对于“奥运会”的报道体现了彼此价值观的冲突 [9] 。薛伟(2012)也指出,体育话题泛政治化是西方舆论抹黑炒作的重点 [10] 。因此,研究各方主流媒体的奥运报道更具实践意义。
事实上,我国学者已关注到“奥运会”赛事舆论研究的重要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郭晴、王宏江、周雪蕾(2008)探究了我国媒体对舆论环境建构、舆论引导目标的水平 [11] ;于秀(2017)也通过剖析“里约奥运会”的网络新闻媒体标题,指出此类媒体体现了传播者鲜明的倾向性及其自身意图 [12] 。“东京奥运会”作为新冠疫情背景下首次奥运赛事,其引发的舆论争议空前撕裂。甘莅豪(2021)通过对各大中外英语主流媒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东奥”面临的舆论问题源于各大媒体对全球当下特殊语境理解、奥运精神认同以及主办国文化了解的差异 [13] 。此外,“冬奥会”在引导国际舆论与应对媒体方面也极具重要性与紧迫性。杜恒、张晓义(2021)批评西方媒体试图通过病毒起源、政治体制、人权等议题污名化中国,干扰“冬奥会”筹办的行为,也指出此时我国学术界缺乏关于大型体育赛事国际舆论引导以及舆论引导前期的整体规划研究 [14] 。
“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作为疫情时代下相继举行的国际性赛事,其相关报道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异同。横纵向地对比分析不同主流英语媒体视域下关于两赛的报道文本,能够更清晰、更立体地呈现媒体对于框架的架构与运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次研究选取《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卫报》(The Guardian)四家主流英语媒体对于两大赛事(“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作为样本,借助AntConc (version 4.0.2),建立8个小型语料库,从报道角度、报道内容、情感基调等角度,横纵向地对其进行高频词、索引行、搭配词、词簇对比分析。
3.2. 研究发现
3.2.1. 高频词对比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前15位高频词基本为中性词,且各媒体集中于报道赛事举办地与刊物所在地,报道主题偏向比赛地点、赛事情况等。值得注意的是,《卫报》在关于“冬奥会”的报道中出现了“瓦利耶娃(Valieva)”一词,为俄籍运动员人名,将于下一部分进一步探讨。
Table 1. List of high-frequency words
表1. 高频词表
同时,每组高频词中都出现了“说(said)”一词,标志着话语的引述。引语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使用可增加新闻报道的现场感与立体感、真实性与可读性,帮助读者理解报道内容。但引语的选择往往也是构建框架的方式之一,可能隐藏着作者情感态度与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对“说(said)”进行索引行分析。
3.2.2. 索引行对比分析
首先,《中国日报》立场客观,具有权威性,致力倡导和平。相关报道中的引语可大致分为两类:官方或权威人士的言论与运动员的讲述。前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且较客观,提高了报道的可信度;后者,具有激励性与积极性,有助于传递奥林匹克精神。《中国日报》报道中,多为参赛运动员对于赛事或者其个人经历的分享,或喜或悲,并无恶意构建框架的倾向,立场较客观。其次,在两组报道中,也有少量权威人士的发言,如“官员(officials)”、“奥运会执行董事克里斯托夫·杜比(Olympic Games executive director Christophe Dubi)”、“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Bach)”等,内容或积极、或客观,可信度较高。再次,《中国日报》报道“东京奥运会”时,虽提及“新冠疫情(Covid)”,但却为运动员讲述个人故事时谈及内容。因“东京奥运会”为首个因疫情延期举办的奥运赛事,故此为不可避免的话题。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东京奥运会”前的一项问卷报告显示,赛前64%的日本成年人对日本防疫措施不满;62%的人期盼更严格的管控,更证实了此类报道不存在恶意构建框架的情况。最后,《中国日报》在其构建的框架中积极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理念,倡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同样地,《中国环球电视网》也较客观、准确,权威性发言比例增加,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中国良好形象的塑造。首先,其两赛相关报道均引用权威人士发言、运动员个人经历分享及其对奥运赛事的展望,内容上无恶意构建框架与赛事政治化倾向,较客观。其中权威性发言比例在两赛报道中均有一定程度增加:“东京奥运会”相关报道中,“南非足球队经理(manger of South African football team)”、“世界田径主席塞巴斯蒂安·科(World Athletics President Sebastian Coe)”、“宪政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日本首相菅义伟(Japan’s Prime Minister Yoshihide Suga)”、“美国白宫(the White House)”等词清晰可见;“北京冬奥会”相关报道中仍可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Bach)”、“北京2022冬奥会官方(Beijing 2022 official)”、“联合国驻中国驻地协调员(resident coordinat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China)”、“希腊驻华大使乔治奥斯·伊利奥普洛斯(Greek Ambassador to China Georgios Iliopoulos)”等。以上也可见《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报道更注重国际大格局。同时,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对本国运动员的采访占大多数,不涉及特殊情感倾向,有利于向世界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其次,许多运动员对于“冬奥会”发表积极反馈,如“称赞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场馆令人难以置信(praised the venues for Beijing 2022 as incredible)”,“我爱北京文化,我爱中国文化(I love Beijing and Chinese Culture)”等。可见此次‘冬奥会’顺利举办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成功对外传播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后,关于“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中,日本部分本土人士表达了对“东京奥运会”后疫情问题的担心(“Many Japanese are worried about a spread of infections from Games participants.”);为解除民众顾虑并保证赛事顺利进行,该国首相也积极推进疫情控制措施(Overseas fans had already been barred from attending the Games.)。此举也是对于赛前问卷中占比53%的支持无观众人士的响应。由于赛事举办时间、背景不同,所以不能确保所有报道主题相同,如两赛面临的疫情防控问题等,但这不代表报刊具有偏向性,反而更体现报道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相反地,《纽约时报》风格则较严肃,两大赛事相关报道中的主要情感色彩有差别,存在恶意构建框架,制造舆论之嫌。其中大多报道与奥运期间的国际形势与赛事准备相关,而参赛运动员的相关经验分享则较少。但在风格严肃的整体基调下,其关于“东京奥运会”报道中却使用了大量积极词汇,比如“非常开心(very happy)”、“满意(content)”、“积极(optimistic)”、“激动(excited)”等。数量与频率远远高于其“北京冬奥会”报道中使用的积极词汇。此外,在“冬奥会”相关报道中多次出现了“性骚扰(sexual assault)”这一负面词汇,是否存在刻意构造框架从而影响舆论的嫌疑,值得深思。
整体而言,《卫报》的报道具有客观性,但也存在恶意构建框架引导舆论之嫌。其关于两赛报道中使用的引语均集中于官方发言与参赛运动员经历分享,未发现色彩过重的表达。同时,也存在报刊所在地特色的表达,比如“英国奥运代表队(GB)”,彰显本国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奥会”相关报道中,“谷爱凌(Gu)”(中国滑雪运动员)频繁出现。同时,“瓦利耶娃(Valieva)”再次出现。
为验证《卫报》是否存在大谈特谈谷爱凌“国籍问题”及是否客观报道“瓦利耶娃(Valieva)”奥运成就,需随机选取相关报道,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谷爱凌“国籍问题”的暗示多次出现,如“双国与双文化(two countries and two cultures)”、“双重国籍的左右为难(caught in the middle between nationalism)”等。然而,这不应成为报道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明确表示不予承认双重国籍。通过构建所谓的“双重国籍”框架,极易误导不知情读者,使其认为中国认可“双重国籍”,这实为藐视中国法律的行为。
另外,对“瓦利耶娃(Valieva)”的报道集中在2月15日与2月16日,正是“俄乌争端”开始的时间,信息庞杂,其多为“瓦利耶娃(Valieva)”服用兴奋剂的负面报道。这些报道极大可能是在洗脑式地构建相关框架,激化群众负面情绪,从而控制舆论。此类消极情绪转移,致使群众极易对赛事举办国产生负面联想。这显然远离赛事报道本身,政治意图明显。
3.2.3. 搭配词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研究,本研究组分别以“日本的(Japanese)”与“中国的(Chinese)”为关键词,在“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的语料库中独立检索,对比分析搭配词与词簇。
据表2,首先,《中国日报》对两赛的报道客观且话题切合度高。
其次,《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内容较客观,构造框架中有突出中国特色的倾向。关于“东京奥运会”报道中较多次出现日本当时的首相菅义伟(“Japanese Prime Minister Yoshihide Suga”),内容大多围绕日本首相指导疫情下东京奥运会的工作展开,较为客观。对于“北京奥运会”,内容涉及传统文化传播与友好文化交流、奥运赛事等报道,在框架构建中倾向于突出中国特色,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再次,《纽约时报》关于两赛的聚焦点不同,疑似动机不纯。对于“东京奥运会”的报道,该刊仍集中在赛事本身,涉及赛事社会影响,赛事服务等;然而“北京冬奥会”报道中意识形态的体现则尤为突出,一方面多次提及中国政府及执政党形象,聚焦“政府(government)”及“中国共产党(communist)”等角度,另一方面则集中谈论负面现象——“性骚扰”(“assault”, “sexual”)。而在众多客观或积极的报道中,此类消极报道的反复出现形成了负面框架,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甚至可能上升至抹黑国家形象的层面。经此对比,可见其报道动机不纯,具有一定程度的排外倾向。
最后,《卫报》大谈“双国籍问题”,藐视中国法律,恶意构建框架。该刊物对两赛的报道均集中在政府、人民上,而非奥运赛事相关,由此可见,作为英国主流刊物,其对政治与民生具有一定关注。同时,在关于“冬奥会”的报道中,“华籍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s)”一词出现率较高,验证了《卫报》大谈特谈“混血滑雪小将”谷爱凌的“国籍问题”,有藐视中国法律的倾向,脱离赛事。
3.2.4. 词簇对比分析
《中国日报》积极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3中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中国日报》对奥运报道的客观性与切合度。“中国节日(Chinese festival)”的多次出现体现了报道中对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
《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内容广泛,聚焦于政治文化等。除围绕奥运期间北京和东京的赛事情况描述外,《中国环球电视网》有一异于其他刊物的特点,即重在传播中国文化本身。同时,《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对于两赛的报道中都出现了“政府(government)”等政治方面的角度,可见其报道内容广泛且较全面。结合高频词分析结果,可知其没有恶意聚焦以制造框架引导舆论的倾向。
而根据表4,《纽约时报》有意建构框架,将赛事政治化。其对两赛报道存在不同之处。尽管报道均围绕赛事本身展开,对于“东京奥运会”,该报刊除了对赛事进行报道,还涉及了音乐、文化等文娱话题,居民、人口等社会问题,以及疫情、安全等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对于“冬奥会”,在报道赛事的基础上,《纽约时报》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赛事开展意图、中国法律、外交、公共宣传等政治方面也进行了较详细的报道。前者聚焦于赛事与民生,后者则聚焦于政府与政党。报道的不同视角也构成了不同的框架,使得赛事政治化,由此读者也可能会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此次赛事,从而产生误解。
《卫报》也存在抹黑中国的嫌疑。对比两赛的相关词簇,可见明显差异。对于“东京奥运会”,报道内容对日本人民、政府、赛事、文化均有涉及;然而把目光转向“北京奥运会”时,除对奥运赛事进行报道外,该刊还讨论了有关“国籍问题”、政府、军事、教育、家庭等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该刊物对两种赛事报道的不同侧重点,使其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分毫毕现,存在构建框架以抹黑中国的嫌疑。
4. 结论与反思
基于语料库的横纵向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媒体在对新闻事实选择性处理、构建框架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新闻的不同报道角度使读者看待问题的视角产生差异。大部分赛事报道以“参赛者”(经历分享等)或“权威性官方组织或机构”的视角展开,几乎无刻意构建框架、引导舆论的情况,反而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一些报刊的报道视角可能更加广阔且具多样性,如《中国环球电视网》。视角宽阔与广泛是其独特的报道风格,于两赛报道中均可体现。然而,一些西方刊物在报道“冬奥会”时,缺乏客观性。如《纽约时报》,其在报道“冬奥会”时,明显偏向“政府”与“政党”的视角,构建“赛事政治化”框架,偏离赛事举办目的,易引发恶意揣测,产生误解。
第二,媒体选取不同的报道内容受时间、事件、刊物立场态度、世界格局等影响。“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两赛举办时间不同,故媒体报道侧重点或不相同。作为疫情后首场奥运赛事,媒体于“东京奥运会”报道中多次提及新冠疫情话题,不可避免。其内容包括运动员自身疫情经历分享、管理者赛间积极防疫措施,并无明显以框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输出。但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在关于“冬奥会”的报道中,多次提及“性骚扰(sexual assault)”,恶意选择负面内容以构建框架,导致受众对“冬奥会”极易产生负面联想;另外,《卫报》在“冬奥会”相关报道中,多次提及谷爱凌的“国籍问题”与俄罗斯选手“瓦利耶娃(Valieva)”。前者,通过所谓的“双重国籍”,极易误导不知情读者,使其认为中国认可“双重国籍”,而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对中国法律的藐视。后者,于“俄乌争端”敏感时期,数次报道“瓦利耶娃(Valieva)”服用兴奋剂这一负面新闻,洗脑式输出,使报道过于政治化,甚至脱离赛事本身。
第三,媒体的不同情感倾向使读者对赛事产生不同心理反应。《中国日报》与《中国环球电视网》对于两赛的报道大多客观中立;《纽约时报》虽文章风格略严肃,但其对“北京冬奥会”报道比对“东京奥运会”报道用语更消极。情感态度产生如此偏差,正是媒体偏见性构建框架的结果,挫伤了读者对赛事的积极反应。
结合以上分析,得到反思:
1) 媒体选择性处理赛事相关新闻事实时,应始终以赛事为中心,忠于事实,切勿“过分政治化”。读者阅览奥运赛事报道时,更倾向于获取赛事相关信息,而非政治元素过多的文本。
2) 作为面向世界的媒体,在选取报道视角时,应注意国内外兼顾,适当增加来自国外的声音。多元的观点有利于吸引世界读者,营造立体包容的大国形象,使世界听到中国声音,从而弘扬中国文化,塑造优良中国形象。
3) 媒体在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应适当提高数量与质量。我国已有主流英语媒体注重赛事报道中的文化传播,但仍不足。时刻注意提高社会大众认知框架中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占比,才能加强人民文化自信,进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优秀故事。
4) 媒体在构建反馈机制时,应开设互动性透明平台,以便媒体及时解答读者问题,有效预防不良意识形态入侵。
5) 读者在阅读报道时,应时刻注意保持批判性思考,留心框架构建。大多数国内读者抱着了解世界、学习语言、扩充专业知识等目的进行阅读。而媒体在构建新闻框架时,自然而然地携带特定意识形态。除上述情况外,即使配图色彩变化也可成为框架构建的一部分。缺乏批判性阅读意识的读者往往忽视对深层次意识形态的觉察,最终逐步被恶意构建的框架洗脑。
总而言之,新闻媒体在构建赛事报道相关框架时,应以赛事为主,注重客观事实,视角多样,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注意建立互动反馈机制,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读者在处理相关新闻信息时需进行批判性阅读,注意甄别其中框架的构建,拒绝不良意识形态的入侵,在了解有效信息同时,“讲好中国故事”。
致谢
本文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得到张玛俪、许婷、史妍、颜茹芸等成员的倾情帮助与吴丽丽、黄沭云老师的专业指导,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
淮阴师范学院2022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省级重点项目“框架理论视野下中外主流英语媒体奥运会报道对比研究——以‘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为例”(202210323035Z)。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