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效益和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还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升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加速升级传统产业并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发展。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也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根据北大法宝搜索显示，2020年以来，中央层面密集发布了10份关于企业数字化的部门规章，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支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和推广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探索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大数字技术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对推进数字技术研究和开发，加强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表现出色，逐渐成为行业领袖。同时，大量中小企业也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积极尝试探索，探索更为适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路线和策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学界，学者们也在从各个角度积极对企业数字化展开研究，不断有学术理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整体的理论架构。在知网中，以“数字化”为主题对“经济与管理科学”类文献进行检索，得到66,068篇文献。其中，研究“数字化转型”的文献高达7,092篇。然而，当前学界和业界对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标准现状是复杂的，因为数字化转型不仅包括硬件设备和技术手段，也涉及到管理创新和组织文化的变革。因此，数字化转型衡量标准不仅需要考虑技术指标的数据，还需要详细了解企业变革的过程和效果。在当前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明确衡量标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确衡量标准有助于企业在变革过程中充分把握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关系，判断转型方向和策略是否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更好地跟进和掌握变革的效果，促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落地。基于此，本文梳理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的测量方法，结合政府和业界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数字化水平指标模型，对数据来源、测量维度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展开分析和总结，以期对后续研究中数字化转型测量方法的选择和优化提供思路。
2. 数字化转型的定义
数字化转型是当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话题，它涉及到企业通过引进数字技术实现生产、管理和销售等各个层面的数字化，推动企业业务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变革和商业模式重构，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表现为数字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一种社会趋势和过程状态 [1] [2] 。国外学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较早。Tiwana等(2010)认为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通过投入大量资金引进数字技术，以应对不确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波动 [3] 。Vial (2019)将数字化转型描述为一个过程，该过程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威胁而在公司的战略和运营产生变化 [4] 。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过程和新技术采用所涉及的一系列变化，Jorge等(2022) [5] 认为这一变化有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利用新技术来响应新的业务和客户需求，这一部分更具有灵活性和实验性；另一种则是针对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的管理和升级，这部分则较为传统和缓慢。学者们还从不同视角对数字化转型进行研究。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被视为一种利用数字技术对抗或创造颠覆的工具，行业进入壁垒因此降低，企业的价值主张需要被重新制定，数字和实体产品会在市场上共存 [6] [7] 。Warner和Wäge [8] 从战略更新角度出发，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战略更新过程，利用数字技术进步更新或取代组织商业模式、协作方法和文化。Gurbaxani & Dunkl [9] 从创新角度出发，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创新过程，通过重塑企业愿景、战略、组织结构、流程、能力和文化，以适应高度变化的数字环境。在国内，杨书燕等 [10] 从“基础与手段–过程–目的”角度出发，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改进业务流程、增强客户体验或创建新的商业模式，以改进价值创造方式，提升企业效益。甚至失败。朱秀梅和林晓玥 [11] 从主体、工具、类型、关键和结果五个方面出发，将数字化转型界定为：企业结合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等数字技术，进行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的全面协同转型，最终改进业务建立竞争优势，并产生生态、产业和社会效应的过程。梳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发现，尽管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都包含以下三个组成部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即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如改进业务流程、创建新的商业模式等)和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或作用。本文采用吴江等 [12] 的方法，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通过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的组合，重构产品和服务、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和合作模式，旨在更有效地设计企业商业活动的过程，从而帮助企业创造和获取更多价值。
3. 数字化转型的测量
浏览文献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问卷调查法、文本分析法和数字化项目投资额作代理变量法。本文基于对三类测量方法的梳理，结合政府和业界有代表性的数字化水平指标模型，对数据来源、测量维度和计算方法展开细致分析。
3.1. 问卷调查法
如表1所示，在问卷调查法中，学者们大都关注到了数字化的应用这一角度。池毛毛等(2020) [13] 、卢艳秋等(2021) [14] 和李立威等(2023) [15] 都是基于数字化应用视角将数字化转型细分为多个子维度，并根据这些子维度设计问卷题项、衡量数字化水平。其中，李立威等(2023)从价值链环节的角度，将数字化转型分为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八个维度，以企业在8个关键价值链环节中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情况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 [15] 。也有研究将数字化应用作为衡量数字化转型的维度之一进行研究，杨震宁等(2021) [16] 认为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化技术水平和数字化应用范围两个维度；李玲和陶厚永(2023) [17] 从数字化导向、数字化组织准备、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能力四个维度衡量数字化转型。Zeya He等(2022)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化强度和转型管理强度，其中数字化强度指的是“对技术支持计划的投资，以改变公司客户参与、内部运营甚至商业模式的运作方式”，转型管理强度表示“推动组织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领导能力” [18] 。在样本选取上，有研究聚焦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如池毛毛等(2020)关注湖北全省中小医疗器械制造企业，李立威等(2023)选取北京88家典型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研究，Zeya He等(2022)调查中小型服务企业；也有学者对全国范围内各行业的企业进行一般性研究，如杨震宁等(2021)运用2020年1月~3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企业经营状况和创新活动调查数据，该调查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的企业 [16] 。调查问卷多由能够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填写，Zeya He等(2022)则从在线参与者招聘小组Prolific中招募美国中小型服务企业担任雇员的参与者。问卷中的代表题项有“我们推出了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商业模式”“我们使用分析来做出更好的运营决策”“我们通过数字渠道来营销和分销产品和服务”“公司正在投资必要的数字技能”和“高管对公司数字化未来有变革性愿景”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上研究多选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或线上的方式发放和收集问卷。
Table 1. Digital measurement in questionnaire survey
表1. 问卷调查法中的数字化测量
3.2.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中，数字技术、商业模式和信息通信是被普遍关注的数字化维度。在构建数字化词库时，现有研究基于代表性企业年报 [1] [19] 、政府工作文件 [20] [21] 、数字化主题经典文献 [21] 和搜狗细胞词库 [22] (见表2)。在衡量指标的计算方法上，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考虑到企业生存环境的动态性和竞争性，用企业年报中关键词词频与当年同行业全部企业同一维度关键词出现总量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 [1] 。袁淳等(2021)采用企业数字化相关词汇频数总和除以年报MD&A语段长度测量数字化转型，但由于作者在数字化词库构建时选取的是词频大于等于5次的企业数字化相关词，忽视了词频较小的数字化特征词的价值，因而该指标可能低估了一些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赵宸宇等(2021)在划分数字化维度并进行词频统计的基础上，考虑到数字化相关词汇使用语境问题和数字化转型完成后数字化相关词汇披露减少的问题，分别采用专家打分法和设置指标最大值之后年份的样本值为最大值的方法，得到不同计算方法下的多个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样本选择上，以上研究均选取涵盖众多行业的企业样本，因此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行业普遍性。
Table 2. Measure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ext analysis
表2. 文本分析法中数字化转型测量
3.3. 数字化项目投资额作代理变量法
如表3所示，在以数字化项目投资额作代理变量测度数字化转型的文章中，作者主要使用年报中无形资产项目投资额或具体某数字化项目投资额作代理变量。何帆和刘红霞(2019)根据企业年报与临时公告分析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判断企业当年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设置“0~1”虚拟变量来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 [23] 。但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是一种增量改进，这种测度方法未能反映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祁怀锦，曹修琴和刘艳霞(2020)基于何帆和刘红霞(2019)的研究，以上市公司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经济相关项目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及每年的变化程度作为代理变量 [24] ，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刘淑春等(2021)采用我国第一个“两化”融合国家示范区内1950家工业企业连续5年(2015~2019年)的跟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分别选取ERP投资量(erpinvm)、MES/DCS投资量(mesinvm)、PLM投资量(plminvm)作为代理变量 [25] 。从以上代表性文献可以看出，这一方法聚焦某一具体的数字化项目发展，具有简洁直观的优势。
Table 3. Digital project investment as proxy variable method
表3. 数字化项目投资额作代理变量法
3.4. 政府和业界的评价指标
学界主要采用以上的三类方法测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在政府和业界也有较成熟的数字化转型测量指标，这些测量方法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因此，本文选取我国政府和2家国际国内权威的技术咨询公司建立的指标模型进行分析。
梳理发现，这三个指标模型明显具有多层级的特点：“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见图1)是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在2022年10月发布的企业数字化测量指标，该指标构建了基于四大维度的三级指标体系，各级指标按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在2018年构建了“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模型”(见图2)，该模型对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建立四级评估体系，数据由上至下逐级加总平均。华为提出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ODMM (见表4)将企业的数字化成熟度评估划分为4个层次，6个评估维度，18个评估子维度和174个评估指标，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根据企业的数字化成熟度与其期望的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来确定数字化成熟度得分，从而为企业的数字化改进方向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这些复杂的多级指标体系更加全面细致地把握了企业数字化实践的要求，因而在反映企业数字化水平上更加科学准确。
Figure 1. SME digital level evaluation mode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图1. 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测评模型(制造业)
Figure 2. Chines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dex model (image from Accenture China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dex)
图2. 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模型”(图片来自《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
Table 4. “Digital Maturity Model” ODMM
表4. 华为“数字化成熟度模型”ODMM
4. 总结
根据对代表性文献的分析，结合政府和业界构建的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本文认为三种数字化转型测量方法各有优势，在后续研究选用上也都存在着需要关注的问题：使用问卷调查法能够根据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设计有针对性的题项，得到更准确、更具时效性的数据，但可能因题项设计不合理、样本选择不科学或样本量不足而影响结论代表性。文本分析法是近年来人文社科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有力的研究方法，其关键是选择或构建合适的词典，这会影响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准确性。此外，使用文本分析法测度数字化转型时还要注意年报中使用数字化特征词的语境问题，比如年报中行业环境、企业数字化相关产品、未来展望等段落内容可能导致数字化词频虚高，从而影响数字化水平数据的效度。运用企业数字化项目资产数据测度数字化转型具有直观的优势，但数字化项目资产中可能存在炫耀性投资，且投资额不一定能代表投资的实际应用水平，因此，投资水平作为代理变量反映数字化转型具有充分性不足的缺陷，可能干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我国政府和两家国际技术咨询公司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全面完整和更加贴合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显著特点，其指标结构、指标权重和指标内容均对后续研究中问卷的设计和数字化词典的构建具有启发借鉴意义。